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强调研究中国的现实斗争内容，还强调学习和研究中华民族的历史特别是中国近百年的历史，继承优秀传统文化，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第一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

优秀传统文化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渊源

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考察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首先不能不研究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他从小就酷爱中国传统文化，博览群书，涉猎面极广，不仅用心攻读过“四书”、“五经”等经典古籍，还读了从先秦诸子到明清思想家的著作，以及浩瀚的二十四史和近代时政著作，奠定了他谙熟传统文化的深厚根基。

还在长沙求学期间，他写过一篇论商鞅变法的作文，老师称赞他“才气过人，前途不可限量”，“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

他还精通古代诗词，特别喜欢《楚辞》、唐诗、宋词和元曲，不少诗词曲赋能背诵。

对历代古文和古典小说，还有笔记小说和其他有知识性和趣味性的杂书，他不仅广为博览，还能对许多名著娓娓道来，提出自己的见解。

他既是有特立独行思想的大革命家，也是博古览今的大学问家。

毛泽东作为成熟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深深懂得中国共产党人既应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又须担当中华文明的传人。

他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一个重要任务。

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

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不应当割断历史。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用以帮助指导当前的伟大革命运动。

1943年整风期间，中共中央指出：“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作为整风运动成果的毛泽东思想，自然具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毛泽东攻读过的古代经典文化，特别是历史上的军事、哲学、政治、经济、文化和伦理等思想，都在他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著作中打上了深刻烙印。

从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传统和毛泽东思想作为党成熟后第一代领导的集体智慧看，也都很注重继承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等都有极其深厚的“国学”修养，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时就在探寻如何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

在参与创立毛泽东思想的那一代领导人中，无一不是熟读中国传统文化书籍接受启蒙教育的。

他们既深受中国传统文化进步思想的熏陶，又与时俱进地接受了外来的科学与民主的新思潮，以国家兴亡为己任，胸怀救国济世的远大抱负，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中去。

他们在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中努力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毛泽东思想的创立、丰富和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比如，刘少奇作为党的卓越理论家，其《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著作，没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是写不出来的。

他在党的七大作的《论党》报告，就是从纵览中华民族5000年历史的高度，来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意义的。

他认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

周恩来在长期的统战工作和外交活动中，既坚持原则又求同存异，既灵活处世又和而不同，强调服人以理、待友以诚、立言以信，闪烁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光，丰富了毛泽东思想的统战理论和外交理论。

朱德出身行武，但小时读过私塾，且在戎事之余爱读史籍、谈诗论文，将积累的丰富实战经验作理论的概括，丰富了毛泽东思想的武装斗争理论。

其他一些老一辈革命家对毛泽东思想的贡献，也深透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

优秀传统文化使毛泽东思想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形式

正因为毛泽东思想的创立者们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具有鲜明特色的民族形式。

这个民族形式不是“克隆”传统文化，而是通过批判地继承而获得。

这个民族形式，就是毛泽东说的，“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毛泽东的许多著作，在形成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创造民族形式方面，为我们党树立了榜样。

毛泽东运用优秀传统文化说明的问题和展现的民族形式异常丰富、多姿多彩。

这里主要说明他怎样赋予古代成语和历史典故以革命内容，或以言简意赅的语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与时俱进的表述，或以生动的文学比喻来宣传群众、说明革命道理，而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特色。

（一）赋予古代成语和历史典故以革命内容，使其具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鲜明特色。

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莫过于人们广为熟悉的成语“实事求是”。

东汉班固的《汉书》讲“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其意是说做学问要注重事实根据，才能得出正确结论。

毛泽东非常重视这个思想，在抗战期间多次引用这个成语，赋予新意，讲共产党的思想作风、思想方法和思想路线。

他先是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用它来阐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义。

他说：“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

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因此，他强调科学的态度是“主张实事求是”。

在目前公开发表的毛泽东文献中，这是比较早地使用成语“实事求是”来论述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通过总结中国革命胜利与失败的经验教训，进一步用“实事求是”来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谛。

他指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

‘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

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这里对“实事求是”注入了新的内涵。

从此，中国共产党人就以“实事求是”的新界定，作为对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中国化、通俗化的表述。

邓小平十分重视并高度评价“实事求是”这一宝贵思想遗产和精神资源。

他不仅认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还指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

毛泽东同志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到底，就是靠这个。”这样，“实事求是”这个古代成语就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词语。

（二）以言简意赅、通俗易懂的语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与时俱进的表述，使其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突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重要特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就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要求，也可以说时代化寓于中国化之中。

毛泽东以言简意赅、通俗易懂的语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与时俱进的表述这一特点，散见于他的许多著作。

比如，他在1930年的《反对本本主义》中，尖锐地批评了党内和红军中存在的教条主义思想，指出：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丝毫不存在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

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确立“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他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的《论新阶段》报告中继续指出：对待马恩列斯，“不是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而是当作行动的指南。

不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字母，而是学习他们观察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立场与方法。”“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

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

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

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这些言简意赅的语言，不仅深入浅出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理，而且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鲜活的时代气息，凸显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重要特点。

毛泽东思想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原则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而且在相结合的过程中提出了正确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的基本原则。

这主要有三条：

（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中国共产党人非常尊重自己民族的历史，热爱传统文化，但这些文化主要是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形成，既极其丰富又异常庞杂，精华和糟粕并存，有其历史的局限性。

因此，对传统文化不能不加区分地兼收并蓄。

毛泽东指出：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主要是封建文化，对封建文化一定要做具体分析：一是封建时代产生的文化，既有封建主义的东西，也有人民的、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和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二是即使是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在封建主义发生和向上发展的时期，它的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三是反封建主义的文化固然比封建主义的好，但也不能全部不加区别地利用。

还说：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

历史遗留给我们有很多好东西，也有许多毒素和糟粕。

这些糟粕对于今天的中国不仅不适用而且有害，必须抛弃。

清理古代文化遗产，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时期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立了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

改革开放以后又发展了以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代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

这样的新文化，对提高民族自信心，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批判改造，推陈出新。

对于传统文化中“民主性的精华”，也不能简单地照抄照搬，而必须经过一定改造，进行批判的继承。

毛泽东对许多典籍的新解，是成功运用马克思主义批判地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范例。

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化”中国传统文化的目的，不是对旧传统的复归，而是要创造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中国共产党要建设的新社会和新国家，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还有新文化。

这个新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所谓民族的，即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坚持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带有民族特性的革命的民族文化。

所谓科学的，即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客观真理，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文化。

所谓大众的，即是民主的，为广大工农群众服务的，并逐渐为他们所掌握的文化。

这就是说，新文化不仅有革命的内容，还要有民族的形式。

毛泽东的许多著作在创造民族形式方面，为中国共产党人开创新文风树立了榜样。

这些著作不仅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地步，而且开创了一代新的文体，成为展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风的范文。

我们至今常用的许多话语都源于毛泽东著作，许多观念和认知方式也源于作为文化形态的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创造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的高度发展。

（三）古为今用，“双百方针”。

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文化采取上述深入分析的态度，固然是其科学精神的体现，但也显示了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政党，集革命精神与科学精神于一身，对于传统文化也努力将革命性与科学性统一起来。

毛泽东指出：对于中国的优良的历史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

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化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

因此，他明确提出“古为今用”原则。

当然，对这个原则要科学理解，既不能搞实用主义的简单化，也不能搞形而上学的片面性。

“古为今用”，是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化。

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

事实上，“双百方针”提出本身，就是古为今用的绝佳体现。

毛泽东在1956年提出“双百方针”时说：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

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是说春秋战国时代，2000年以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由争论。

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

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就是提倡艺术上应有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学术上的不同学派应当自由争论。

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届党中央，都强调坚持“双百方针”，推进文化创新，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毛泽东提出的对待历史文化的基本原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正确方针。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征途中，中国共产党人不仅要继续践行这个方针，而且要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和发展这个方针，进一步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结合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放出更加灿烂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