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达开（1831～1863）太平天国军事统帅之一。

广西贵县人。

早年加入拜上帝会，与洪秀全、冯云山等共谋举义。

金田起义后，被封为左军主将，旋封翼王。

在太平军由广西向金陵（今南京）进军途中，任开路先锋，屡建战功。

咸丰三年（太平天国癸好三年，1853）春，太平天国建都金陵，称天京，石达开留京协助洪秀全、杨秀清处理军政要务。

四年，西征军在湖南湘潭为曾国藩的湘军所败，节节后撤，武汉失守，九江危急。

他奉命率援军赴湖口，指挥九江、梅家洲守军顽强抗敌，将湘军水师的小船困锁于鄱阳湖内，重创其笨重大船于长江水域，由此西征军扭转战局。

六年春，奉命回援天京，协同燕王秦日纲等部，摧毁清军江南大营，共解天京之围。

六年秋，天京爆发内讧，石达开奉诏回京辅政，合朝拥戴。

七年夏，因受洪秀全疑忌，率10余万众，脱离皖、赣根据地，转战浙、闽，后折入湖南，进图四川，与湘军作战失利，被迫撤入广西。

十一年秋，他重振队伍，在川南、黔北转战年余，屡战受挫。

同治二年（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1863）夏，进至越厅紫打地（今四川石棉县安顺场南），为大渡河所阻，又遭清军及士兵围困，进退无路，陷于绝境。

他冀图“舍命以全三军”，投入清营，后不仅部属惨遭屠杀，自己也在成都遇害。

其部队转战过福建连城冠豸山:据史料记载，公元一八五七年“太平军”石达开部队进占连城，邑人死难三千余人，因兵灾祸乱之惨重教训，一些富豪皆寻避乱之所。

邑人罗学敏遂于一八九八年集资在冠豸山中改筑旧寨，前山建一道堑门，题名“竹安寨”，寨内依山势建屋三十九间，厅堂、居室、厨房、仓檩一应俱全；大猫山顶石崖上开凿一方天池，积蓄雨水，供饮食用；通往后山处亦筑一道堑门，设防把守，切断通道；摩天岭顶也有一道堑门，炮台、枪眼俯卫石阶唯一通道，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

古代英雄之死，没有一个像石达开那样惨烈，也没有一个像石达开那样窝囊，甚至没有一个像石达开那样众说纷纭，这真是奇中之奇了!?

石达开于1857年从天京(今南京)出走，率部10万余众西征。

石达开的出走，是由于太 平天国的内讧引起，但他对天朝的忠诚，却始终没有改变。

他在给洪秀全的信中说：“臣虽西奔，仍为天朝戮力。

苟得川、滇、黔、湘之间，扬天朝之旌，而宣太平之威德。

”(太平 天国野史)他在《石达开出走告示》中说：“用是自奋励，出师再表真，力酬上帝徒，勉报 主恩仁。

”(太平天国文书汇编)都表明他的西征是顾全大局、避免火并的忍让行为。

他选择 四川作为根据地，一是仰慕蜀中富饶，二是川督庸懦，可乘其弊。

但是他在进军过程中，形势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859年，石达开进攻湖南宝庆失利，只好折回广西。

1860 年，清王朝任命曾国潘为两江总督，利用湘军、淮军对抗太平军。

1862年，石达开休整 已毕，率主力10万入川(号称20万)，这时四川总督已换为湘军干将骆秉章，形势对石达开不利。

是年4月，石达开攻忠州、丰都、涪州(今涪陵)、巴县，均告失败，渡江未成。

5至8月，在叙府(今宜宾)、合江、江津渡江又未成。

1863年1月，石达开在叙府横江与 清军决战，遭遇到湘军悍将刘岳昭的顽强抵抗，加之石达开部下郭集益等4将降清，自焚双 龙镇营垒30余座，致使石达开死伤4万余众，元气大伤，只好退回云南。

4月，石达开带领4万人终于从米浪坝(今巧家)过江，5月占领西昌，经冕宁北上，5月14日进入紫打地 (今石棉安顺场)，在此徘徊了3天，终于铸成大错，断送了西征军的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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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第一个问题提出来了：石达开既已占领冕宁，为什么不走石棉—汉源—荥经—雅安这条 大路去进攻成都，反而要走安顺场—泸定这条小路?他究意想到哪里去??

要探讨石达开的心路历程，必须读《石达开自述》。

石达开虽是太平天国的猛将，但过去都是协同作战，未曾经历孤军深入的危机。

1859年进攻宝庆失利后，大军退回广西，军心 已经动摆，“各有思归之念，不能管束”，次年就有部分官兵回到天京，一部分竟至降清。

石达开自己也一度打算“隐居山林”，但因为清廷“到处悬赏严拿，无地藏身”，只得强打 精神重谋入川之策。

在多次与路秉员的部队作战之后，石达开已意识到川军今非昔比。

特别 是横江恶战，石达开损失4万余众，而且多是老干部、老部下；新充兵员，多为就食之饥民 ，缺乏训练，没有什么战斗力。

1863年5月尽管侥幸攻下西昌、冕宁，但实际上已成疲 惫之师，丧失了当初的锐气。

这时近在咫尺的成都，在他看来都是非份之想。

他之所以折入安顺场，很可能又重新萌发了“隐居山林”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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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达开攻下冕宁后，就以重金送松林土司王应元、田坝土司岭承恩，请求让路，得到许可。

这一偶然或暂时的现象使疲惫的石达开多少获得一点慰藉。

一个身经百战的良将在突然的慰 藉中极可能产生厌战情绪。

石达开折入安顺场，就已经透露出他放弃进攻成都的打算。

他大约正在选择退隐之地，这一犹豫，就使他陷入了灭顶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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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地流传的说法却是，1863年5月14日石达开到达安顺场后，当天夜里翼王妃产 下一子，达开大喜，“是以传令犒赏，休养三天”。

(许竟儒《擒石野史》)朱总司令在长征 中经过安顺场时，当地老百姓便给他讲了这个故事，并劝他尽快离开。

朱德在回忆中说—— ?

我问了这一带的群众，都说石达开入川是在这里消灭了的。

因为生了王子，不能前进，大摆酒席，大吹大鼓，弄了好几天。

结果后面追兵一来，“倮倮”又反对他，全部消灭 了。

(文彬《从西昌坝子到安顺场》)

这个传说虽然充满了同情和惋惜，却是靠不住的。

石达开长于韬略，深知战争机变。

决不会 因为生了王子而贻误军机。

试看后来在最后关头，石达开亲自挥其妻妾5人抱幼子2人沉河 ，可知他不是一个儿女情长的人，更不会因为一个黄口小儿而断送太平军的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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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说法见于薛福成《书巨寇石达开就擒事》，书中说石达开到达安顺场当天，“使其下 造船筏速渡。

渡者已万余人。

会日暮，忽传令撤回南岸，谓其下曰：我平生行军谨慎，今师 渡未及半，倘官兵卒至，此危道也，不如俟明日毕渡。

”?

但这个说法遭到现代军事学家的驳斥，理由是1万人的先头部队不是个小数目，完全可以单 独与清军作战，为什么要撤回?既然有时间撤回1万人，为什么不用这段时间再渡1万人?再 说，当时石达开不可能一下子造出那么多船，只有几百人居住的安顺场也找不出1600个 船夫(这是渡过1万人的最低船夫数。

请注意安顺场河面只容渔船可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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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情况是，5月14日夜大渡河突然涨水，由安顺场注入大渡河的松林河也涨了水，石 达开无法渡河。

而且，此时的石达开，极有可能已放弃了进攻成都的计划，他希望等到松林 河水退之后，朝泸定一带前进，找一个可以安生立命的地方退隐(当然以聚啸山林为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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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道就在石达开等待水退之时，川督骆秉章已收买了土司王应元和岭承恩，“赏以重金， 并许以官爵。

”这时渡过松林河去寻退隐之地已成空想，为了突围，石达开才选择了强渡大 渡河的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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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素称锐不可当的石达开为什么会在大渡河全军覆没呢?这是第二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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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我到康定讲学，因为二郎山公路不通，只好由雅安折向南，翻过泥巴山，由汉 源—石棉—沪定绕道到康定，有缘经过安顺场。

根据我的观察，石达开的失利完全是由地形 决定的。

安顺场在大渡河西(史书皆记作“南岸”，误。

原来大渡河在石棉发生陡折，安顺 场一带大渡河已作南北流向，故安顺场在河西，而泥巴山在河东)，系由松林河造成的冲积 扇，地势低平。

河东为陡峭崖岸，高出大渡河20－30米。

恰恰就在大渡河涨水之时，重 庆总镇唐友耕部已占据东岸，居高临下，枪炮齐发，实在无法逾越。

安顺场本来就处于清军 射程之中，加之还要划船，还要爬岩，其劣势更加显著。

军书所谓“死地”，大概就是指安 顺场这一类的地方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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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石达开在身处绝境时，仍然表现出“破釜沉舟”的英雄气概。

5月17日，石达开选 出精锐千人，分驾船筏，抢渡大渡河。

他勉励将士：“战必死，降亦必死，均一死也，不如 其战矣!”但在唐友耕枪炮攒射之下，这支敢死队全部阵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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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1日，石达开又令500人再次强渡大渡河，“隔岸呼噪，声震山谷”，但被清军 击中船上火药，引起爆炸。

“抢渡之贼，无一生还。

”6月3日，达开尽斩17日渡河向导200余人祭旗，挥令渡河，“皆被官军隔岸轰击，毙贼无数，兼以水势湍急，登筏者悉皆 沉没。

”6月9日，石达开最后一次抢渡，除被洪水漂没5只船筏以外，其余“悉被击沉 ”。

(见《骆秉章奏稿》)?

在走投无路之时，石达开仍对土司报有一线希望。

6月5日，石达开隔河射书给王应元，许 以良马两匹、白金千两为酬，请求让路，但这时王应元已为骆秉章收买，不许。

6月9日， 石达开最后一次强渡大渡河失败，王应元乘势杀过松林河，加上另一支土司部队(岭承恩)从 马鞍山压下来，紫打地失守，石达开率残部奔至老鸦漩，这一支太平军西征军也就进入最后 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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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达开初到紫打地约有4万余人，经过二十多天的苦战，死去1万多人，还剩1万多人。

紫 打地又是不毛之地，“至是战守俱穷，进退失据，死亡枕藉。

”(赖秉权《太平天国翼王石 达开紫打地蒙难纪实碑》)但石达开此时仍保留了一个革命英雄的本色，他对伤病难行的与 参军不久的弟兄“给资遣散”，让他们自谋生路(至今石棉、甘洛、越西等县还有太平军苗 裔数千人之多)。

剩下的6千余人，下决心与石达开共生死。

由于清军实行“坚壁清野”的 政策，石达开一直得不到任何补给，情况越来越严重，石达开只好命令妻妾抱子沉河，其他 伤病员也跟着纷纷投河而死，真是悲壮到万分……?

石达开在此弹尽粮绝之时，已无计可施。

这时，一个农民起义军领袖、一个传统的豪杰之士 ，终于作出了一个从军事上政治上说是极为错误，从人性上说是极为光辉的决定。

他写信给 川督骆秉章，要求杀己一人而保全三军，书信写得极为恳切——?

……大丈夫生既不能开疆报国，奚爱一生?死若可以安境全军，何惜一死?阁下如能依书附奏 清主，宏施大度，胞与为怀，格外原情，宥我将士，赦免杀戮，则达愿一人而自刎，全三军 以投安……(《唐友耕年谱》附有此书)?

但清军凶残成性，骗俘达开后，即押解到成都“凌迟处死”，达开残部6千余人，也被清军 在大树堡杀害(骆秉章奏折称其中4千人“给票遣散”，只杀了2千余人，恐不可信，因为至 今未闻“给票遣散”者的后裔何在)。

这一个血的教训，值得后人永远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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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迟处死”俗称“千刀万剐”，是最残酷的刑法。

6月25日就刑这一天，还有曾仕和等五人同死。

曾仕和“文弱，不胜其楚，惨呼”，石达开制止他说：“何遂不能忍此须臾?” 石达开自己“自就绑至刑场，均神气湛然，无一毫畏缩态，且系以凌迟极刑处死，至死亦均 默然无声，真奇男子也!”(周询《蜀海丛谈》)这需要何等坚强的毅力啊!连川督骆秉章也不 得不赞叹：“枭桀之气，见诸眉宇，绝非寻常贼目等伦!”(见《骆秉章奏稿》)

参考资料：http://www.bscu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