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一生大致可分四个时期： （1）、读书、应举与入仕时期（仁宗景佑三年至神宗熙宁二年），亦即王安石全面变法以前时期。

这一时期苏轼主要经历了读书、应举、入仕等几个阶段。

苏轼读书很有自己的特色，一是受其父影响，不拘于经书而广涉群览，博闻强记；并且，有一套“八面受敌”即每次从不同角度去读书的科学方法；二是关心政治，“奋励有当世志”。

嘉佑六年，二十六岁时通过制策殿试，正式踏上了荣辱不定、政治风波迭起的坎坷仕途。

（2）、自请离朝，出任地方时期（神宗熙宁二年至元丰八年亦即熙丰变法时期）。

这一时期苏轼主要经历了出离中央、历任四州（杭州、密州、徐州、湖州。

杭州是他诗歌创作热情高涨期；密州是他词的创作步入繁盛期）、乌台受审、贬谪黄州等事件。

熙宁初年，苏轼在朝任职，因改革思想与王安石变法主张多有不合，请求外调。

在外任期间苏轼也改不了坦诚相言的习性，写诗对新法实施中暴露出来的弊端进行讽谏，遭新党中小人的陷害，被逮入御史台受审，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出狱后被贬谪黄州，本州安置，形同流放。

从此，苏轼的生活、思想发生了巨大的转折，文学创作进入全盛期。

一方面诗词文赋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写下了不少代表作；同时创作个性更加成熟，在反映现实的同时变得更超脱、更旷达。

在黄州期间他带着家人在城东开荒，自食其力，自号“东坡”。

（3）、重回朝廷及连放外任时期（神宗元丰八年至哲宗元佑八年）。

元丰八年神宗逝世，年仅十岁的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大力起用司马光等反王安石变法的旧党人物，史称“元佑更化”。

苏轼被召回朝，连连升迁。

但苏轼又与“专欲变熙宁之法”的旧党领袖司马光政见不合，认为王安石新法不可一概废除，于是又被旧党视为异己，不安于朝，再次请求离朝外放。

苏轼这次在朝期间，主持过学士院考试和进士贡举，为国家振兴擢拔人才，于是有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陈师道等云集京师，一时文坛兴盛，为北宋后期的文学发展开创出一个新的局面。

（4）、远谪惠、儋时期（哲宗绍圣元年至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即哲宗亲政时期）。

这期间，哲宗重新起用新党，把屡受旧党排斥的苏轼作为旧党处置，致使苏轼经历了一贬再贬的打击，一直被流放到今天的海南省儋县（儋州）。

总之，苏轼的一生得意时少，失意时多，始终处再党争的夹缝中，他在《自题金山画像》中总结自己的后半生说：“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