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乳名叫喜凌，这是我满20岁以后才从杨伯伯那里知道的。

杨伯伯生前是父亲生死相交、患难与共的好朋友。

初次听杨伯伯说出父亲乳名的时候，我和哥哥都笑出了眼泪，心目中那么英武的父亲怎么曾经叫过这么一个没性格的名字呢？看到我和哥哥的反映后，杨伯伯说：“你们觉得这名字可笑？傻孩子们，你爸爸这个名字在抗日战争最残酷的冀中平原，象我们这么大年纪的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啊！”

父亲出生在保定清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出生不到2个月奶奶就去世了，爷爷把弱小的父亲托付给他外婆就只身闯关东了。

1938年七、七事变之后抗日战争爆发，同年8月父亲毅然决然的投身革命队伍——八路军七分区领导下的敌后武工队，经历了冀中地区残酷的“五一”大扫荡，参加了平型关战役，与日寇在冀中平原展开了艰苦的拉锯战，有力的牵制了日本鬼子的兵力。

电影平原枪声、野火春风斗古城、地道战、地雷战等都是那个时期战争的写照。

抗日战争最残酷的时候父亲是敌后武工队的一名县大队长。

杨伯伯说，喜凌身材高大、瘦削，使两把二十响驳壳枪，部队在他的带领下就象一支飞行军，神出鬼没。

今天定县的炮楼被端了，明天一早望都的炮楼又被点燃。

甩开大步，一夜行军百八十里不成问题。

为此日本鬼子好生恼火，200块袁大头（银圆）悬赏张喜凌的人头，死、活都行！我问父亲，你这不是被通缉了吗？白天要化装才敢出门吧？父亲朗笑道：你知道什么叫人民战争吗？人民的军队在人民中间是如鱼得水，只有侵略者在这片汪洋大海中才寸步难行！老百姓再穷也没有拿八路军的命去换钱的，没有人民，靠我们的小米加步枪打不赢这场战争！

杨伯伯家是八路军的堡垒户，袁庄大战时父亲身负重伤，为把当时当连长的父亲抢下火线，牺牲了三名年轻的战士，父亲头部和双腿贯通伤全身被血浸透，当时父亲的加强连只剩下了3个人，父亲他们撤到杨伯伯家，被杨伯伯藏到堂桌后面的夹壁墙里，刚藏好追击的鬼子就到了，杨大娘将鬼子挡在当院，鬼子问：有没有八路的伤员来过！杨大娘说：没见！鬼子冲进屋里搜查，刺刀就要挑到堂桌，父亲当时紧握着枪，心想：被发现今天就“光荣”了！咱就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就在这紧要的关头鬼子发现了院子里父亲留下的血迹，喝问大娘地上的血哪儿来的？大娘说：不知道！鬼子用枪托把大娘打倒在地，举起刺刀威胁大娘，不说就捅死她。

屋里搜查的鬼子和伪军一听外面有情况全都跑了出来，在后院的杨伯伯情急中拿起用斧子咬牙剁掉了自己半截小拇指，忍着剧痛用块破布一包，跑出来说：“是我刚才劈柴伤了手，正找东西包手呢！”看着手还在滴血的杨伯伯，敌人才悻悻的撤离。

杨伯伯说，爸爸在他家养伤两个月，全村的乡亲都把自己家仅有的一点白面和鸡蛋往伯伯家送，尽管当时伯伯家很穷，父亲也没少吃大娘给他做的烙饼摊鸡蛋。

按杨伯伯的话说，最让他高兴的是两个月后又有一条好汉出现在冀中抗日前线！冀中的老百姓就是这样不止一次的救过八路军的性命。

抚着父亲大腿内侧至今仍可以放下我一个拳头的巨大伤疤，握着伯伯为父亲断指的手，心中真是百感交集！这是怎样一种友情和信赖，怎样一种支持和付出啊！

解放后杨伯伯每年都会来北京看望父亲并在我们家小住几天。

我常在深夜轻轻的走下楼梯，看着楼下客厅通明的灯光和老哥俩喝酒、聊天时发出的朗朗笑声，那是我记忆中父亲最开心的日子了。

记得前几年北京电视台请父亲做的一期“八一”建军节采访节目中,父亲曾动情的说过：抗日战争的胜利，靠的是毛主席的战略思想，靠的是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靠的是全国抗日将士的浴血奋战！这场战争的胜利，是正义的胜利！是人民的胜利！

时至垂暮之年的父亲非常怀旧，依然会常常念叨已经故去的杨伯伯。

也常常会抚摩着那枚中央军委授予他的抗日战争“独立勋章”对我说，打江山不易，守江山更难！我们把江山打下来了，交给你们，你们要好好守住我们的江山，我们的祖国啊！

每当想起这些，我的内心就会感觉到对父亲的无比抱歉。

因为我时常感到很茫然，我不知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倒退，我没有能力答应父亲守住也不知道该如何守住我们的江山，我唯一可以答应父亲的就是，在祖国需要我的时候，我一定会和他老人家一样为祖国的利益去浴血奋战、用自己的鲜血和火热的生命去报效我们的祖国和人民！

打下美国U2飞机，再立新功

美国U2高空侦察机，可飞到21000米高空，曾对新中国构成严重威胁。

1949年解放战争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清一色的陆军，逐渐分解组建了空军、海军、防空军等军兵种。

父亲于1950年编入防空司令部工作，1955年防司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1957年空、防合并撤消防空军番号，并入空军。

在我小的时候很清楚的记得，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的营区坐落在北京东南郊的龙潭湖畔，我家的楼后面（现在是光明立交桥的位置）是一大片杂草丛生的开阔地。

有一天我和小朋友们正在楼后面的沙堆上玩，突然天空中传来轰鸣的马达声，很快一架直升机飞临开阔地上空，当时我们这些孩子都还没有见过飞机，直升机在我们的注视下缓缓降落，大旋翼掀起巨大的气流，把好几个小朋友刮倒了。

突然，一个小朋友拉着我喊道：“快看！你爸爸！”果然我看到父亲等3、4个人从飞机座舱出来，其中有两个苏联人，我大声的喊着爸爸，但父亲象不认识我一样，看也没有看我一眼就乘车离开了，在这之前我已经记不清有多久没有见到过父亲了，委屈的眼泪不争气的流了下来。

我不知道当时父亲在做什么，我只知道爸爸没有任何音讯的消失了，好象不要我们和妈妈了一样。

直到1965年前后我才知道，1958年10月6日，在中国空军的序列当中出现了一支代号为"543"的神秘部队，父亲当年参与了这只神秘部队的组建，它就是中国空军第一代地空导弹部队。

史料中是这样记载的：

地空导弹在50年代是世界上非常先进的防空武器。

它诞生于40年代末期，一问世即受到各国军界的青睐。

当时只有苏联、美国、英国等少数几个国家拥有这种尖端武器。

为了保密，这些国家对地空导弹的研制装备情况一直守口如瓶。

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不久，举国上下，百废待兴。

然而，百余年来遭受外国列强肆意欺凌的历史，使新中国领导人明白这样一个道理：要想腰杆硬，就得把国防搞上去。

1956年5月26日，周恩来主持会议，决定组建国防部导弹管理局和导弹研究院。

同年8月，中国政府作出了从苏联引进导弹技术的决定。

1957年9月，分管武器装备的聂荣臻元帅亲率代表团赴莫斯科，同以别尔乌辛为首的苏联代表团谈判，历时35天，于10月15日双方达成协议。

按照协议，苏联将在火箭和航空等新技术方面向中国提供援助。

其中，在地空导弹方面，苏联答应向中国提供代号为SA－2（北约称之为萨姆－2）的地空导弹兵器。

同时，苏方将派专家组来中国帮助组建地空导弹部队，并派1个萨姆－2建制营的官兵前来教会中国空军一个营。

1958年．中国空军着手组建地空导弹部队。

由空军副司令员成钧全面负责，探照兵指挥部主任张伯华具体筹划。

很快，一道道调令飞向全国各地的雷达部队、飞行部队、高射炮部队、探照灯部队和防化学部队。

没有解释，团级干部当营职，营职干部当连职，高职低配，到一个神秘的543部队报到。

10月6日在北京郊区清河的一座礼堂里，中国第一支地空导弹营，一营宣告成立，领导班子：营长张建华（我的父亲）；政委张思聪；副营长邵殿奇、赵登龙；一连连长顾增佩；二连连长王东月；三连连长苏彦林。

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同志在一营成立大会上对第一营的干部战士说：“你们这些人是经过挑了又挑，选了又选才决定调来的，你们是空军的‘宝贝’，也是地空导弹兵的种子。

希望你们尽快地从苏联老大哥那里把先进的科学技术学到手，担负起保卫祖国领空的重任。”

司令员的这番话让父亲深知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重，为了彻底粉碎美蒋利用U-2、RB－57D型高空侦察机对新中国领空的侵犯与肆意的窥探，尽快熟练的掌握和使用地空导弹这种当时在世界上最尖端的武器装备，这是祖国和人民的厚望，是有效打击敌人，守住祖国的领空的关键！

11月19日，担任一营营长的父亲和其他21人前往满洲里秘接苏制萨姆-2地空导弹兵器。

（直至苏联单方面在1960年撕毁“10月15日协定”，中国总共从苏联进口萨姆-2型兵器5套，导弹62发。

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中国空军地空导弹部队仅靠这些武器作战。

）

11月30日，空军通知北京军区空军，南京军区空军各组建一个地空导弹营。

12月26日，北京军区空军在北京大兴县高米店组建二营，营长岳振华，政委许甫，参谋长张治国。

1959年1月18日，南京军区空军在江苏省徐州组建三营，营长杜先照，政委尼特，参谋长汪林。

此后，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驰骋中华大地，四处击落敌高空侦察机的，主要靠这三个营。

1959年初，根据"10月15日协定"，地空导弹第一营在北京郊区开始接受以斯廖斯基营长为首的苏联专家的训练。

训练采用一教一方式，营长教营长，连长教连长，技师教技师，操纵员教操纵员。

后来，经苏联方面同意，二营、三营的营、连干部也参加旁听。

为防止技术外泄，苏联方面也提出了严格的保密要求。

听课的学员每人发给四五个证件。

进大门要证件，进课堂要证件，进发射场要证件，领保密本也要证件。

各专业之间不能互相打听，课堂记的笔记、教材一律不准带出课堂，学员只能空手进出课堂。

课后想消化课上教授的内容，全凭记忆。

过于苛刻的纪律逼得学员们想出了一种笨办法：上课时每个人集中精力牢记一部分内容，下课后大家凑到一起再互相交流。

转眼4个月的训练结束了。

苏联专家对中国学员进行了严格的基础理论和实际操作考核。

这群从中国空军几十万人马中挑选出来的"精英"们也真争气，取得了平均优秀的好成绩。

这么短的时间就熟练地掌握了萨姆－2技术，着实让苏联专家们大吃一惊。

不过，更让苏联专家吃惊的事是发生在1959年9月19日。

这一天，由苏联专家协助，中国空军地空导弹第一营在宁夏某地的一片荒滩上进行实弹射击。

9时40分，1架飞机在8000米高空飞临靶场投下一具伞靶。

9时50分，飞机退出靶场。

随着一营营长张建华的一声令下，3枚萨姆－2如离弦之箭，吐着火舌拔地而起。

只见萨姆－2在空中划出一道道漂亮的白色弧线直奔目标飞去。

萨姆－2终于与伞靶汇聚到一起。

只听"轰"的一声，伞靶被炸得四处飞散。

“打中了！打中了！”地面一片欢腾。

实弹射击完毕，苏联专家得出结论：中国人已熟练掌握了萨姆－2发射技术。

于是斯廖斯基率领自己的1营人马打道回府，撤回苏联国内。”

每当看到史料中这些记载，我总会为父亲对中国地空导弹事业所付出的艰辛而感动。

父亲告诉过我，为了勘察导弹阵地他曾每天驱车数百公里驰骋在渺无人烟的茫茫戈壁，一天下来回到营地常需要挖个土坑，把双手放在土坑里释放掉身上的静电，才能正常的吃饭休息。

在云南的百万大山中，热带雨林的潮湿和瘴气让那些出生在北方的军人难以适应，疾患无穷，严重的疟疾，让被反复寒战、高烧折磨中的父亲多么渴望亲情。

勘阵地乘飞机飞越秦岭山脉，突遇强大的气流，飞机颠簸的快要散了架，父亲和所有的人一样没有遗嘱，只有一个信念，就是为导弹事业而死，在所不辞！不知有多少年妈妈的病床前看不到父亲的身影，总是由我和哥哥送病重的妈妈到医院。

我们的学习父亲也从来顾不上管，甚至我们考什么学校也听不到来自父亲的建议……

正象报告文学《飞鸣镝》中所说的那样；“当年在地空导弹部队战斗工作过的干部战士，是党和人民的一群优秀的男儿。

十年间，他们上不告父母，中不告妻子，下不告儿女；隐姓埋名，蹲山沟，走戈壁，住帐篷；酷暑五下江南，严冬六进西北。

他们有父母不能尽孝，有妻子不能团聚，有儿女不能施教，舍弃一切个人问题，不屈不挠，英勇顽强，一心一意打击敌人，保卫国家领空的安全。”

目前电视上（包括凤凰卫视）在宣传这件事时，是拿二营营长岳振华作典型，大概二营打下的U2最多。

岳叔叔他们的二营驻防福建江西一带，我父亲的一营是驻防北京，保卫首都的安全，当时台湾入侵的飞机多在福建江西这一带活动，岳叔叔因此成为战斗英雄。

他们二营U2打的最多。

也是不能老让他们飞到北京附近，还是早消灭最好。

我的父亲以及老一辈的地空导弹兵在与美蒋U-2和RB－57D型高空侦察机的作战中熟练运用萨姆—2频繁击落入侵的敌机，打出了军威，打出了国威，令当时的国际军事舆论界一片哗然！把敌人打得闻风丧胆，直至停止了对中国大陆的侦察达两年半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