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边塞诗与宋朝边塞诗，都描写边塞生活、抒发爱国情怀，但细细对照阅读，却发现唐代边塞诗昂扬，宋代边塞诗凄凉。

唐代边塞诗产生在盛唐时期，这一时期国家强盛，百姓殷实，遇边境祸乱唐王朝多能克敌制胜保住疆土。

在唐代边塞诗人中，李颀可谓独树一帜。

他的边塞诗善于通过将士的壮举，突出他们以身许国的豪情，其诗基调慷慨昂扬。

即使是《送魏万之京》这样的赠别诗，也有“莫见长安行乐处，空令岁月易蹉跎”的劝勉，告诫友人魏万到了长安后，不要只看到那里是行乐的地方而沉湎其中、蹉跎岁月，而是要抓住时机成就一番事业。

“有唐以来”唯一的“诗人之达者”高适，一生几次到达边塞，因而对边塞生活有着较为深刻的体会，他的边塞诗多是赞扬边防将士的斗志，歌颂他们杀敌立功的豪情，当然诗中也有对士兵艰辛生活和将领骄奢淫逸的反映，但他的边塞诗气势雄健高昂，粗犷豪放，遒劲有力，尤有骨力。

其“转斗岂长策，和亲非远图”（《塞上》）、“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燕歌行》）、“功名万里外，心事一杯中”“离魂莫惆怅，看取宝刀雄”（《送李侍御安西》）等诗句莫不激人奋进！

而以边塞诗被历代广为传诵的岑参，曾经较长时间生活在西北边地，对戍边军旅生活、边塞的自然风光、西北风俗文化都有极为深刻的理解和体验，这为他的边塞诗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武威送刘判官赴碛西行军》、《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火山云歌送别》等优秀诗作，都表达了不畏艰苦、为国立功的豪情壮志，诗风昂扬奔放。

素有“诗家天子王江宁”美誉的王昌龄，也是盛唐边塞诗创作的重要作家，他的《从军行》历来脍炙人口，反映了边防将士杀敌立功的豪情壮志，洋溢着高亢的战斗豪情。

无需再多举例，李颀、高适、岑参、王昌龄等边塞诗人的作品，其共同特点就是：大都充满着保家卫国的豪情，克敌制胜的信念，格调昂扬奋进，读来给人一力的鼓舞。

这种昂扬的情调是与盛唐时期的国势相吻合的。

而宋朝则不同。

两宋时期，与宋对峙并存的先后有辽、金、西夏、蒙古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

而宋朝统治者，对异族入侵不像唐朝那样予以坚决反击，而是一贯采取赂敌求和的政策。

这对于积贫积弱的宋朝来说，更始雪上加霜。

同时，宋朝赂敌愈急，敌人入侵也愈急，这更削弱了宋朝国力，从而也更无力、无胆反击外敌侵略，偶有主战派，在一片求和声中也是孤掌难鸣，甚至惨遭不幸！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阔大胸怀名垂青史的北宋政治家、军事家范仲淹，“事业满边陲”，虽不以文胜，但也留下了《岳阳楼记》、《渔家傲》这样的千古绝唱，他的表现边塞生活的《渔家傲》词在有宋一代更是独树一帜，风格卓异：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

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

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这首词和作者的生活密切相关，北宋的主要边患有辽和西夏。

由于宋王朝的一味退让，侵略者得寸进尺，侵扰不已，而一心为民的范仲淹一向反对赂敌求和的政策。

公元 1040年，范仲淹任陕西经略副使等职镇守西北边疆。

他抵挡西夏侵略，节度有方、名重一时，西夏很畏惧他，说“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数万甲兵”。

他虽然率领将士取得了一时一地的胜利，但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北宋朝廷的赂敌政策，因而也难以消除边患。

这就是《渔家傲》一词读来沉郁、悲壮、凄凉的根源！在词中，作者把忧愤国事、御侮卫国的壮烈情怀以及边防将士以身许国的英雄气概和对当权者赂敌政策的无可奈何，表达得淋漓尽致，令人感慨万千。

再读一读南宋辛派词人的作品，我们更能强烈感受到词人们报国无门的无奈和“国破山河在”的悲叹，这与盛唐气象已相去甚远！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国势的强弱也会自然或不自然地渗入文学作品之中，唐代边塞诗和宋朝边塞诗就是很好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