海龙屯的历史沿革

海龙屯的建筑样式及其所蕴含的防御理念，对同期以及后代的同类工事产生了深远影响，并在抗蒙战争中发挥了影响历史走向的重要作用。

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后，便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向邻境发动频繁战事，不断扩大蒙古汗国的领土。

宝庆三年(1227)，蒙古灭西夏，端平元年(1234)联宋灭金。

灭金之后，蒙古与南宋开始了正面的冲突，其所采取的由西而东迂回包抄南宋的战略，使川渝一隅成首冲之地，战事频仍。

1235至1239年间，蒙军数犯四川，杨价、杨文父子曾三度率播军北上参与战事，屡战屡胜。

淳祐二年(1242)，余玠任四川安抚制置使，主持全川防务，并张榜招贤献计。

杨文条陈“保蜀三策”称：“比年北师如蹈无人之境者，由不能御敌于门户故也。

曷移镇利阆间，经理三关，为久驻谋此上计也。

今纵未能大举，择诸路要险，建城濠以为根柢，此中计也。

下则保江自守，纵敌去来耳。”余玠伟其论，取中策(宋濂：《杨氏家传》)。

接着余玠采纳播州隐士冉琎、冉璞兄弟的具体计划，将“徙城之事，悉以任之”。

冉氏兄弟遂以合州(今重庆合川)钓鱼城为中心，沿江修筑山城10余座，“皆因山为垒，碁布星分，为诸郡治所，屯兵聚粮为必守计”(《宋史·余玠传》)。

诸城互为犄角，彼此策应，组成有效的防御体系，在后来的抗蒙战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开庆元年(1259)，蒙哥汗战死钓鱼城，这一事件，对后来的历史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

而这一切，均与播州人的积极献策并亲历其事密不可分。

《杨文神道碑》载：宝祐五年(1257)，两府节使吕文德与杨文议“置一城以为播州根本”，于是筑“龙岩新城”。

龙岩即今海龙屯，因此，一般认为海龙屯始筑于1257年。

但结合杨文早在淳祐二年即向余玠提议“建城濠以为根柢”看，海龙屯的修建似应早于1257年。

杨应龙刻于1596年的《骠骑将军示谕龙岩囤严禁碑》记：“夫龙岩囤者，乃播南形胜之地也。

吾先侯思处夷陬，不可无备，因而修之以为保障。”称海龙屯的修建，目的是防备周边的少数民族，而非为抗蒙，则其修建应较宝祐五年为早。

这些疑问，都有待考古发现来解答。

文献记载，宝祐六年(1258)正月，南宋朝廷先派吕逢年诣蜀，督办播州等地的关隘、屯栅事宜。

四月，下诏思州田应己往播州共筑关隘防御。

七月，“吕文德入播，诏京湖给银万两”(《宋史·理宗四》)。

一场官民共筑关隘，以御蒙军的运动大规模展开。

可以肯定的是，因山为城的防御理念很早便已在播州流行，是从掌播者到隐士的普遍共识，它直接影响了海龙屯、钓鱼城等山城防御体系的修建。

这一发端于播州的防御理念及其产物，在抗蒙战争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杨应龙修葺海龙屯，使之最终成为对抗明朝廷的大本营。

明清时期，“因山为垒”成为西南地区普遍的防御模式，遗留至今者仍有近千处之多。

它们都因山而建，环山有一至二道石墙，有门洞与外相通，墙内平旷处营造屋宇，其格局与海龙屯同，只是规模稍小。

在战事频仍的明清时代，它们被土司、土匪、乡绅等广泛运用，以求自保。

这些，均体现了较早出现的海龙屯对周边地区后世军事防御体系的深远影响。

海龙屯是中国唐宋羁縻之制和元明土司制度的产物，它见证了我国少数民族政策由羁縻之制到土司制度再到“改土归流”的演变；这里是著名的“平播之役”的主战场，它见证了杨氏家族统领下播州的辉煌与覆灭

唐末，播州为南诏所陷，僖宗乾符三年((876)，杨端应募入播。

“杨端，其先太原人，仕越之会稽，遂为其郡望族。

后寓家京兆。

唐末南诏叛，陷播州，久弗能平。

僖宗乾符三年，下诏募骁勇士将兵讨之……(端)上疏请行，上慰而遣之……蛮出寇，端出奇兵击之，大败。

寻纳款结盟而退。

唐祚移于后梁，端感愤发疾，卒。

子孙遂家于播”(明宋濂《杨氏家传》)。

直至明万历播州宣慰使杨应龙举兵反明，朝廷急调24万大军分八路进发，于次年攻破海龙屯，平定播州。

万历二十九年，播州“改土归流”，以其地分设遵义、平越二府，一隶四川，一属贵州。

从此，杨氏退出播州的历史舞台。

自唐末至明末，从杨端到杨应龙，传27代30人，杨氏统领播州达725年，名为外臣，实为一独立政权。

西南夷族之大，盖自汉之夜郎，唐宋之南诏、大理外，无出其右者(谭其骧《播州杨保考》)。

杨氏统领播州的数百年间，恰是中国少数民族制度由羁縻之制到土司制度再到改土归流的流变之际，羁縻之制和土司制度在一定历史阶段，促进了民族地区社会的发展。

世袭统领播州的杨氏，能“累世恪守忠节”(《杨文神道碑》)，与中央朝廷保持一致，因而得到了宽松的发展空间，并采取各种积极措施，客观上促进了播州经济、文化的发展，并为明清时期遵义地域文化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海龙屯、杨粲墓等一批杨氏遗存，正是播州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实物见证。

但随着时间推移，土司制度的弊端逐渐显现，加之末代土司杨应龙的种种不端，杨氏遂成为明朝廷翦伯灭对象，一场惨烈的旷日持久的血战在海龙屯上演。

清魏源《圣武记》中称：“明代播州、蔺州、水西、麓川皆勤大军数十万，殚天下力而后产平之。”这四次大的战争，尤以“平播之役”最为典型。

万历二十八年(1600)二月，总督李化龙率八路大军平播，四月中旬会师海龙屯，一场血雨腥风的大战就此展开。

屯外，20余万官军筑起长围，轮番攻占，昼夜不息；屯内，数万军民背水一战。

据研究，一批俘虏的日本炮兵及日本火炮也参与了平播之役；而播军只有标枪、弩箭、滚木、檑石等武器；明军在武器方面占据了绝对优势。

火器的使用也成为西南地区改土归流得以实现的重要技术保障。

六月六日，明军攻破海龙屯，杨应龙自缢，杨氏对播州的统治随之灰飞烟灭。

平播之役自二月二日出兵至六月六日结束，历时114天，双方共投入兵力达数十万之众，生擒播军1124人，斩首22687颗，虏获家属5539人，招降播民126211人，夺取马牛767头，明军大获全胜。

播州被“改土归流”，对中国西南政治版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加快了明代国家化的历史进程。

海龙屯是山地建筑的杰出典范，蕴藏着深邃的军事防御理念，它至今完整而真实地保存着明末废弃时的格局

海龙屯因山取势，建于陡绝的险峰之上，《明史·李化龙传》称其“于诸险中为最”。

它由外围的防御性工事如城墙、关隘、望台，以及城内的新、老王宫、“水牢”、“金银库”、军营、校场坝等组成，是集防御性工事和“宫殿”于一体的中世纪土司城堡。

遗址南北侧临渊而立的5000米城墙保存完整，其内侧的16处望台遗址、环屯马道等尚有迹可循。

东西两侧的飞虎、飞龙、朝天、飞凤、后关、西关、万安诸关隘尚存雄伟之势。

城内建筑已毁于万历年间的战火，但基础尚在。

其石质基础或裸露地表，或掩于土下，格局清晰。

以海龙屯为中心的军事防御体系总体规划上呈现出关堡星布、以点控面、纵深防御的特点。

整个防御体系由16关2城3堡构成3条防线，每个独立的关以及城堡都控扼周围一定的空间，3条防线由外围到中心构成了层层耗歼，逐次阻敌，长达60余公里的纵深防御阵地：一线由娄山关、三渡关、上渡关、老君关、乌江关、河渡关、黄滩关、崖门关、落濛关等组成打击敌人的警戒阵地，迫使敌人提前展开攻击队形；二线由养马城、养鸡城、海云屯、龙爪屯等组成中间拦阻阵地，使敌人炮火难以直接抵达核心阵地；三线是由铁柱关、铜柱关、飞虎关、飞龙关、朝天关、太平关以及万安关、城墙等设施构成的海龙囤核心阵地，是主力决战阵地，也是最后一道屏障。

海龙屯是关堡相结合的山城体系；它充分利用地形，又融入地形；它是将山体作为防御体系的组成要素，攻防结合、寓攻于防，层层设关，关关相卫，唇齿相依的防御体系。

因此，海龙屯是山地军事攻防建筑的杰出典范，充分反映了文化与生态环境的完美交融。

为规范屯内管理，杨应龙曾于万历年间勒石警示，《骠骑将军示谕龙岩囤严禁碑》碑遗留至今，铭文对上下海龙屯作了严格的规定，从中可知屯内管理机构(总管厅)、常驻人口(竟有住囤医生)及主要来往人员(运送口粮邦户、工匠)等，信息十分丰富，是今日探知屯内格局的重要实物资料。

海龙屯是以维护国家利益为目的而营建的军事防御体系，却在最后成为“家”“国”对抗的主战场。

两千里疆土上，“家”与“国”的情势不期然转换：

四川等处提刑按察司按察使张悌在《平播全书叙》中赞扬“平播之役”说：“出师才百十四日，辟两郡二千里封疆，奏二百余年所未得志于西南夷盛事”，大有扬眉吐气之快。

平播后，播地被一分为二，遵义府属四川，平越府属贵州，唐末杨端取播于南诏而世守其土725年的历史戛然而止。

“改土归流”，实质上是“易家入国”，“家”与“国”的情势因此骤然改变。

杨应龙的祖先们深谙平衡之道，能正确处理“家”“国”关系，因此能世有播土达20多代700余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国家需要的时候，杨氏往往能挺身而出，积极捍卫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自杨端入播以来，“杨氏居播十三传，至粲始大”(《杨氏家传》)，考古发现的杨粲墓确系已知的杨氏墓葬中的最宏伟者。

粲曾作《家训》十条，第一条便是“尽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