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祯（1010年5月12日—1063年4月30日），初名赵受益。

宋朝第四位皇帝（1022年3月23日—1063年4月30日在位），宋真宗赵恒第六子，母为李宸妃。

早年历封庆国公、寿春郡王、升王，官中书令。

天禧二年（1018年），被立为皇太子，赐名赵祯。

乾兴元年（1022年），赵祯即位，时年十三岁。

他在位初期，由章献明肃皇后刘氏垂帘听政，至明道二年（1033年）始亲政。

在位中期爆发第一次“宋夏战争”，经三年交战后，双方签订“庆历和议”。

期间，辽朝趁机重兵压境，迫宋增输岁币，史称“重熙增币”。

针对北宋日益严重的统治危机，赵祯于庆历三年（1043年）任用范仲淹等开展“庆历新政”，但因反对势力庞大，改革旋即中止。

嘉祐八年（1063年），赵祯崩逝，享年五十四岁。

在位四十二年，为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谥号体天法道极功全德神文圣武睿哲明孝皇帝，庙号仁宗，葬于永昭陵。

赵祯在位期间，经济繁荣，科学技术和文化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宋史》赞曰：“《传》曰：‘为人君，止于仁。

’帝诚无愧焉。”史家将其在位及亲政治理国家的时期概括为“仁宗盛治”。

他善书法，尤擅飞白书。

有《御制集》一百卷。

《全宋诗》录有其诗。

“仁政”，一直是传统政治的最高理想，宋仁宗之前，没有一个帝王能以“仁”为谥号或冠以“仁”。

尽管没有多少人喜欢当战争的牺牲品，但人们总愿意记住那些会打仗的皇帝，而忘却仁宗这样以“仁”治国的“仁主”。

宋仁宗在位期间西夏对宋发动战事，双方损失都很大。

最终达成和议，西夏对宋称臣，宋“岁赐”西夏以银、绢、茶。

宋中期土地兼并及冗宫、冗兵、冗费现象日益严重，仁宗起用范仲淹等进行改革，但最终失败。

公元1063年农历三月二十九日，54岁的宋仁宗去世了，大宋朝野上下莫不哭号，举国哀痛。

《宋史》记载：“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 宋仁宗赵祯驾崩的讣告送到辽国后，“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时为辽国君主的辽道宗耶律洪基也大吃一惊，冲上来抓住宋国使者的手号啕痛哭，说：“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又说：“我要给他建一个衣冠冢，寄托哀思。”

为政举措

政治

庆历新政

庆历新政由范仲淹十大政策揭开序目——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

但反对势力庞大，难以推动，一年四个月后便宣布中止。

仁宗一朝对外虽无重大战争，对内亦无重大革新。

宋仁宗生性恭俭仁恕，百司曾奏清扩大苑林，宋仁宗说：“吾奉先帝苑囿，犹以为广，何以是为?”宋仁宗去世后，就连讣告送到辽国时，竟“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耶律洪基痛哭道：“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史载辽道宗“惊肃再拜，谓左右曰：‘我若生中国，不过与之执鞭持，盖一都虞侯耳!’”

军事

仁宗即位时，由刘太后垂帘听政，明道二年(1033年)太后听政十一年后病卒，仁宗始亲政。

在位期间最主要的军事冲突在于西夏，夏景宗李元昊即位后改变其父夏太宗李德明国策，展开宋夏战争，延州、好水川、定川三战宋军先胜后败，韩琦、范仲淹更在好水川之战后被贬。

到定川之战，西夏分兵欲直捣关中的西夏军遭宋朝原州(今甘肃镇原)知州景泰的顽强阻击，全军覆灭，西夏攻占关中的战略目标就此破灭。

西夏因连年征战国力难支，最后两国和谈：夏向宋称臣，宋每年赐西夏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二万斤，史称“庆历和议”，取得了近半世纪的和平。

辽兴宗时以萧惠陈兵宋境。

接着，宋朝派富弼与辽国协议，其严词强硬，博征旁引使国威大振，打破辽国索要后周时期柴荣夺取的三关之地，以增加岁币为条件，维持澶渊之盟的和平协议，史称重熙增币。

但需注意岁币支出对宋而言并非沉重负担，比起选择战争的军费，岁币开支无足轻重。

宝元元年，陕西出支为1551万;宝元二年展开宋夏战争后，庆历二年陕西出支为3363万，几近赤字。

辽国失去南下劫掠的经济诱因，也是辽宋能维持百年和平的重要因素之一。

皇祐四年(1052年)，侬智高反宋，军队席卷广西、广东各地。

仁宗任用狄青、余靖率兵南征。

皇祐五年，狄青夜袭昆仑关，大败侬智高于归仁铺之战。

遁走，后不知去向。

经济

仁宗执政时期，由于长期的和平，宋朝经济快速发展，并出现交子。

仁宗时冗兵特别严重，全国军队总计125万9千人，占赋税十分之七。

真宗与仁宗两朝土地兼并更严重，公卿大臣大都占地千顷以上。

仁宗晚年，“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为俗，重禁莫能止焉”最后“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

文化

宋仁宗在位期间，曾多次关心图书馆文化事业。

景祐中，鉴于三馆秘阁藏书多谬乱不全，诏翰林学士王尧臣、史馆检讨王洙、馆阁校勘欧阳修等人进行编次和整理，于庆历初(公元1041年)成《崇文总目》66卷。

是北宋一部重要的官修目录。

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又下诏：建隆初，三馆聚书，仅止万卷。

然而今秘府所藏，比唐开元旧录，遗逸尚多，宜开购赏科，以广献书之路。

规定每献1卷馆阁所缺之书，赏丈绢1匹，及献500卷，特与文资。

次年闰月，又下诏搜访遗书：“凡吏民有以书籍来献者，令史馆视其篇目，馆中所无则收之。

献书人送学士院试问吏理，堪仕职官者以闻。

“当年，就有三礼涉弼，三传彭干，学究朱载等人，响应号召献书，并命其分置于各书府，钦赐涉弼等人以科名，以示奖励。

又下令编撰《嘉祐搜访阙书录》1卷，作为搜访依据。

庆历初，他任用富弼以和契丹，任韩琦、范仲淹以拒西夏。

并试图进行改革，但在反对派的攻击下，不久废罢。

人物评价

宋仁宗赵祯是北宋的第四位皇帝一生没有太大的作为。

但宋仁宗在位时期北宋文人政治文化获得较大发展，“和而不同”的庆历士风得以涵咏和张扬，宋仁宗与他的士大夫合作者们共建了和谐的人文社会，为北宋的“极盛”时代的到来。

做出了重要贡献。

正面

宋仁宗是一代明君，他性情宽厚，不事奢华，还能够约束自己，受到历代历史学家，政治家的称赞。

在宋代，赞美、歌颂仁宗的人有很多。

这些人包括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曾巩、胡安国、刘光祖、周必大、杨万里、王璧、陈俊卿、刘克庄、赵汝腾、叶适、王十朋、文天祥等等。

“仁”就是对他的最高评价，“为人君，止于仁。”《宋史》这样评价赞美仁宗及其盛治：“(仁宗)在位四十二年之间，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残刻之人;刑法似纵弛，而决狱多平允之士。

国未尝无弊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

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

子孙一矫其所为，驯致于乱。

《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

仁宗的务实作风也被后人称道。

他率先打破了百姓居住的“坊”和交易的“市”的界限，使东京开封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城市。

在民生和皇权孰轻孰重的问题上，赵祯和大臣们不仅同意坊市合一、又解除了宵禁制度，逐渐形成了夜市和晓市。

京城里设立了观火楼和消防队，包拯权知开封府时还亲自处理了权贵在河道乱搭乱建现象。

此外，在庆历新政中，他坚决支持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人的“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一揽子改革计划，陆续以诏令的形式颁行全国。

之后，虽然受到守旧派的阻挠而将范仲淹、富弼等人调出京城，但仁宗皇帝并未停止改革，而是重新启用能够体察圣意的文彦博为相并以更加务实的态度推行新政，还提拔了王安石进入政治权利中心。

“仁宗盛治”主要表现在：

人口和财税堪比汉唐。

嘉祐八年的全国人口达到1246万户，丁男2642万口，42年国家人口净增长379万户，这增长的户数就相当于唐太宗贞观时期的总户数。

由于朝廷实行“藏富于州县，培护本根”的政策，嘉祐年间的国家税收增至3680余万缗，是唐朝最多货币岁入时的四倍。

此外，百姓的皇粮国税并非多如牛毛。

仁宗重视人才的培养选拔，他封孔子后人为衍圣公，鼓励各州县兴办学校。

一度贤相诸多，君子满堂。

寇准、王曾、晏殊、鲁宗道，以及范仲淹、包拯、富弼、狄青、欧阳修、王安石，还有被仁宗朝简拔或科举入仕的“三苏”、沈括、米芾等都是彪炳史册的杰出人物和读书人的楷模。

文化实现了繁荣。

流传于世的“唐宋八大家”中除去唐朝的韩、柳二人，其他六人都活跃于仁宗时期。

作为诗末的宋词在晏殊、柳永、范仲淹、苏轼等一大批词人的推动下发扬广大，打造了宋词在中国文学史的翘楚地位。

此外，说书、小说、杂剧等文学形式也得到了萌芽和发展。

科技方面，中国的四大发明在仁宗朝有三个得到了应用，并转化为生产力。

火药的发明推动了火箭、突火枪、火炮、地雷、火毬等兵器的革命，在对西夏的战争中发挥了作用。

指南针开始用于航海，使宋朝拥有当时世上最庞大的帆船舰队。

毕升的活字印刷术问世后，使宋代大量的典籍得以保留。

还有王惟一发明的针炙铜人，完善了中医针炙体系。

朝廷发行了世界上第一张纸币“官交子”，对于世界经济和金融史的贡献不可低估。

哲学领域流派纷呈，为现代中华国学打下的坚实基础。

二程提出的“天理”命题，为沉闷的哲学界吹来了一阵清风，同时也为赵宋为何受周禅，以及建立封 建 统 治秩序提供了理论支持。

王安石提出了实学理论，培养了一大批学生，为他后来的变 法提供了理论指导，储备了干 部队伍。

反面

王夫之评论宋仁宗的“无定志”：“仁宗自明道二年刘后殂始亲政，讫乎帝崩，三十年，两府大臣四十余人。

……其进也，不固进也，俄而退矣;其退也，抑未终退也，俄而又进矣。

人言一及而辄易之，互相攻击则两罢之;或大过已章而姑退之，或一计偶乖而即斥之，……计此三十年间，人才之黜陟，国政之兴革，一彼一此，不能以终岁。

吏无适守，民无适从，天下之若惊若骛、延颈举趾、不一其情者，不知其何似，而大概可思矣。

……夫天子之无定志也，既若此矣。”

翻译： 据王夫之所论，在仁宗亲政的三十年中，两府大臣换了四十余人，都是屡进屡退，“人言一及而辄易之，互相攻击则两罢之，或大过已章(彰明也)而姑退之，或一冲偶乘而即斥之，……计此三十年间，人才之黜陟，国政之兴革，一彼一此，不能以终岁。

“即使贤者在位，因不能安于其位，也无法施其才能，做出成绩。

这样朝令夕改，一反一复，使“吏无适守，民无适从”，让下面的人感到无所适从，结果什么事也办不成。

王夫之所说是切合实际的。

当时，臣僚们都知道仁宗这个脾气，所以蔡襄曾说他“宽仁少断’’。

在庆历改革之初，蔡襄等人就曾提醒仁宗：“朝廷增用谏臣，修、靖、素一日并命，朝野相庆，然任谏非难，听谏为难，听谏非难，用谏非难。

三人忠诚则正，必能尽言。

臣恐邪人不利，必造为御之说。

……愿陛下察之，毋使有好谏之名而无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