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 植

“不自雕励、任性而行”的性格

曹植（192—232），字子建，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曹操之子，累封为陈王，谥为“思”，世称陈思王。

曹植出生于汉献帝初平三年，正当汉末天下大乱之际，曾随其父曹操转徙于军旅之中。

所谓“生乎乱、长乎军”，正概括了他幼时生活的特点。

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他不仅亲历了频繁的战乱，而且接触了广阔的社会现实。

这样的生活基础对他此后的思想和创作都具有重要的影响。

到了建安年间，曹操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当时的魏王府中网罗了许多文学之士，这对曹植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曾说：“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琏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此魏，足下高视于上京。

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

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

今悉集兹国矣。”曹操“设天网”罗致文学之士，有他的政治目的，但与此同时，也给文学的发达提供了条件。

在这样的文学环境中，曹植的才华便得到了哺育和发展。

曹植当年曾是才华山众的贵公子，经历过富贵豪华的生活：斗鸡走马，宴饮多暇。

其《斗鸡篇》有云：“游目极妙伎，清听厌宫商。

主人寂无为，众宾进乐方，长筵坐戏客，斗鸡观闲房。”《名都篇》有云：“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间。”“我归宴平乐，美酒斗十千。”李白《将进酒》所谓“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也正指出了曹植此期生活的一个侧面。

但曹植为人毕竟又与一般的豪华公子有所不同。

尽管他在一班文人政客的包围之中，斗鸡走马，但他并未完全沉溺在这样的生活之中。

他写于此期的几篇作品都颇有慷慨之气，而不是耽于佚乐的奢靡之音。

例如《赠丁仪》诗中有云：“朝云不归山，霖雨成川泽，黍稷委畴陇，农夫安所获！在贵多忘贱，为恩谁能博？狐白足御冬，焉念无衣客！”《梁甫行》有云：“八方各异气，千里殊风雨，剧哉边诲民，寄身于草墅。

妻子像禽兽，行止依林阻。

柴门何萧条，狐兔翔我宇。”这样的作品，都是突破了富贵公子的生活、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的。

他在《前录·自序》中曾说：“余少而好赋，其所尚也，雅好慷慨。”赋固如此，诗亦如之。

当然，“雅好慷慨”，乃是建安时期的一代文风，不独曹植如此。

《文心雕龙·明诗》有云：“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

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

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

此其所同也。”这就是说，“任气”、“使才”，乃建安时期各家都有的特点，亦即时代的特征。

但曹植的才华是比较突出的，他的文学造诣也是突出的。

他在这时曾经颇为曹操钟爱。

《三国志·魏书》曹植本传云：“年十岁余，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

太祖尝视其文，谓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为论，下笔成章，顾当面试，奈何倩人？’时邺铜雀台新成，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植援笔立成，可观。

太祖甚异之。”本传又云：植为人“性简易，不治威仪，舆马服饰，不尚华丽。

每进见难问，应声而对，特见宠爱。”大概正是因此之故，曹操曾有立他为太子的打算，对他曾经寄以很高的希望。

建安十六年，封他为平原侯，十七年，徙封为临葘侯。

曹操出征孙权，命他留守于邺，曾经告诫他说：“吾昔为顿邱令，年二十三。

思此时所行，无悔于今。

今汝年亦二十二矣，可不勉欤！”曹操这一番话是很不寻常的，其中似有让他益加自勉，以便将来继承王位的意思。

曹操是爱惜文才的，但作为统治者、政治家，他又是更加看中那符合政治需要的人品的。

他虽然爱惜曹植的才华，但到后来却发现了他的缺点，即曹植本传说他又“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等等。

如果作为一个诗人，这不能算是什么缺点；但若作为王位的继承人，这就很不符合政治需要。

既有这样的缺点，纵使没有曹丕“以术相倾”，曹操也未必再考虑立他为太子了，何况史称曹丕能够“御之以术，矫情自饰”，致使“左右宫人并为之说”呢？曹操最后确立曹丕，而曹植终于失宠，这是势有必至、理有必然的。

曹植一生，颇有政治抱负，但缺乏政治头脑。

因此，当曹丕已经立为太子而自己失掉故宠之时，尚不觉悟，仍然“不自雕励”。

例如建安二十二年，他曾私自“乘车行弛道中，开司马门出”。

这是违反王法的“任性而行”。

曹操因此大怒，下令有云：“始者谓子建，儿中最可定大事”，“自临葘侯植私出，开司马门至金门，令吾异目视此儿矣”。

这就不仅认为曹植不能继承王位，而且彻底改变了原来对他的看法。

曹操是个真正无情的政治家，为了政治的需要，不顾父子之情。

他这时虽然没有贬斥曹植，却杀了曹植的一个亲信人物杨修。

曹植本传云：“太祖既虑终始之变，以杨修颇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于是以罪诛修。

植益内不自安。”杀掉杨修，等于除去曹植的一个智囊。

曹植所受的震动不小。

曹植这时可以说已经失去曹操的信任了，但本传又载有建安二十四年曹仁为关羽所围，曹操以植为南中郎将、行征虏将军，派他去救曹仁一事。

且谓曹操传呼曹植，“有所敕戒”，而“植醉不能受命”，于是曹操“悔而罢之”云云。

这件事情如果属实，大概恰可作为曹植“饮酒不节”的注脚。

但裴注引《魏氏春秋》曰：“植将行，太子饮焉，逼而醉之。

王召植，植不能受王命，故王怒也。”由此看来，曹植之醉，又非由于自己“饮酒不节”，而是中了曹丕之计。

《魏氏春秋》所载，当然也不是完全可据的。

但由此却可推知，所谓曹植“饮酒不节”者，亦未必全属事实。

曹植有《酒赋》一文，假借矫俗先生之言曰：“若耽于觞酌，流情纵逸，先王所禁，君子所斥。”丁晏据此申论云：“《酒赋》结朋正旨，垂戒至深，子建岂沉湎于酒者哉！”

如果不是沉湎于酒，而被曹丕“逼而醉之”，这就更可说明曹植政治上实在缺乏警惕，头脑太不清醒。

这样的人，在政治斗争中，是注定要失败的。

“苍蝇间白黑，谗巧令亲疏”的遭遇

曹植在政治上受到更大的挫折，是在曹丕继承王位之后。

曹植本传载：“文帝即王位，诛丁仪、丁廙，植与诸侯并就国。”这是继曹操杀害杨修之后，曹丕进一步剪除曹植的亲信党羽。

这对曹植是一次更沉重的打击。

面临这样的打击，曹植实有不可明言之痛，他写了一篇《野田黄雀行》寄寓自己的哀思。

曹丕继承王位不久，于延康元年（220）十月，又迫使献帝禅让，自己取而代之，是为文帝。

他这时身为帝王，对于曹植便实行了进一步的迫害。

曹植本传载：“黄初二年，监国谒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胁使者。

有司请治罪，帝以太后故，贬爵安乡侯。”诏书有云：“植，朕之同母弟，朕于天下无所不容，而况植乎？骨肉之亲，舍而不诛，其改封植。”这一年便改封曹植为鄄城侯。

曹植这时有《谢初封安乡侯表》，其中有云：“臣抱罪即道，忧惶恐怖，不知刑罪当所限齐。

陛下哀悯臣身，不听有司所执，待之过厚，即日于延津受安乡侯印绶。

奉诏之日，且惧且悲。”从这样的言辞看来，曹植此时的处境和心境已经和过去大不相同了。

灌均承风希指，枉加之罪，他对此竟无所申辩，而诚惶诚恐，感恩称谢。

由此可知，曹植这个“任性而行”的人，到这时已经颇知戒惧了。

黄初三年（222），植又封为鄄城王，四年，徙封雍丘王。

其年朝京师。

曹植这时又有《封鄄城王谢表》，继续表示认罪，说自己“狂悖发露，始干天宪，自分放弃，抱罪终身”，“不悟圣恩，爵以非望，枯木生叶，白骨更肉，非臣罪戾，所当宜蒙”。

“奉诏之日，悲喜参至。”曹植本来无罪，而竟如此认罪，则当时刑宪之严酷，曹植处境之险恶，也就可想而知。

黄初四年，曹植曾与诸侯王被召同朝京师，会节气。

这时他又上有《责躬》诗，继续检讨罪过。

其上表有云：“臣自抱衅归藩，刻肌刻骨，追思罪戾，昼分而食，夜分而寝。”谓“天网不可重罹，圣恩难可再恃。”称曹丕“德象天地，恩隆父母。”于是“不胜犬马恋主之情”，拜表献诗。

辞之凄惋，无以复加了。

史称“帝嘉其辞义，优诏答勉之。”

大概正是由于如此恭逊，终于曹丕在位之年，曹植竟得苟全了性命。

但在这期间，曹植虽得苟全性命，内心却是十分痛苦的。

特别是当诸侯王朝京师而后归藩之际，曹章暴卒，死于非命；而曹植与曹彪同路东归，又遭到有司干预，这使他气愤填膺，形于文字。

《赠白马王彪》一诗便抒发了难以掩抑的情感。

此诗有序云：“黄初四年五月，白马王、任城王与余俱朝京师，会节气，到洛阳，任城王薨；至七月，与白马王还国，后有司以二王归藩，道路宜异宿止，意每恨之。

盖以大别在数日，是用自剖，与王辞焉，愤而成篇。”此诗对于任城王之死别、白马王之生离，表示了极大的怨忿。

诗中有云：“鸱枭鸣衡杌，豺狼当路衢，苍蝇间白黑，谗巧令亲疏。”这里对于有司进行了愤怒的指斥，但对于那最高统治者曹丕似仍有所保留，“谗巧令亲疏”，说得相当含蓄。

在这期间，曹植还写了一篇《洛神赋》。

这是写得更加含蓄深婉的作品。

此赋有序云：“黄初三年，余朝京师，还济洛川。

古人有言：洛水之神名曰宓妃。

感宋玉对楚王说神女之事，遂作斯赋。”丁晏据此申论云：“序明云拟宋玉神女为赋，寄心君王，托之宓妃，《洛神》犹屈宋之志也。

而俗说乃诬为感甄，岂不谬哉！”现在看来，曹植在黄初年间自洛还国，心绪极恶，确有屈原放逐之悲，其赋《洛神》，亦实有《离骚》托之宓妃佚女之意。

世传感甄为赋，恐非其实。

丁晏申论，似有道理。

不仅《洛神》如此，曹植另外几个赋篇无不如此。

例如《九愁赋》云：“恨时王之谬听，受奸枉之虚辞，扬天威以临下，忽放臣而不疑。”“俗参差而不齐，岂毁誉之可同，竞昏瞀以营私，害予身之奉公。”《九咏》云：“民生期于必死，何自苦以终身，宁作清水之沉泥，不为浊路之飞尘。”《蝉赋》云：“实澹泊而寡欲兮，独怡乐而长吟。

声皦皦而弥厉兮，似贞士之介心。”《鹦鹉赋》云：“岂余身之足惜，怜众雏之未飞。”《离缴雁赋》云：“怜孤雁之偏特兮，情惆焉而内伤。”如此等等，都是骚人之遗。

只是《洛神》一赋，写得幽而不露，难于索解；加以行文婉而多姿，正如《前录·自序》所说的“摛藻也如春葩”。

于是说诗者遂不免以辞害意，坐实以感甄一事。

其实，只要细吟篇末所云“虽潜处于太阴，长寄心于君王”诸语，仍是不难索解的。

“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的幻想

黄初七年，文帝曹丕死，曹睿继位，是为明帝。

改元太和。

太和元年，曹植徙封浚仪；二年，复还雍丘。

曹睿虽然仍旧推行曹丕对待诸侯王的既定政策，但多少有些缓和。

其对待曹植，也有一些宽大的姿态。

有一件事可以说明问题，即《明帝纪》裴注引《魏略》说曹睿亲征之时，京师讹言，有云帝已崩、从驾群臣迎立雍丘王云云，而曹睿对此，竟不加究问。

若在曹丕，对于此事，是必追查的。

倘一追查，则曹植当为祸首，恐是不能或免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曹植的处境相当危险。

虽然曹睿暂不究问，却也难免把他看作危险之源。

为曹植计，他在这时应该更加收敛，尽力韬晦，以自保全。

但曹植实在缺乏政治头脑，就在这样的时刻，他却上了一篇《求自试表》。

表中大讲“古之受爵禄者”，“皆以功勋济国，辅世惠民”，而自己却“无德可述，无功可纪”。

因此，希望得到一个军职，以便效忠疆场，为国立功。

他说：

窃不自量，志在授命，庶立毛发之功，以报所受之恩。

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诏，效臣锥刀之用，使得西属大将军，当一校之队；若东属大司马，统偏师之任，必乘危蹈险，骋舟奋骊，突刃触锋，为士卒先。

……必效须臾之捷，以灭终身之愧。

使名挂史笔，事列朝荣。

虽身分蜀境，首悬吴阙，犹生之年也。

如微才弗试，没世无闻，徒荣其躯而丰其体，生无益于事，死无损于数，虚荷上位，而忝重禄，禽息鸟视，终于白首，此固圈牢之养物、非臣之所志也。

这样的言辞是相当激切、这样的感情也是相当诚挚的。

曹植在这里表白的建功立业之心，本来可能遭到曹睿的疑忌，但也许因为他是发于至诚，毫无虚饰，所以此表上后，曹睿对他依旧优容。

太和三年，他又得徙封东阿。

在这期间，曹植的处境比前时有所改善，他的心情也有些好转。

虽然不再“任性而行”，但说话却比较随便了。

太和五年，在《求通亲亲表》中，曹植继续请求任用，为国建功。

话说得更加激切。

他甚至说：

臣伏自惟省，岂无锥刀之用！及观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为异姓，窃自料度，不后于朝士矣。

这话是说得不错的，像他这样的人材，如果身为异姓，确实可被重用；但正是因为不是“异姓”，所以才不能“拔授”。

此中道理，曹植似乎并不真懂。

严防同姓篡权，这是曹魏政权片面地接受了前朝的经验教训而定的决策。

在历代的统治者中，这样的片面性都是不可避免的。

曹植徒见其然而未识其所以然，所以如此絮絮多言。

《陈审举表》也是曹植此时写的一篇重要的文章，其中有这样的话：

臣生乎乱，长乎军，又数承教于武皇帝，伏见行师用兵之要，不必取孙吴而?与之合，窃窥之于心。

常愿得一奉朝觐，排金门，蹈玉陛，列有职之臣，赐须臾之间，使臣得一散所怀，摅舒蕴积，死不恨矣。

这一段话说得更加随便了。

作为诸侯王，最好是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才使在上者放心。

而曹植竟说自己熟知兵法，“行师用兵之要”，能与孙吴?合。

不但不自韬晦，反而露才扬己。

这正是他以前曾说的“道家之明忌”，他这时竟明知而犯之。

但曹植这时如此放言无忌，居然未遭杀身之祸，这不能不说曹睿为人确比曹丕温厚，对于诸侯王的政策也确实比较温和。

在这篇《陈审举表》中还有一段文字值得注意：

夫能使天下倾耳注目者，当权者是矣。

故谋能移主，威能慑下，豪右执政，不在亲戚。

权之所在，虽疏必重；势之所去，虽亲必轻。

盖取齐者田族，非吕宗也；分晋者赵魏，非姬姓也。

惟陛下察之。

苟吉专其位、凶离其患者，异姓之臣也；欲国之安、祈家之贵、存共其荣、没同其祸者，公族之臣也。

今反公族疏而异姓亲，臣窃惑焉。

站在“公族”的立场，曹植这话是说得中肯的。

从当时曹魏政权面临的局势看，这话也是说得适时的。

曹植在宫廷的政治斗争中虽然缺乏政治头脑；而对于“豪右执政”，对于异姓“当权”，却很有政治眼光。

没过几年，曹魏政权即为异姓所代，他的这一番话可以说是不幸而言中了。

但可惜的是，曹睿当时对于这一番话似乎并未重视，只是“优文答报”而已。

与此同时，曹植还曾要求“别见独谈，论及时政，幸冀试用”，而“终不能得”。

于是“怅然绝望”，怀忧而死。

“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的命运

曹植一生所志，本来是要“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而不“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的。

但现在看来，他的勋绩，却仍在翰墨、辞赋之中。

当汉魏之际，他是个才华特出的作者，诗赋杂文都达到了当代的最高成就，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为一个贵公子，达到这样高的文学造诣，是不容易的。

这不仅因为天赋的才华，也不仅因为“生乎乱、长乎军”的生活经历，更重要的是因为处在名为王侯、实为囚虏的地位。

只因有了逐臣的遭遇，才写出了骚体的篇章。

丁晏誉为“古今诗人之冠，灵均以后一人而已”，虽然不免溢美，但从骚人创作的传统看来，曹植和屈原的处境确有某些相似，曹植的诗赋杂文也确有屈原作品的某些特点。

司马迁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曹植也是遭到谴黜，才写出了“愤而成篇”的作品的。

曹植卒后，景初中有诏称他“自少至终，篇籍不离于手”。

乃令“撰录植前后所著赋、颂、诗、铭、杂论凡百余篇，副藏内外。”宋人辑有《曹子建集》，今有传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