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成几部分：写一些古代诗，词，歌，赋·····或者分成不同时代，不同内容，不同特点；要不就写一些伟大的文人和他们的生平简介及诗文。

例如：李白（701年2月28日－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唐朝诗人，有“诗仙”之称，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

汉族，出生于剑南道之绵州（巴西郡）昌隆县（712年更名为昌明县，今四川绵阳江油市青莲乡），一说生于西域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祖籍陇西郡成纪县（今甘肃平凉市静宁县南）。

其父李客，育二子（伯禽、天然）一女（平阳）。

存世诗文千余篇，代表作有《蜀道难》、《行路难》、《梦游天姥吟留别》、《将进酒》等诗篇，有《李太白集》传世。

762年病逝于安徽当涂，享年61岁。

其墓在安徽当涂，四川江油、湖北安陆有纪念馆。

李白（701-762年），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又号“谪仙人”，盛唐最杰出的诗人，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继屈原之后又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

李白的诗雄奇飘逸，艺术成就极高。

他讴歌祖国山河与美丽的自然风光，风格雄奇奔放，俊逸清新，富有浪漫主义精神，达到了内容与艺术的完美统一。

他被贺知章称为“诗仙”，其诗大多为描写山水和抒发内心的情感为主。

李白的诗具有“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艺术魅力，这也是他的诗歌中最鲜明的艺术特色。

李白的诗富于自我表现的主观抒情色彩十分浓烈，感情的表达具有一种排山倒海、一泻千里的气势。

他与杜甫并称为“李杜”，（李商隐与杜牧并称为“小李杜”）。

诗是中文独有的一种文体，有特殊的格式及韵律。

诗按音律分，可分为古体诗和近体诗两类。

古体诗和近体诗是唐代形成的概念，是从诗的音律角度来划分的。

按内容可分为叙事诗、抒情诗、送别诗、边塞诗、山水田园诗、怀古诗（咏史诗）、悼亡诗，咏物诗，军旅诗等。

古体诗有《诗经》 《楚辞》《乐府》《汉赋》《南北朝民歌》等。

近体诗一般是绝句，律诗，排律（长律） 。

体裁

古诗：古体诗一般又叫古风，这是依照古诗的作法写的，形式比较自由，不受格律的束缚。

从诗句的字数看，有所谓四言诗、五言诗和七言诗。

四言是四个字一句，五言是五个字一句，七言是七个字一句。

唐代以后，四言诗很少见了，所以通常只分五言、七言两类。

五言古体诗简称五古；七言古体诗简称七古；三五七言兼用者，一般也算七古。

近体诗：绝句：4句 1、2、4句最后一字押韵 音律，一句五个字称“五绝”，七字称“七绝”

律诗：8句，4联 2、4、6、8句最后一字押韵 音律，一句五个字称“五律”，七字称“七律”

（颔联、颈联对仗）

词：别名：长短句、诗余、曲子词

组成：词牌名、题目

分类：小令（58字以下）、中词（59~90字）、长词（91字以上）

风格：婉约派、豪放派

曲：组成：宫调（曲调）、曲牌、题目

文学风格

从文学风貌论，七古的典型风格是端正浑厚、庄重典雅，歌行的典型风格则是宛转流动、纵横多姿。

《文章辨体序说》认为“七言古诗贵乎句语浑雄，格调苍古”，又说“放情长言曰歌”、“体如行书曰行”，二者风调互异。

《诗薮》论七古亦云：“古诗窘于格调，近体束于声律，惟歌行大小短长，错综阖辟，素无定体，故极能发人才思。

李、杜之才，不尽于古诗而尽于歌行。

”则在七古、七律之外，因其风格的差异视七言歌行别为一体。

《昭昧詹言》说“七言古之妙，朴、拙、琐、曲、硬、淡，缺一不可。

总归于一字曰老”，又说“凡歌行，要曼不要警”。

“曼”即情辞摇曳、流动不居；“警”即义理端庄、文辞老练。

这些评论，都揭示了七言古诗与歌行在美感风格方面的不同。

尽管在具体的诗歌创作中，以七古的笔法写歌行、以歌行的笔法写七古，一度成为时尚，然而在总体上仍不难看出二者之间的差异。

举例来说，杜甫《寄韩谏议注》、卢仝《月蚀诗》、韩愈《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李商隐《韩碑》等，只能是七言古诗；而王维《桃源行》、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白居易《长恨歌》、韦庄《秦妇吟》只能是七言歌行。

表现的手法

古诗词的表现手法很多，中国最早流行，且至今常使用的传统表现手法有“赋、比、兴”。

《毛诗序》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其间有一个绝句叫：“三光日月星，四诗风雅颂”。

这“六义”中，“风、雅、颂”是指《诗经》的诗篇种类，“赋、比、兴”就是诗中的表现手法。

赋：是直接陈述事物的表现手法。

宋代学者朱熹在《诗集传》的注释中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

”如，《诗经》中的《葛覃》《芣苢》就是用的这种手法。

比：是用比喻的方法描绘事物，表达思想感情。

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中说：“且何谓为比也？盖写物以附意，扬言以切事者也。

”朱熹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

”如，《诗经》中的《螽斯》《硕鼠》等篇即用此法写成。

兴：是托物起兴，即借某一事物开头来引起正题要描述的事物和表现思想感情的写法。

唐代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说：“兴者，起也。

取譬引类，起发己心，诗文诸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皆兴辞也。

”朱熹更明确地指出：“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

”如《诗经》中的《关雎》《桃夭》等篇就是用“兴”的表现手法。

这三种表现手法，一直流传下来，常常综合运用，互相补充，对历代诗歌创作都有很大的影响。

诗歌的表现手法是很多的，而且历代以来不断地发展创造，运用也灵活多变，夸张、复沓、重叠、跳跃等等，难以尽述。

但是各种方法都离不开想象，丰富的想象既是诗歌的一大特点，也是诗歌最重要的一种表现手法。

在诗歌中，还有一种重要的表现手法是象征。

象征，简单说就是“以象征义”，但在现代诗歌中，象征则又表现为心灵的直接意象，这是应予注意的。

用现代的观点来说，诗歌塑造形象的手法，主要的有三种：

1.比拟。

刘勰在《文心雕龙》一书中说：比拟就是“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

”这些在我们前面列举的诗词中，便有许多例证。

比拟中还有一种常用的手法，就是“拟人化”：以物拟人，或以人拟物。

前者如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里荡漾。

把“云彩”“金柳”都当做人来看待。

以人拟物的，如，洛夫的《因为风的缘故》：……我的心意/则明亮亦如你窗前的烛光/稍有暧昧之处/势所难免/因为风的缘故/……以整生的爱/点燃一盏灯/我是火/随时可能熄灭/因为风的缘故。

把“我的心”比拟为烛光，把我比作灯火。

当然，归根结底，实质还是“拟人”。

2.夸张。

就是把所要描绘的事物放大，好像电影里的“大写”“特写”镜头，以引起读者的重视和联想。

李白的“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赠汪伦》）“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其中说到“深千尺”“三千尺”，虽然并非事实真相，但他所塑造的形象，却生动地显示了事物的特征，表达了诗人的激情，读者不但能够接受，而且能信服，很惊喜。

然而这种夸张，必须是艺术的、美的，不能过于荒诞，或太实、太俗。

如，有一首描写棉花丰收的诗：“一朵棉花打个包/压得卡车头儿翘/头儿翘，三尺高/好像一门高射炮。

”读后却反而使人觉得不真实，产生不出美的感觉。

3.借代。

就是借此事物代替彼事物。

它与比拟有相似之处，但又有所不同，不同之处在于：比拟一般是比的和被比的事物都是具体的、可见的；而借代却是一方具体，一方较为抽象，在具体与抽象之间架起桥梁，使诗歌的形象更为鲜明、突出，以引发读者的联想。

这也就是艾青所说的“给思想以翅膀，给感情以衣裳，给声音以彩色，使流逝变幻者凝形。”

塑造诗歌形象，不仅可以运用视角所摄取的素材去描绘画面，还可以运用听觉、触觉等感官所获得的素材，从多方面去体现形象，做到有声有色，生动新颖。

唐代诗人贾岛骑在毛驴上吟出“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但又觉得用“僧敲月下门”亦可。

究竟是“推”还是“敲”，他拿不定主意，便用手作推敲状，不料毛驴挡住一位大官的去路，此人乃大文豪韩愈，当侍卫将贾岛带到他的马前，贾据实相告，韩沉吟良久，说还是用敲字较好。

因为“敲”有声音，在深山月夜，有一、二记敲门声，便使得那种情景“活”起来，也更显得环境的寂静了。

前述《枫桥夜泊》的“乌啼”“钟声”，也是这首诗的点睛之笔。

还有白居易的《琵琶行》中的音乐描写，“大珠小珠落玉盘”一段，更是十分逼真，非常精彩！现代的如黄河浪的《晨曲》：“还有那尊礁石/在固执地倾听/风声雨声涛声之外/隐隐约约的/黎明/灵泉寺的晨钟/恰似鼓山涌泉的/悠远回应/淡淡淡淡的敲落/几颗疏星/而涨红花冠的/雄劲的鸡鸣/仿佛越海而来/啼亮一天朝霞/如潮涌。

这首诗也写得很好。

所以我们如果掌握了用声音塑造形象的手法，那将为诗歌创作开拓一个更加广阔的领域。

无论是比拟、夸张或借代，都有赖于诗人对客观事物进行敏锐的观察，融入自己的情感，加以大胆的想象，甚至幻想。

可以这样说，无论是浪漫派也好，写实派也好，没有想象（幻想），便不成其为诗人。

比如，以豪放著称的李白，固然想象丰富，诗风雄奇，而以写实著称的杜甫，也写出了诸如“安得广厦千万间……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和“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

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乾。

”（《月夜》）等等浮想联翩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