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敦颐：出生在广西贺州桂岭的世界文化名人他是我国继孔孟之后的第二代大儒，由于在哲学上的贡献，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位世界文化名人。

但可能很少有人知道，这位写了中国历史上经典不朽作品《爱莲说》的宋人是一位广西人。

染世莲花芳九州　　广西贺州市所辖桂岭镇位于湘、粤、桂三省(区)交界，素有“一脚踏三省”之说，三国时属吴地，始设县治；是秦修萧贺古道必经之地。

北宋大中祥符年(1016年)，湘楚道州(今湖南道县)人周辅成考取进士，是年被委任为广西贺州桂岭县县令。

周辅成到任后，桂岭当年即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桂岭有大片荷塘，这年腊月, 一般在夏季开放的莲荷，却开出满塘五色荷花，整个冬天都盛开不败。

第二年，即北宋天禧元年(1017年)，周辅成县令的夫人郑氏在县衙中为他生下一个儿子。

周县令为儿子取名敦实，字茂叔，后因避宋英宗皇帝旧讳而改名敦颐。

周辅成县令出身于书香门第，为官开明勤勉，“务行政德泽,人人久而不忘。

”他在桂岭掌政多年, 深得百姓拥戴。

儿子周敦颐受家庭熏陶，常年耳濡目染，从小便喜爱读书，加之天资甚慧，过目成诵，在家乡桂岭颇有名气，人们都说他“志趣高远，博学力行，有古人之风”。

周敦颐出生于桂岭荷塘边，整个童年和求学阶段都离不开荷塘，由此对荷塘情有独钟，特别青睐雅丽端庄、清幽玉洁的莲花，他一生爱莲咏莲，以“出淤泥而不染”来激励自己。

公元1072年，周敦颐来到江西，在庐山莲花峰下创办了濂溪书院。

他将书院门前的溪水命名“濂溪”，并自号“濂溪先生”。

因酷爱莲花，还在书院内建造了一座爱莲堂，堂前凿一“莲池”，种植莲荷。

在讲学研读之余，常漫步赏莲于堂前。

后写就一篇《爱莲说》，其佳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成为千古绝唱，至今仍脍炙人口。

《爱莲说》以生动精练的文采表达了周敦颐用莲花出淤泥而不染的洁白品貌和正直向上的精神，来抒发寄托自己洒落的胸襟和坚贞的意愿。

《爱莲说》中提倡的“出污泥而不染”的品格，已构成中国优秀人文精神中的宝贵要素之一，它融入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成为人们处世立命的一杆标尺，影响源远流长。

家乡后人为纪念这位在贺州桂岭诞生的“爱莲者”，在桂岭立有“周子祠”。

清朝时，桂岭县丞周端曾撰《重建周子祠序》云：“考贺志桂岭有周子祠，祠前有塘，塘中有莲，先生……志有莲池，大都本爱莲一说。

自宋迄今，塘莲尚在。

”现周子祠尚存，民国时代作桂岭区署址，今为桂岭镇粮所用房。

富川县还有一个位于萧贺古道旁叫福溪村的唐宋古寨。

现仍存有名为“濂溪祠”的周氏宗词，祠中供奉有濂溪先生周敦颐的塑像,祠壁上还书有濂溪先生的名著《太级图说》全文及《爱莲说》的语录。

古寨周氏族谱云：“先祖周敦颐在道州为官路过此地时,看中这块风水宝地,便留一子在此定居,繁衍至今。

”清廉高洁总无私　　周敦颐入仕后曾任洪州分宁县主簿、南安军司理参军、桂阳和南昌县令、合州判官、虔州通判、熙宁初知郴州，擢广东转运判官，提点刑狱等职。

所到之处，都很有实绩。

“在合州郡四年，人心悦服，事不经先生之手，吏不敢决”。

北宋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他曾任南安军司理参军，即主管政法的军州级官员，他“为政精密，务尽道理”，因公正执法在南安军和政界获得很高的声誉。

有个犯人依法本不该判死刑，但转运使王逵却要定死罪。

王逵是周敦颐的顶头上司，为人严厉、武断，下属官员无人敢提出异议。

但周敦颐却挺身而出，与王逵争辩，王逵不听，周敦颐当即辞官曰：“以乱杀人来讨上级喜欢，我不干了！”幸好王逵胸怀较开阔，不但未动怒，反而被周的行动所感悟，承认自己的错误，结果死囚得救……　　著名的历史学家司马光为周濂溪作传时，对此事赞誉有加。

周敦颐一生大多任监察官，从事办案，他的大舅子蒲宗孟在他的墓碣中称他“屠奸剪弊，如快刀健斧，落手无留”。

后来他到桂阳、南昌任县令，富家大姓、黠吏恶少，闻其名声，为之收敛。

他的官做得不大，但很敢说话，刚直不阿，在百口交毁的情况下，仍我行我素。

连当时与包拯齐名的赵忭听了对他的谮言也一度误解，对他很严厉。

但赵忭毕竟也是个正直的人，周敦颐当虔州通判时，赵忭正好为该州太守，认真地调查了周敦颐的所作所为后，大悟，拉着周敦颐说：“吾几失君矣，今而后乃知周茂叔也。

”后来，赵忭推荐他当了广东转运判官（相当于现时的厅级纪检书记），他以“洗冤泽物”为己任，不怕瘴厉险远，自己奔波调查案子。

同时代的黄庭坚特别指出，“闻茂叔之风，犹足律贪，则此溪（指濂溪）之水配茂叔以永久，所得多矣。

”前人评周敦颐“言约而道大，文质而义精，得孔孟之本源”。

大文豪苏轼作《故周茂叔先生濂溪》诗，对他甚为推重。

周敦颐一生为官清廉。

据《周敦颐年谱》载：“先生素贫，初入京师，鬻其产以行”。

《濂溪先生墓志铭》也有记载：周敦颐在洪州南昌做官时，得了一场大病，同僚潘兴嗣去看望他，见他所有家中衣物，只能装满一破筐，钱不过百文。

他从小信古好义，“以名节自砥砺”。

平生不慕钱财，爱谈名理，他认为“君子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

他的俸禄，常用以周济贫困的族人、朋友，自己却拿的很少，到晚年甚至连稀饭都喝不上。

这些都是周敦颐朴实、正直、平淡的性情使然。

公元1066年，周敦颐50岁时曾作自况诗一首，诗云：“老子生来骨性寒，宦情不改旧儒酸。

停杯厌饮香醪水，举著半餐淡菜盘。

事冗不知精力倦，官清赢得梦魂安。

故人欲问吾何况，为道春陵只一般。

”　　宋熙宁六年（1073）六月七日，周敦颐病逝，终年五十七岁，葬在九江南门外的栗树岭，距濂溪书堂约五六里。

墓侧有其母亲、妻子和继配的墓葬。

开山理学融三教　　周敦颐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思想家，大哲学家。

周敦颐认为，天下之众，本在一人。

一是倡导礼乐，二是修身齐家。

“治天下观于家，治家观于身而已矣”（《通书·家人睽复无妄》）。

身修而家齐，家齐则天下治。

三是明刑法。

“圣人之法天，以政养万民，肃之以刑。

民之盛也，欲动情胜，利害相攻不止，则贼灭无伦焉，故得刑以治”（《通书·刑》）。

统治者不仅需要德治，也需要法治。

汉代是“经学”著称、魏晋是“玄学”、隋唐是“佛学”、宋代以后是“宋明理学”，而“宋明理学”的创始人就是周敦颐。

所谓“理学”就是糅合了儒家、道家和佛家的理论，三家合一，最后通过整合形成了一个新的思想流派。

周敦颐是把世界本原当做哲学问题进行系统讨论的起始者。

他继承《易经》和部分道家以及道教思想，提出一个简单而系统的宇宙构成论，说“无极而太极”、“太极”一动一静。

产生阴阳万物。

“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

圣人模仿“太极”建立“人极”、“人极”即“诚”，“诚”是“纯粹互善”的“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是道德的最高境界，只有通过主静、无欲，才能达到这一境界。

他的学说对理学的发展有深远影响。

所著《太极图说》，被宋儒推为宇宙和人生的最精简的说明，后经朱熹发挥，遂成程朱理学的理论基础。

其主要著作有《通书》。

后人将其著作合编为《周子全书》。

宋明理学是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从南宋起，历经700年不变。

宋明理学在促进人们的理论思维、教育人们知书识理、陶冶人们的情操、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历史进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性与天道”是理学讨论的中心内容。

是哲学问题，同时也涉及政治、道德、教育、宗教等许多领域。

《宋史·道学传》说：“孔子没，曾子独得其传，传之子思，以及孟子，孟子没而无传。

两汉而下，儒者之论大道，察焉而弗精，语焉而弗详，异端邪说起而乘之，几至大坏，千有余载。

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几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　　显而易见，周敦颐的理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因为孟子以后到宋朝中叶都无人传承，以至“异端邪说起而乘之，几至大坏，千有余载”，是周敦颐融合了儒、佛、道教的哲学思想，首次为儒学创建了宇宙论体系。

黄百家曾评价：“孔孟而后，汉儒止有经传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

元公崛起，二程嗣之，又复横渠诸大儒辈出，圣学大昌。

故安定、组徕卓乎有儒者之规范，然仅可谓有开之必先。

若论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端数公元之破暗也”（《宋元学案·濂溪学案》）。

　　当代著名学者任继愈先生认为，周敦颐的学术思想，以儒家为主，第一个“有意识地吸取佛教和道教中的关于宇宙万物起源的学说，而以儒家（中庸）唯心主义神秘主义作为思想体系的骨干。

……自从周敦颐以后，我国以儒家相标榜的理学才建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宇宙观。

”　　周敦颐生前并不为人们所推崇，学术地位也不高。

人们只知道他“政事精绝”，宦业“过人”，尤有“山林之志”，胸怀洒脱，有仙风道气。

但没有人知道他的理学思想，只有南安通判程太中知道他的理学造诣很深，并将两个儿子——程颢、程颐送到他的门下，后二程均成为著名理学家。

南宋学者，胡宏对敦颐的理论学加以尊信；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对他评价很高，为他作事状，又为《太极图·易说》、《易通》作了注解；张栻称他为“道学宗主”，其名声逐渐大起。

南宋时许多地方开始建立周敦颐的祠堂，人们甚至把他推崇到与孔孟相当的地位，认为他“其功盖在孔孟之间矣”。

帝王们也因而将他尊为人伦师表。

宋宁宗赐敦颐谥号为“元”，因此敦颐又被称为“元公”，到宋理宗时，从祀孔子庙庭，确定了周敦颐的理学开山地位。

而周敦颐生前的确也以他的实际行动，成就了一代大儒的风范，他的人品和思想，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敬仰。

　　周敦颐开创的宋明理学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后期有思想有见识的中国人在思考和解决现实社会问题与文化问题中所生出来的哲学智慧，它深深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后半期的社会发展和文明走势，现代的中国人仍然不得不面对由它所造成的社会及文化后果。

由于周敦颐在哲学上的贡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他列为第三十六位世界文化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