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安乐死”第一案“。

1986年6月23日，患者夏某因肝硬化晚期腹胀伴严重腹水，被送进陕西汉中市某医院。

看着母亲痛苦不堪的惨状，患者儿子王某和妹妹觉得母亲既然痛苦得生不如死，那么就要求医生对其母亲实施安乐死。

6月28日，在王某等一再的央求下，医生蒲某开了一张100毫升的复方冬眠灵的处方，并注明是“家属要求安乐死”，王某在上面签了字，当天中午至下午，该院实习生蔡某和值班护士分两次给夏素文注射冬眠灵。

同年9月，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将蒲某和王某批准逮捕，并于1988年2月向法院提起公诉。

1990年3月，汉中市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公开审理，并报至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于1991年2月28日批复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你院请求的蒲某，王某故意杀人一案，经高法讨论认为：安乐死的定性问题有待立法解决，就本案的具体情节，不提安乐死问题可以依照刑法第10条的规定，对蒲某，王某的行为不做犯罪处理。

”1991年4月6日，汉中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王某在母夏素文病危难愈的情况下，产生并且再三要求主治医生蒲某为其母注射药物，让其无痛苦地死去，其行为显属剥夺其母生命权利的故意为，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构成犯罪。

被告人蒲某在王某再三要求下，同其他医生后向危重病人夏素文注射促进死亡的药物，对夏的死亡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其行为已属夺公民生命权利的故意行为。

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构成犯罪。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条，宣告蒲某王某二人无罪。

”一审后，汉中市人民检察对一审判决两名被告行为不构成犯罪提起抗诉；蒲某和王某则对一审判决认定其行为属于违法行为不服提上诉。

汉中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于1992年3月25日二审裁定：驳回汉中市人民检察院的抗诉和蒲某，王的上诉，维持汉中市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

另外，事隔近18年后，2004年5月，当初要求为母亲实施“安乐死”的王某患胃癌并转移，向医院提出安乐死，被医院拒绝。

2004年8月3日，王某病逝。

“安乐死”面临着巨大的医学难题。

什么样的病人才是无法治愈的，什么样的痛苦才是病人难以承受的？对此，有时候根本无从断定。

临床医学是在不断探索、实践中逐步发的，有些病症看上去已无救治的可能，而实际上又有“起死回生”的希望；有些病症目前无法治愈，但是几年、十几年之后就有可能被治愈了；有些意志力薄弱的患者，可能会因一时痛而自愿放弃治疗；有些病人家属，可能是因为不愿意受拖累才请求医生对病人实施“安乐死”……在具体的临床实践中，如何应付、甄别种种复杂的情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其次，因为“安乐死”不仅是一个伦理问题、医学问题，更是一个法律问题。

如何才能避免不法之徒借实施“安乐死”之名，行谋杀病人之实？“安乐死”一旦开禁，会不会导致“安乐死”的滥用？这是最令人担忧的。

为避免这些问题出现，荷兰法律为医生实施“安乐死”作了相当严格而详细的规定：一病人必须在意识清醒的状态下自愿接受安乐死，并且要病人多次提出相关请求；二是根据前通行的医学经验，病人所患疾病必须是无法治愈的，而且病人所遭受的痛苦和折磨被认为是难以忍受的；三是主治医生必须与另一名医生进行磋商以获取独立的意见；四是医生必须在“安乐死”实施后向当地政府报告等。

然而，即使有了这些严格而详细的规定，恐怕也很难完全杜绝“安乐死”不被人所利用。

因此，实施“安乐死”，立法必须非常完善与严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