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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青楼的宋词

    词是由诗发展而来的一种音乐文学,它上承于诗,下衍为曲,既有文学特征,又具音乐性,跟古代配乐的“乐府诗”可以歌唱是相类似的。

    所以词在宋代也曾被称为“乐府”,如苏轼的词集题名为《东坡乐府》、杨万里的词集题名为《诚斋乐府》等;而为了区别于古乐府,有时则称做“近体乐府”,如欧阳修的《欧阳文忠公集》中有词作三卷,题为“近体乐府”。

    另外,也有把词称为“乐章”的,如柳永的词集题名《乐章集》、洪适的词集题名为《盘洲乐章》等,从中可见它的音乐性质。

    关于词的起源,历来有种种说法,但词由民间转入士人手中,即被正式引入文坛,是经历了一个从所谓“俚俗”到“文雅”,从不多曲调到曲调繁多的过程的,其间青楼名妓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叶嘉莹《唐宋词十七讲》认为:词“本来是歌筵酒席之间,交给那些美丽的歌妓酒女去传唱的歌词,所写的是男女爱情相思离别的内容。”士人之作词,或应歌者之请,或为赠妓而作,且多以歌者作为词中抒情主人公,并由歌妓演唱士人赏听,从而完成整个创作演唱接受鉴赏的全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歌妓具有充当中介的条件,因此在词乐结合、词的传播、词的创作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词是伴随隋唐燕乐的发展而兴起的,是一种诗乐结合的新型诗体。

    “词在最初的阶段,本与音乐发生密切的联系。

    他是一种合乐的给人歌唱的辞句。

    后来经许多人的创作开拓,内容日广,体制日繁,虽也有许多完全离开音乐而成为一种只是文学的作品,而词的音乐性并没有损伤,大部分的词都是可歌的。

    柳永、周邦彦、秦观的作品,固不必说,就是欧阳修、苏东坡的词,可歌的也还不少”(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下卷,第71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两宋词集,或称“乐章”,或称“歌词”、“寓声乐府”、“近体乐府”、“歌曲”、“笛谱”等等,正可见它的音乐性质。

    因而,词的传播往往离不开好妓好歌喉的传唱。

    歌妓也的确具有充当中介的条件,一是她们姿色出众,能够赏心悦目;二是她们歌舞娴熟,特别是对当时流行的燕乐新声的习练和掌握;三是她们与词人有着密切的关系,能够满足包括词人在内的士大夫所崇尚的生活情趣的需要。

    词传播的方式 词的传播方式存在着两种基本的范式,即以书面文字为媒介的静态传播和以歌妓“唱词”为中介的动态传播。

    歌妓无疑是动态传播的主力,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主要体21世纪以下几个方面:?

    〈1〉即时传播,歌舞一体

    宋代虽与外患相终始,但始终是沉溺于酣歌醉舞的氛围中,北宋的汴市,南宁的临安,为两个极度繁荣的大都市,在君臣上下奢侈淫靡的生活中,在文人学士挟妓唱词的浪漫中,在市民阶层享乐意识的盛行中,词的实用功能愈是广泛,词的动态传播愈是迅速,词人和作品也愈是增多了。

    晏殊是宋初词坛的领袖。

    他的词,深思婉出,风韵绝传,一扫其台阁重臣的面孔,呈现着词人的真情本色。

    他有《珠玉词》一卷,约120余首。

    叶梦得《避暑录》说:?

    元献公性喜宾客,未尝一日不宴饮,每有嘉客必留。

    亦必以歌乐相佐,谈笑杂出。

    ……稍阑,即罢遣歌乐,曰:汝曹呈艺已遍,吾当呈艺。

    乃具笔札,相与赋诗,率以为常。

    他爱宾客,爱歌乐,他的珠玉一般的小词,就产生在这个酒后歌残的艺术浪漫的环境中。

    张先《碧牡丹》词曰:“步帐摇红绮。

    晓月堕,沈烟砌。

    缓拍香檀,唱彻伊家新制。”词中所写即是歌妓在晏珠招待张先的宴会上,歌唱晏殊新词的情景。

    欧阳修在政事余暇,蓄妓听歌,宴饮游赏,享风流旖旎之乐,故创作亦多男女欢爱、春愁闺思,与花间词亦多相近。

    北宋词人对花间词持欣赏态度,并积极模仿学习,加上晏殊、欧阳修等皆居朝廷要职,更扩大了花间词的传播范围和影响深度。

    它是通俗歌曲,曲辞俱美,加上歌妓的表情、动作、交际应变能力,还常以琵琶、笙、笛、拍板等乐器相伴,往往使“应酬”场合的唱词,歌舞一体,声情并茂,悦人耳目,接受者(受传者)得到感官上、精神上的享受。

    尹鹗《清平乐》词描写得便栩栩如生:?

    芳年妙妓,淡拂铅华翠,轻笑自然生百媚,争那尊前人意。

    酒倾琥珀杯时,更堪能唱新词,赠得王孙独处,断肠一搦腰肢。

    听、观赏的传播方式,比之诵、读的传播方式,更具表现力和冲击力,更能感染观赏者,并可沟通作者和观赏者的感情交流。

    〈2〉依声填词,音律谐婉

    最初唐人绝句入乐,乃是先有诗,然后配以乐;而词的特点,却是“由乐定词”,即按照歌谱的长短、节奏来填上歌词。

    王安石就说:“古之歌者,先有词,后有声,故曰‘歌永言,声依永’。

    如今先撰腔子后填词,却是永依声也”(赵德麟《侯鲭录》卷七)。

    具体而言,要依乐段分片、依词腔押韵、依曲拍为句、审音用字、选声择调,其目的则是为了能够适合歌妓的歌唱。

    这就促使词人“倚声填词”时,不仅力求文辞优美,且更要兼顾音律谐婉,并主动去学习新的东西,以提高自己的音乐修养。

    柳永(约987—约1053),字耆卿,初名三变,福建崇安人。

    在宋词的发展中,柳永功不可没。

    如果说,晏珠、欧阳修等诸家所走的是歌词之逐渐诗化的历程,那么,柳永所走的却正是“词”之真正以歌曲性质为主的,与当时俗乐更密切结合着的,一种更为通俗更为真切也更为写实的途径。

    当晏、欧等贵族词人还在徘徊花间、流连樽前、醉心于典雅文华的小令创作的时候,沦落下层的浪子词人柳永便开始以慢词长调的体式另创俗词,别制俚曲了。

    关于“慢词”的起源,吴曾《能改斋漫录》云:?

    词自南唐以来,但有小令。

    其慢词起自仁宗朝。

    中原息兵,汴京繁庶,歌台舞榭,竞赌新声。

    耆卿失意无聊,流连坊曲,遂尽收俚俗语言,编入词中,以便伎人传唱……?

    慢词之兴始于柳永的说法,由此开始。

    其实不然,早在唐代的俗曲中,便已经有慢词的歌曲了。

    王灼在《鸡漫志》中就曾经说:“唐中叶渐有今体慢词。”后来敦煌所发现的《云谣集》中就有很多都是慢词长调的曲子。

    柳永的贡献主要体21世纪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以歌词作为他与歌妓、市井文化联结的纽带。

    用铺陈的长调、通俗和坦率的语言,来叙写市井间歌妓舞女之现实的感情和生活;二是敢于采择俗曲的开放精神。

    在创作时大量吸取民间“新声”,“尽收俚俗语言编入词中,以便伎人传习”(宋翔凤《乐府馀论》)。

    因此,柳词声律谐美,极易上口,“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杨湜《古今词话》“柳永”条);三是词牌调的开拓创新与层次上的铺叙之详。

    北宋初的词人,如晏殊、欧阳修等,只用《渔家傲》、《玉楼春》、《浣溪沙》、《破阵子》等少数几个牌调,而柳永《乐章集》中的牌调比任何人都丰富:《雪梅香》94字,《八声甘州》97字,《玉蝴蝶》99字,《雨霖铃》103字,《望海潮》107字,《夜半乐》144字,《戚氏》212字。

    南宋犹存唱词之风。

    张炎《词源》记载其父张枢“每作一词,必使歌者按之,稍有不协,随即改正”。

    歌妓在其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妙在歌者上下纵横取协尔”(据《词品》卷一),协调字声关系、词乐关系,从而能促使歌词与音乐的完全相融。

    〈3〉代歌妓言情,写女性心绪

    陶慕宁在《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中说:“研究宋代士人的心态,单看诗文小说是难以窥其真相的。

    必须结合他们的词,了解他们同妓女的关系,才庶几可以触摸到深层的律动。”此话说得很有道理。

    词人与歌妓的交往,大多在秦楼楚馆、酒席宴上。

    创作的目的,是供歌妓歌唱之用的,所以,词人便以“男子而作闺音”(田同之《西圃词说》),以歌妓的身份、口吻、感受来写词,所表现的情感、心绪和灵魂私语,都是在模拟歌妓。

    从这些“代歌妓言”作品中,流露出的女儿声音并非是一种假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女性话语、市民意识和市井文化精神,这实在是文学创作的一种特殊现象。

    柳永将词由上流社会带到市井勾栏,渗进了市民意识,他由花间词人笔下的贵族女性一变而为具有市井风情的歌妓舞女,由“画屏金鹧鸪”的外形仕女图而蜕变为深入女性内心世界的深情咏叹。

    他这类以代言体方式描写女性心理的词,往往采用一气倾泻、内心独白式的线性结构,连贯、铺阵的细节描写,深刻的人物心理刻画。

    比较典型的是《定风波》:?

    自春来,惨绿愁红,芳心是事可可。

    日上花梢,莺穿柳带,犹压香衾卧。

    暖酥消,腻云,终日厌厌倦梳裹。

    无那!恨薄情一去,音书无个。

    早知恁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销。

    向鸡窗、只与蛮笺象管,拘束教吟课。

    镇相随,莫抛躲,针钱闲拈伴伊坐。

    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

    女性口吻的叙述、俚俗言语的运用,成功地刻画了一个心理觉醒女性大胆、爽朗、无所顾忌的性格,暴露了市井间歌妓舞女之现实的感情和生活。

    在词的黄金时代中,词乃是文人学士最喜用之文体,词乃是与文人学士相依傍的歌妓舞女的最爱唱的歌曲。

    宋代的青楼妓女不仅是文人词家永不枯竭的创作源泉,而且在宋词的音律、传播上也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某种情况下,可以说是妓女们催生了一个个词人的灵感、一个个文人的艺术生命。

    此话或许并不为过。

    宋代的青楼妓女,尤其是歌妓为颇有文化的群体,她们斡旋于词客骚人左右,常常在文人即席赋词之后演唱新词侑酒,浅吟低唱,耳濡目染,也学会了填词的技法,不少歌女文思敏捷,应宾客要求能立就新词,成为词苑中令人瞩目的一支新军。

    元稹像

    名妓琴操,隶杭州乐籍,和苏东坡、秦观等著名词人时有酬唱。

    《能改斋漫录》卷十六记载,有一人在西湖闲唱秦观的《满庭芳》,错吟其中之句为“画角声断斜阳”。

    琴操在旁纠正说:“画角声断谯门,非斜阳也。”那人便将她一军,戏问能否将全首词改为“阳”字韵。

    琴操当即吟道:?

    山林微云,天连衰草,画角声断斜阳。

    暂停征辔,聊共饮离觞。

    多少蓬莱旧侣,频回首,烟霭茫茫。

    孤村里,寒鸦万点,流水绕红墙。

    魂伤当此际,轻分罗带,暗解香囊。

    谩赢得,青楼薄幸名狂。

    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有余香。

    伤心处,长城望断,灯火已昏黄。

    机智的反应,灵动的才华,可见一斑。

    《事文类聚》引《泊宅编》:苏子瞻以龙图阁学士、知杭州日,有妓琴操,颇通佛书,解言辞,子瞻喜之。

    一日游西湖,戏语琴操曰:“我作长老,汝试参禅。”琴操敬诺。

    子瞻问曰:“何谓湖中景?”对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何谓景中人?”对曰:“裙拖六幅萧湘水,鬓锁巫山一段云。”“何谓人中意?”对曰:“随他杨学士,鳖杀鲍参军。”操问:“如此究竟如何?”子瞻曰:“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琴操受了苏东坡的点拨,彻悟禅机,遂削发为尼。

    名妓聂胜琼,资性慧黠,颇有文才。

    李之问到京师后,见而悦之,遂与其相好。

    杨湜《古今词话》载:李将行,胜琼送之别,饮于莲花楼,唱一词,末句曰:“无计留君住,奈何无计随君去。”李之问十分感动,又留住一段时日,遂别。

    没几天,聂胜琼作一词以寄之,名《鹧鸪天》曰:?

    玉惨花愁出凤城,莲花楼下柳青青。

    青尊一曲阳关调,别调人人第五程。

    寻好梦,梦难成,有谁知我此时情?枕前泪共檐前雨,隔个窗儿滴到明。

    李之问在途中得到此词,藏于箧间。

    抵家后为其妻发现,只好以实相告。

    其妻不但不吃醋,反而因其词清健真切,而出资将她娶回为妾。

    这首词历来评价比较高。

    《历朝名媛诗归》评曰:“寄别之作,语气流畅,不落俗别”。

    至于词中“枕前泪共檐前雨,隔个窗儿滴到明”之句,更被不少人推崇为千古绝唱。

    词发展到宋代,出现了百花争妍、千峰竞秀的盛况,从皇帝士人到平民百姓均能写词,而宋代女性更因为词体抒情深细的特点而酷爱写词。

    《岁时广记》卷十载,上元节皇帝赐酒市民,一女子窃所饮金杯被发现,作《鹧鸪天》词自辩:“归来恐被儿夫怪,愿赐金杯作证明。”在大街上随便找个妇女都能即兴作词,可见当时妇女作词的普遍性。

    宋代青楼妓女,更将词作为求生的手段与士人交际的特殊语言,妓女词作更是蔚为大观。

    除了以上所举例子外,比较著名的还有严蕊《鹊桥仙》《卜算子》、马琼《减字木兰花》、贺怜怜《长相思》、西湖妓《章合柳》、蜀中妓《市桥柳》、平江妓《贺新郎》、苏琼《西江月》、尹词客《玉楼春》、刘燕歌《太常引》,等等。

    她们的词,都曾引起文人士大夫的注意和重视。

    黄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对北宋歌妓吴淑姬的词曾评价道:“淑姬,女流中慧黠者,有《阳春白雪词》五卷,佳处不减易安。”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堪称宋代女性词“第一流”的花魁。

    黄升将吴淑姬的词作与李清照相提并论,可见其有很深的艺术造诣。

    不过,总体来看宋代青楼妓女的词,大多是为娱宾而作,或显示其锦口绣心,还不具女性意识的觉醒、自尊、自强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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