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曾见到太多与赞美生命意义相反的建筑，比如藐视生命的建筑、压抑生命的建筑、调戏生命的建筑。

建筑的本质绝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的空间，或钢筋水泥构成的物质体，尼采说：“在建筑中，人的自豪感、人对万有引力的胜利和追求权力的意志都呈现出看得见的形状。

建筑是一种权力的雄辩术。”

确实，很多人只把建筑看作是人类社会物质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它满足我们人类的现实功能需求；为人类遮风挡雨，提供庇护场所。

实际上，在此之外，建筑创造出的特定空间会影响人的心理感受与本能，甚或引起我们心灵的共鸣，比如古希腊的建筑会让我们觉得雄伟，古罗马的建筑会让我们称奇。

一定程度上，建筑记录、承载了社会文明的发展与变革，所以不论是古希腊文明还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还是古老的中华文明，神庙、金字塔、教堂、皇宫，无一不是统治者权力意识的彰显。

因为建筑，尤其是纪念性公共建筑，大多是在社会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不充分的条件约束下的分配结果，这使得建筑有了象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化或一个时代的意义，事实上，它是权力的政治判断。

而权力，是属于基于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

建筑本身既是一种工具，又是一种极有象征性与表现力的语言。

这种工具和语言的使用和掌握，从来都是在权力者手中，于是，建筑在中国古代是“大人的事，匠人的活儿”，甚至于匠人都未必能留下名字。

中国的传统民居建筑式样不是从功能、使用出发，而是从儒家的“礼”出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个四合院是按尊卑长幼的秩序来排列，是按三纲五常的秩序来先后，小到民宅，大至皇宫，无不是如此。

西方的古典建筑虽然没有这种权力的彰显，却是以另一种秩序表现：神权、王权，等级巍峨，高大，神圣化，从而使人匍匐于地面。

到了文艺复兴以后几百年，这种神权才让位于世俗的权力王权，并一直延续到今天。

这里我引用一段话，它把建筑与所谓尊严、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说得太透彻了：

“今天我们的大城市都缺少能代表城市形象的伟大建筑，而它们或许会被认为是整个时代的象征。

古代城市便是如此，每座城市都是有自己引以为傲的独特建筑。

但是，古代城市的特征并不是由私人建筑定义的，而是那些社会公共的作品。

因为通过这些公共建筑看到的不是个人的财富，而是整个社会的财富和伟大，它们不为时代私有，它们将永恒不朽！

除非将古代的国家建筑与私人房屋放在一起比较，否则我们就永远不会明白将公共建筑放在第一位是何等重要！在那些古代世界遗留下来的废墟和遗迹中迄今屹立不倒，能使我们不由生出敬仰之情的并不是什么商业中心，而是教堂、神殿和国家建筑，也就是社会公共建筑。

即使是后期罗马的辉煌，占据首要地位的也不是个人的别墅和宅邸，而是神庙、大浴堂、运动场、导水渠、大教堂等等属于国家，也就是属于全体人民的建筑。”

这段话是谁说的？希特勒。

他把统治者对建筑的要求和目的最清楚不过地说出来了，剩下的只是如何运用权力去达到，去实践。

所以，不难理解，燕王朱棣政权甫定，就在遥远的北方修筑了旷世奇观故宫，并定都于斯，这雄伟的建筑不是让吾土吾民至今仍油然而生天朝大国之慨吗？我们的大洋彼岸，也曾倚仗着帝国大厦等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建筑来向全球炫耀这个星球上的统治权威，然后有更多的亚洲国家和地区期翼用更高或者更大的建筑物来掩饰沦为二等公民的恐惧，或者显示奋斗与崛起的雄心，从东京到台北，从上海到吉隆坡，无不是如此。

建筑成了国家与社会展示力量的道具，而作为个体的人，却从来不曾被真正关注与重视，生命的主体经常被忽视。

建筑师更在意让自己的作品千秋万世，被自己的历史感所陶醉，而忘了一个个卑微的生命(也包括自己)是在这个无常世上的真实需要。

每当在一些地产广告上看到“惊世之作，传世大宅”之类的话，我也还是会想起上文那位先生所说的话来，他试图用公共建筑给全体人民一个梦想，从而驱使更多的人为之匍匐、奴役。

而房地产商和银行家给个体生命一个梦想——和周边生命个体较劲的可能，让生命在无穷无尽追逐物质载体的过程中，忘记生命的本质——不过就是顺其自然。

前一阵子，我去北京郊区的龙泉寺，见僧房里写着：六点药石之后颂经云云，我很奇怪，“是否要集体吃药？”我的老同学、前北大哲学硕士贤庆法师解释说：“出家人把晚饭叫药石，没病就尽量不要吃。

”米饭是好东西，但也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啊。

房子也是好东西，但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房子、多少房子？大宅，我所欲也，问题是，一个人能占有多少？应该占有多少？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惊世之作，传世大宅”，还是一个适宜生命的房子？

让建筑赞美生命——或许，发现了被忽略的建筑的主体，回归它的本质，让建筑不再是从属于权力和财富，而是真正服务于生命，建筑才可能去赞美生命。

一家公司的力量是否足以做到？或许不足以，但一粒种子埋下去，终究有一天会发出芽来，终究会有长成参天大树的那一天，这也是一种顺其自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