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诗歌的艺术风格与特点

本文试就鲁迅诗歌的艺术风格与特点，作一些粗浅的探讨。

一

鲁迅曾说过：革命的文艺应该“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立足于当前的战斗；同时，也就成了时代的记录。

战斗性和诗史性，就是我们所说的鲁迅所有文字的共同风格的一个重要方面。

战斗性和诗史性的高度结合，并不是所有进步的文艺家都具有的。

只有当作家站在时代的最前列，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前进，因而能最深刻地揭示时代特征、时代精神、时代本质，那么他的作品，才具有深远的认识时代、认识社会的意义，从而启示和指引人们投入到现实的战斗中去。

鲁迅所写的就是这样的作品。

他的小说、杂文是这样，他的诗歌也是这样。

鲁迅的诗歌是真正的诗史。

它源远流长，几乎和鲁迅的杂文一样，甚至比杂文产生的年代还要早一些。

在这连绵不断的三十余年的诗歌中，我们感受到了时代的前进，革命思潮的发展，感受到了反动派军事的和文化的专制主义的严重统治和人民的不屈不挠的斗争。

“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

我们所说的诗史，并非指那种拘泥于史事的诗歌。

鲁迅说：“gài＠⑴诗人者，撄人心者也。

”（《摩罗诗力说》）诗史必须是反映时代灵魂的，是跳动着时代脉搏的。

它们是以时代的感情波澜去激荡人们的心灵，激励人们的前进。

鲁迅的诗歌就是这样的诗史。

战斗性和诗史性，就成了鲁迅的一切作品的共同特色。

它们都有鲜明的政治倾向，鲜明的爱憎，而又都有诗史式的博厚和深刻。

然而一个作家的作品，在总的共同的风格之下，又会由于体裁的不同，表现出某些风格上的差别。

鲁迅的杂文和诗歌在风格上就较为接近。

这是因为，杂文和诗歌更便于直接表述作者的思想感情，它们更带有作者主观的感情色彩。

鲁迅的一生，经历了辛亥革命的高潮和这场革命的失败，经历了五四运动和接着而来的革命队伍的分化聚合，经历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以及它的夭折，经历了反动派的“围剿”和帝国主义的武装入侵。

历史的曲折使鲁迅经历了艰辛的生活历程和思想历程。

这就使他的思想具有忧愤深广和思索深沉的特点。

鲁迅的杂文和诗歌都更带有作者的主观色彩，因而在总的风格特点之下，它们又有着沉郁愤激的风格。

鲁迅的杂文多数是为战斗而写的，因而显得愤激而沉郁。

（研究者们常常注意到鲁迅杂文的愤激而忽视了虽然并不占主导地位的沉郁的一面。

）鲁迅的诗歌，多数是有感而发，“抒一时性情”，虽然也有战斗性，但不是为了发表而写的，因而显得沉郁而愤激。

（研究者们常常注意到鲁迅诗歌沉郁的一面，其实它还有虽然不占主导地位的愤激的一面。

）鲁迅的杂文和诗歌在风格上较为接近，但也还是稍有差别的。

总括起来，客观时代的特点和主观思想的特点，形成了鲁迅的诗歌——主要是旧诗的风格：博厚而深刻，沉郁而愤激。

二

鲁迅旧诗的风格是怎样形成的呢？我们想把鲁迅的旧诗分作几类来进行探讨。

必须指出的是：随着主客观条件的变化，任何作家的风格都是会有发展变化的。

鲁迅旧诗的写作时间长达三十余年。

他所处的时代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他本人的世界观也从早期的民主主义者，到中期的新民主主义者，到后期的共产主义者。

这样的主客观条件的变化，必然影响着鲁迅旧诗风格的发展。

但是总的说来，鲁迅旧诗的风格又是一贯的，只是愈到晚年愈显得博厚，深刻，沉郁，愤激。

鲁迅的一部分旧诗是yǒng＠⑵怀述志的。

伟大的襟怀，紧密地联系着时代的社会内容。

历史上有不少yǒng＠⑵怀述志的诗，常常由于没有和社会内容结合起来，不免显得空泛。

鲁迅年青时也写过这类yǒng＠⑵怀诗，如《莲蓬人》，歌颂了不染污泥的高洁和“亭亭净植”的风骨。

但由于它没有和一定的社会内容结合起来，这种yǒng＠⑵怀，就显得朦胧和书生气。

《自题小像》以后，就不同了。

《自题小像》抒述了诗人强烈的爱国热情和献身祖国的宏伟志愿，表明了青年鲁迅的革命民主主义世界观的开始形成。

它反映了鲁迅在那个时期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和理解。

它是中国民主主义革命逐渐走向高潮的那个时代的产物，它闪耀着时代的光彩。

“我以我血荐轩辕”，就是以辛亥革命前夜在革命者中流行的语言所表达的豪迈的誓言。

然而祖国的“风雨如磐”，同胞的“寄意不察”，这又使鲁迅的豪迈带上了愤激和沉郁的色彩。

《自嘲》也是抒述襟怀的诗。

但它又和《自题小像》不同。

这诗写于一九三二年。

当时的革命形势不像辛亥革命前夜那样的正在高涨，而是处在低潮时期，反动派正在实行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历史正处在曲折的黑暗的岁月里。

诗人自己也和学生时代有所不同，而是近三十年来几经波折，饱受艰辛。

华gài＠⑴照命，翻身碰头，遮颜过市，漏船中流，正是诗人在黑暗岁月里的遭遇和奋斗的写照，也是千万革命者的写照。

这是有其时代特点的。

诗人这时的思想也和青年时期不同。

这时更趋成熟，他已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者。

他不可能再像青年时代那样发出豪言壮语，而是以更深沉的语言表示了他的人生态度：“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反映了时代特点和诗人思想特点的这首诗，就显得博厚，深刻，愤激，沉郁。

《偶成》、《答客诮》、《题〈呐喊〉》、《题〈彷徨〉》都是这一类抒怀述志诗。

鲁迅的一部分旧诗，是悼念战友和寄意亲朋的。

诗人悼念的都是为国捐躯、为革命献身的战士。

他们本来就是战斗在时代前列的。

他们的战斗反映着时代的本质特点。

《哀范君三首》悼念的是辛亥革命夭折后被复辟势力迫害而死的革命者。

“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

故里寒云黑，炎天凛夜长。

”正是当时的时代环境。

“生成傲骨”的革命者，最后得到的是“微醉自沉沦”的命运。

这是对封建复辟势力的控诉，也是对辛亥革命的尖锐批评。

“世味秋荼苦，人间直道穷。

”诗人的心境是十分沉痛的。

柔石等青年的被杀，鲁迅写下了《为了忘却的记念》诗。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这是反动派实行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的黑暗岁月里的普遍现象。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表达了诗人的沉痛和愤激。

这首诗本身就像一把匕首，和反动派短兵相接。

反动派的杀害杨铨，是反革命文化“围剿”、法西斯统治的罪恶记录。

他和鲁迅都是民权保障同盟的骨干，竟为争取民主权力而献身。

鲁迅在不顾安危毅然参加殓仪后，再也抑制不住奔腾的激情，当天就挥毫成诗：《悼杨铨》。

感情激沛，气势磅礴，悲歌当哭，沉郁感人。

这不是墨写的诗，是血和泪凝结而成的。

如果说，《悼杨铨》是悲愤的激情喷薄而成；那么，《悼丁君》却又是痛定思痛之作。

反动派的绑架丁玲和同时杀害应修人，震动了当时的文化界和人民群众，这也是反动派实行法西斯统治的罪恶记录。

但从丁玲被捕到鲁迅听说已被害，有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不象杨铨被刺的突然发生，鲁迅的愤激之情已经过了细细的咀嚼。

他的悼念“高丘无女”，痛惜“瑶瑟凝尘”，愤恨“如磐夜气”的统治，都表现了经过思索的深沉。

总之，这些悲悼诗都有着时代的重大内容，又都有着诗人独特的感情色彩。

寄意亲朋的诗，我们指的是《为学医青年题词》、《阻郁达夫移家杭州》、《题〈芥子园画谱〉赠许广平》等等。

这些诗可以说也都是政治诗。

他们也都和当时的革命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旧社会，“科学救国”是许多爱国的有事业心的科学家的理想。

但在反动统治之下，这只能是幻想。

国家和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那里谈得上发展科学事业，更不要说什么科学救国了。

只有推翻反动统治，改变旧制度，科学事业才能得到真正的发展。

《为学医青年题词》就锐利地指出了科学和救国、业务和政治的关系。

这虽是写给一位学医的女青年的，但有着普遍的指导意义。

诗里这样的思想，鲁迅在杂文中也有过多次的表述。

劝郁达夫的那首诗，其意义也决不只是限于郁达夫个人。

在激烈的革命斗争中，面对反动派的白色恐怖，确有不少人畏难而退了。

特别是有了安适小康的生活，更容易使人畏难而退。

郁达夫的离开当时文化斗争中心的上海，而想在杭州的湖光山色中去过安适的生活，在当时的一部分文化人中是有典型性的。

鲁迅赠诗婉言相劝，要他别留恋“平楚日和”、“小山香满”的生活，而应该在旷远的风波中振翮翱翔。

鲁迅的劝告在当时也就有着典型的意义。

赠许广平的诗则是十年携手、艰危与共的老战友之间，在苦斗中的以沫相濡的互相勉励。

正如许广平所说：“世事抑郁，时萦心怀，偶听佳音，辄加振奋，故有‘甘苦相知’的话。

”可见这首夫妇之间的写赠诗也是时代的产物。

鲁迅的这类题赠亲朋的诗，是诗人心灵深处的真知灼见、深情厚谊的产物，但它们又同样有着那个时代的烙印。

在鲁迅的旧诗中，有不少是歌颂光明、歌颂革命力量、歌颂进步思想的诗篇。

在那黑暗的岁月里，夜气如磐，遍地哀鸿，诗人沉痛有之，愤慨有之，但决不悲观。

他以如椽之笔，写下了这样的诗句：“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

”现实的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是残酷的，但诗人有远见，有理想。

他深信两个反革命“围剿”的结果将是革命武装力量的壮大和革命文化事业的发展。

鲁迅以高度概括的诗句，写下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历史发展的方向。

在“雾塞苍天百卉殚”的时日里，鲁迅要画家“只研朱墨作春山”；诗人还要文化人，即使“无奈终输萧艾密”，文纲严密，也要为传播马列主义的革命真理而奋斗——“却成迁客播芳馨”。

这些诗句都有着歌颂光明、歌颂革命的同样意义。

而曾为毛泽东同志书赠日本朋友的《无题》诗，诗人更能在“万家墨面”、禁锢严密的大地上，“于无声处听惊雷”。

毛泽东同志说：“这一首诗，是鲁迅在中国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里写的。

”是的，在最黑暗的年代里，诗人预见到了中国黎明的一线曙光。

鲁迅还有一些诗篇歌颂了国际间人民的友谊，宣传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

特别是《题三义塔》诗，鲁迅既痛斥了日本侵略者狂轰滥炸的暴行，又指出中日反侵略战争的人民是“斗士诚坚共抗流”的。

他深信，中日人民总有一天会“相逢一笑泯恩仇”的。

鲁迅的这些歌颂光明、歌颂革命的诗篇，表明诗人已是伟大的共产主义者，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他已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深知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力量和历史发展的必然方向，因而他能在时代的最前列站得高，看得远，能有宏伟的襟怀。

鲁迅的这些诗篇是昂扬的，但仍然是沉郁的。

我们所说的“沉郁”，是以“沉”指内含的深沉，以“郁”指蕴藏而不直露。

在鲁迅的旧诗中，还有相当数量的一部分，是鞭挞反动派和各种黑暗势力的。

它们揭露了反动派对内屠杀的凶残，如《湘灵歌》、《无题》（“禹域多飞将”）等篇；它们痛斥了反动派对外投降的无耻，如《好东西歌》、《学生和玉佛》等篇；它们指出了反动派争权夺利的丑恶，如《南京民谣》、《“言词争执”歌》；它们讽刺了甘当奴才的可鄙，如《所闻》、《二十二年元旦》等篇；它们声讨了文化“围剿”的罪恶，如《偶成》、《秋夜有感》等篇。

这些诗篇，从各个角度，描绘了反动派的狰狞嘴脸，作了“时代的记录”。

总之，鲁迅的旧诗都是政治诗。

这里没有缠绵悱恻的浅吟低唱，这里也没有风花雪月的无病呻吟。

它们多方面地“记录”了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的矛盾斗争，那个时代的发展动向，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

诗人几经历史的曲折，思想磨炼得更趋成熟，也更为深沉。

这都使鲁迅的旧诗有着诗史的博厚和深刻，而又有着抒情的沉郁和愤激。

三

鲁迅在《诗歌之敌》中说“诗歌是本以发抒自己的热情的”；在一九三六年给台静农的信中又说到“说人原宜热中”。

鲁迅在为殷夫的诗集《孩儿塔》写的序中，称赞他的诗是“爱的大纛”，“憎的丰碑”。

可见鲁迅认为诗人写诗必须有激情，没有激情无以为诗。

但鲁迅又以为诗人的激情必须是深沉的、内向的，它的表述应该是婉曲的。

他在《两地书》的第三二封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那一首诗，意气也未尝不盛，但此种猛烈的攻击，只宜用散文，如“杂感”之类，而造语还须曲折，否，即容易引起反感。

诗歌较有永久性，所以不甚合于做这样题目。

沪案以后，周刊上常有极锋利肃杀的诗，其实是没有意思的，情随事迁，即味如嚼蜡。

我以为感情正烈的时候，不宜做诗，否则锋芒太露，能将“诗美”杀掉。

这首诗有此病。

对于鲁迅的这段话，我们的理解是：一、诗人要有激情（“意气也未尝不盛”），但这激情必须是深沉的。

诗人所具有的应该是“热到发冷的热情”（《陀思妥夫斯基的事》）。

这里的所谓“发冷”是指经过冷静的理智的深思。

鲁迅不赞成浅薄显豁、锋芒毕露的诗歌。

二、鲁迅主张诗歌的“造语还须曲折”。

不要一览无余，而应经得起人们的咏诵耐味（即“较有永久性”）。

三、诗必须是艺术。

出于一时之愤激的呼号叫喊，未尝没有意义，但很可能“情随事迁，即味同嚼蜡”。

诗必须有诗美。

鲁迅的这种美学思想也曾表现在他对杂文写作的看法中。

据冯雪峰在《回忆鲁迅》中说：鲁迅很赞赏瞿秋白的杂文，认为它们“尖锐，明白，‘真有才华’。

”但鲁迅“也表示过秋白同志的杂文深刻性不够、少含蓄、第二遍读起来就有‘一览无余’的感觉”。

正是鲁迅的这种美学思想，使鲁迅的诗歌创作决无锋利肃杀、锋芒太露之作。

鲁迅旧诗的愤激而沉郁的风格的形成，显然是和鲁迅的这种美学思想分不开的。

读鲁迅的旧诗，使人感到如同读他的杂文一样，有着雄辩的论证性和严密的逻辑性。

因而鲁迅旧诗的容量都很大，给人以博厚和深沉的感觉。

它们是诗的杂文，杂文的诗。

但鲁迅的旧诗又和味同嚼蜡的哲理诗不同，它们又有形象性。

具有论证的力量、逻辑的力量而又有艺术感染的力量，这是鲁迅旧诗的重大特色之一。

如《为了忘却的记念》诗，首联写诗人自己在漫漫长夜中“挈妇将雏”地进行长期斗争的经历，二联则写诗人所面临的现实却仍然是军阀们的争权夺利和由此而造成的多少“慈母泪”。

三联则是一二联思想的逻辑发展，是诗人面对现实的态度和决心：“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这是本诗感情的最高点，也是本诗的主旨所在。

而每一句诗，几乎又都是形象的描绘。

《阻郁达夫移家杭州》论证层层深入，有着以理服人的力量。

诗先说浙江杭州“钱王仍在”的政治环境，何苦移家到黑暗中去；次说“平楚日和”和“小山香满”的生活，不值得留恋；再以“岳坟冷落”等情形，以古喻今，给予启示；最后提出劝告：不如在风波浩荡的斗争中进行创作吧。

全诗的逻辑性很严密。

《无题》（为学医青年题词）短短的四言六句，指出了一面是“杀人有将”，一面是“救人为医”，如果不把这“杀人”的社会进行彻底的改造，那为医救人也不过是“小补之哉”。

说理透彻，含意深远，可使人们举一反三。

鲁迅把论证性、逻辑性、艺术性熔于一炉，也是使他的旧诗形成博厚而深刻、激越而沉郁的风格的一个重要方面。

鲁迅的旧诗具有博厚、深刻、愤激、沉郁的风格，还由于他的诗句能高度的概括，能高度的凝炼，常有含义深远，体会无穷的警句。

陆士衡《文赋》说：“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

”可见警句的重要。

《诗人玉屑》引《童蒙训》的话说：“文章无警策，则不足以传世，盖不能辣动世人。

”鲁迅的旧诗中“能辣动世人”的警句是不少的，如被毛泽东同志推荐作为人们的座右铭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还有如：“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都是为人们所传诵的警句。

鲁迅的旧诗还善于用比喻、联比的手法，来表达内容的博厚而深刻、感情的愤激而沉郁。

鲁迅的《湘灵歌》整篇是一个比喻。

它描写神话中湘灵到湘水边去梳洗，而这时的湘水已由于反动派的屠杀，血流成河而为之赤，用来揭露反动派的血腥统治。

《赠画师》用的是连喻：先是以“风生白下千林暗，雾塞苍天百卉殚”暗喻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又以“只研朱墨作春山”暗喻光明的力量仍然存在。

诗人“不著一字而正意跃然”：要在黑暗中看到光明。

鲁迅的不少名句，如“血沃中原肥劲草”等等，也是用的比喻的手法。

鲁迅还常以“夜”、“风雨”、“秋”等自然景象来暗喻和象征黑暗的旧社会。

鲁迅还常常在旧诗中用反衬，即古人所说的“欲扬故抑”的手法。

《悼杨铨》前两句“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是说反动派杀人实在太多了，以至听到杀人之类的事，他简直“神经渐渐麻木，毫不吃惊，也无言说了”，但是那里能够想到这次却震惊了他的麻木而不能无言了：“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这样的反衬，更指出了反动派的凶残比意料中的还要凶残，同时也写出了诗人的悲愤并非一般的悲愤。

前两句的故抑，使后两句急转直下，诗人悲愤激烈的感情象瀑布一样直泻而来，真实感人。

《无题》诗的前两句“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写出了在反动派“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的反动统治下，简直连人民的哀吟也听不到了。

后两句却一反前两句的沉闷：“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这样更反衬出人民的怒火在燃烧，地火在运行，沉默正是革命风雷即将爆发的前夜！这首诗就以革命乐观主义的坚定信心感染读者。

鲁迅的这种欲扬故抑的手法，使他的旧诗更突出了沉郁顿挫的特色。

鲁迅的旧诗还有讽刺的特点。

“‘讽刺’的生命是真实”。

（《什么是“讽刺”？》）鲁迅善于抓住典型的人和事进行讽刺。

几首民歌体的诗就都属于这一类讽刺诗。

鲁迅有时就采用白描的手法，达到讽刺的目的。

如《赠邬其山》写了种种“每日见中华”的现象，诗人不加任何评语，却勾勒了军阀政客们的嘴脸。

又如《所闻》：“华灯照宴敞豪门，娇女严装侍玉樽。

忽忆情亲焦土下，佯看罗袜掩啼痕。

”也是用的白描，但它又有对比，写出了一方的豪奢，一方的无告，讽刺了反动豪门的荒淫无耻和鱼肉人民。

鲁迅用对比的手法取得讽刺效果的，还有如：“几家春袅袅，万籁静yīn＠⑶yīn＠⑶。

”“专车队队前门站，晦气重重大学生。

”等等。

讽刺的特点加浓了鲁迅旧诗的愤激而沉郁的风格。

鲁迅在《两地书》的第十二封信中说：他自己“好用反语”。

鲁迅在旧诗中也是常用反语的。

一种情况是正面的意思却用贬义的字句来强调、衬托，象“灵台无计逃神矢”，用一个“逃”字来表达诗人对祖国热爱的坚定和深沉；又象“躲进小楼成一统”，用一个“躲”字来表示他坚守阵地全力以赴地投入战斗的决心。

另一种情况是反面的事物却用褒义字来嘲笑、挖苦，象《湘灵歌》的最后一联：“鼓完瑶瑟人不见，太平成象盈秋门。

”反动派的血腥屠杀，使高丘寂寞，芳荃零落，河水变赤，人烟荒凉。

而这正是他们的治绩，是他们的“太平成象”。

这样的讽刺就极为有力。

“好用反语”，使鲁迅的旧诗博厚中见深刻，而又愤激有致，沉郁感人。

就是这样，鲁迅用多种艺术手法，使他的旧诗形成了博厚而深刻、沉郁而愤激的风格。

四

作家或诗人的风格的形成，和他所承受的民族传统和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灿烂若群星的我国古代的作家、诗人中，鲁迅的旧诗创作受屈原的影响是很明显的。

鲁迅从青年时代就爱好屈原的作品。

据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鲁迅在日本留学时，还特地买了一本日本印制的线装的《离骚》。

他称《离骚》为“自叙和记讽的杰作”。

它的许多段落，他能朗朗背诵。

后来，他在北京的书房兼卧房的“老虎尾巴”里，壁上就一直挂着乔大壮书写的集骚句的楹联：“望崦嵫而勿迫；恐鹈＠⑷之先鸣！”他还摘录了《离骚》中的一段诗句，作为《彷徨》的题词，以表达他正在为中国革命的道路而“上下求索”的心情。

鲁迅从青年时代写《莲蓬人》起，他的许多旧诗几乎都有着屈原的影子。

《祭书神文》简直可以看作《九章》、《九歌》的续篇。

《送O.E.君携兰归国》、《湘灵歌》、《无题》（“洞庭木落”）、《悼丁君》、《无题》（“一枝清采”）等篇，不但在遣词造句上用的是骚体语言，而且在全诗的意境上也和骚体诗十分接近。

至于采用屈原的片言只语写入诗篇的，那就更多了。

当然，屈原的艺术特色概括不了鲁迅旧诗的风格。

鲁迅还受到古代其他诗人的影响。

鲁迅青年时很喜欢李贺的诗。

他在一九一一年致许寿裳的信中就要许代为寻觅李贺诗集。

在鲁迅的文章中也有几次提到李贺。

在一九三五年给山本初枝的信中，鲁迅又曾说及：“年轻时较爱读唐朝李贺的诗。

他的诗晦涩难懂，正因为难懂，才钦佩的。

现在连对这位李君也不钦佩了。

”可见鲁迅对李贺的爱好是有限度的。

但李贺诗歌的驰骋想象，多用象征、比喻的手法，以及在语言上的注意锤炼，在鲁迅旧诗中都有一定的影响。

李贺诗中多用“鬼”、“夜”、“秋雨”等字眼，鲁迅旧诗中也多用“夜”、“秋”、“风雨”等语词。

李贺在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的年代里，他用这些字眼写那个时代，是感伤的。

鲁迅在反动派的法西斯统治之下，他用这些词语写那个社会，是愤激的。

李贺受屈原影响很深。

他自称“楚辞系肘后”（《赠陈商》），“咽咽学楚吟”（《伤心行》），“斫取青光写楚辞”（《昌谷北园新笋》），说明他经常读写屈原的作品。

难怪杜牧在《李长吉歌诗叙》中称李贺为“骚之苗裔”。

或许正因为鲁迅青年时爱好屈原之作，爱鸟及屋，连李贺也喜欢了。

有人曾把鲁迅的旧诗和李商隐相比，和杜甫相比，但都为鲁迅所反对，然而有一位古代的大诗人，鲁迅虽然没有怎样的提到过他，却在旧诗创作中受到他的影响的，那就是龚自珍（定庵）。

据一位年长的同志告诉我：六十年代的某一天，毛泽东同志邀约了几位文艺界同志谈天，谈到了鲁迅的旧诗。

毛泽东同志说：鲁迅的旧诗很明显受龚自珍的影响，但鲁迅文章中怎么很少提到龚自珍啊！鲁迅的文章确实几乎没有提到过龚自珍。

但鲁迅在口头上曾对人说过：他喜欢龚自珍。

据唐tāo＠⑸同志《〈鲁迅全集补遗〉编后记》的“附录一”中回忆：“至于我说‘先生好定庵诗’，这是有一次谈到旧诗的时候——记得是在忆定盘路吃完晚饭，雇汽车回到北四川路底寓所，我和他同道，在车里听他说的，他很称道定庵七言的风格。

”龚自珍处于封建社会的衰落时期。

他对于国家的衰落“能忧心，能愤心”（《乙丙之际著议第九》）。

他的诗歌，尤其是他弃官以后写的七言组诗《己亥杂诗》，为诗为事而发，雄浑愤激，婉曲沉郁。

鲁迅后期的七言诗，可以看出龚自珍影响的痕迹。

如《悼杨铨》。

许寿裳就说：“这首诗才气纵横，富于新意，无异龚自珍。

”读鲁迅的《无题》（“万家墨面”），再读龚自珍的《己亥杂诗》之一：“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yīn＠⑹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

”从中我们可以悟出它们之间的某些艺术联系吧。

值得注意的是，龚自珍也是“屈原派”。

在他的诗中写到他推崇屈原、诵读楚辞的地方是很多的。

如“六艺但许庄骚邻，芳香恻悱怀义仁”（《辨仙行》），就是他对《庄子》和《离骚》的推崇。

而他特别说是“庄骚两灵鬼，盘踞肝肠深”（《自春徂秋……得十五首》），可见《离骚》对他影响的深远。

鲁迅的“好定庵”，和鲁迅的好李贺一样，其中显然有着艺术趣味，美学爱好上的吸引。

这是很值得注意的。

必须指出的是，鲁迅学习古典诗歌，不拘泥于一人或几人，而是着重于融汇贯通，汲取他们的精华，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

但也无可否认，鲁迅明确表示爱好并接受其影响的是古代积极浪漫主义诗人。

鲁迅的小说、杂文、诗歌有着共同的总的风格，但小说和杂文、诗歌有所不同，杂文和诗歌则又有差异。

世上的事物大多是错综复杂的。

一个作家的风格也不可能单一。

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家，其诗歌创作却明显地受浪漫主义的影响，这不是很值得研究者们深长思之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