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王国维的《人间词话》

境界说

《人间词话》不同于当时有影响的词话，它提出了“境界”说。

“境界”说是《人间词话》的核心，统领其他论点，又是全书的脉络，沟通全部主张。

王国维不仅把它视为创作原则，也把它当作批评标准，论断诗词的演变，评价词人的得失，作品的优劣，词品的高低，均从“境界”出发。

因此，“境界”说既是王国维文艺批评的出发点，又是其文艺思想的总归宿。

清朝词派，主要有浙派和常州派。

浙派词致力纠正明末词流迂缓淫曼的毛病，崇尚清灵，学习南宋姜夔，张炎的词，不愿迫近北宋词人，不师秦观，黄庭坚，只学张炎，其流蔽在于主清空而流于浮薄，主柔婉而流于纤巧。

于是常州派词起而纠正浙派的流弊，提倡深美闳约，沉着醇厚，以立意为本，发挥意内言外之旨，主张应有寄托，推崇周邦彦而轻薄姜夔，张炎。

这的确使词论前进了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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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突破浙派，常州派的樊篱，克服两者之弊，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浙派词主清空柔婉，结果导致浮薄纤巧，不真切，王国维的境界说提倡不隔，以纠正浙派词的流弊。

他强调写真景物，真感情，要写得真切不隔。

这确实击中了浙派词的要害。

对于常州派，他反对所有词都必须有寄托的说法，认为并不是有寄托的词才是好词。

他指出：“若屯田之《八声甘州》，东坡之《水调歌头》，则伫兴之作，格高千古，不能以常调论也。”并引牛峤等词，称为“专作情语而绝妙者”。

他认为，伫兴之作，写情语，写景物，只要真切不隔，有境界，便是好词。

这种观点有利于纠正常州派词偏于追求寄托的狭隘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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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交融

《人间词话》在词论方面超越了浙派和常州派的范围，而其美学观点，一方

人间词话

面受叔本华的影响，一方面又有所突破。

王国维的“无我之境”和“以物观物”直接承继了叔本华的哲学观点。

而其“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

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这源于叔本华的天才论。

但《人间词话》并没有陷入这种境地而不能自拔。

王国维区分了两种境界，与叔本华不同的是，他没有贬低常人的境界，相反还十分看重，认为“故其入于人者至深，而行于世也尤广。”王国维一面推重“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一面又推重”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

“这与叔本华只强调天才具有赤子之心不一样。

此外，叔本华讲天才强调智力，王国维则强调感情。

“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在诗人与现实的关系上，王国维主张：“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

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诗人必有轻视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风月，又必有重视外物之意，故能与花鸟共忧乐。”这显然透显出朴素的唯物因素和辩证法睿智。

从理论上说，"境界"所要求的正与以形象反映现实的艺术规律相通；既要入乎其内，又要出乎其外；既要有轻视外物之意，又要有重视外物之意，这与作家必须深入生活，又要高出生活的创作要求相一致。

王国维的“境界”说具体地，明确地揭示出艺术境界内在的特殊矛盾，说明了文艺的本质特征。

与前人相比，这是一个新的贡献。

文学批评史上，那种只重“言志”“抒情”的论点，偏执一端；那种只重形象，画面的论点，偏执另一端。

清初的王夫之关于“情景互”的观点，叶燮关于“形依情，情附形”的观点，虽然已为境界说中的本质论奠定了基础，但毕竟是王国维最明确，最系统地阐述了艺术境界中“景”与“情”的关系，自觉地“探其本”，完成了境界说的本质论。

王国维认为，景多无限，情也说不尽，“境界”本质上是“景”和“情”两个元质构成的。

但不论是客观的“景”，还是主观的“情”，都是“观”——人的精神活动的结果。

“情”“景”这种特殊矛盾的多样化的对立统一，便形成千姿百态，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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