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经典诵读手抄报的资料
经典诵读基本上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经"的诵读,一类是"典"的诵读。
对于"经"的界定,它的层级就比"典"的层次要高一些。
历史上根据文化系统,特别是人文系统的发展来说,"经"是世界各民族在获得精神营养和后天智识这两个层面上,能够同时起到教育作用的一个范本或者文章。
你看中国的经典、世界级的经典,大部分都有一个重要的特色,就是能够包罗我们三维空间的知识,也能够给我们提供精神层面的营养,或者说它能够穿越太极图中央阴阳两极的弦线,能够同步提升我们的智和慧,使智和慧这两个系统同步提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大脑负责记忆,负责思维判断,而心灵负责感受,负责捕捉直觉。
要想提高人类这两个层面的知识、文化和素质,就要注重"经"的诵读。
对于"典"的作用,它注重反映历史前人在大智慧情况下产生的一些文字记录,基本上都是一些知识层面的,而不是文化层面的。
或者说文化层面的内涵比较少一些,不具备同时穿越阴阳,包罗黑白两个层面上的一些知识或者营养,不具备双重作用,只是单方面的作用,也就是说"典"当中所含太极白里面的内容比较多。
而且"典"的概念,在近代社会民众的解释定位,通常已经改变了古代对"典"的定义,现代人们一般的定义都是将"典"与古代所定义"书"的概念同等解析和理解。
社会上一般所说的经典,在典这一系统中,现在这个典字,已经成了书的代名词。
我们也要注意这种学术上和通俗中的不同。
对我们来说,人们往往注重后天智识的比较多,而注重直觉和灵感提升的就比较少,所以在我国历史时期,凡是注重了"经"的诵读,把"经"的诵读作为国家重要精神课题的历史时期,国家强盛,政治清明。
比如汉代的"文景之治",这个时期是用"黄老"的经典来指导官员们进行诵读,并且根据这个经典来选拔治国的人才,他就带来了文景之治的辉煌。
汉代时候,由于汉武帝的专权作用和董仲舒的禁言,以及田蚡(当时的宰相,汉武帝的舅舅),他们出面联手把《黄帝四经》清除了,而且把《老子》五千言原来比较接近原著的《德道经》颠倒为《道德经》,并且把经文内容也做了一些修改,修改成了后来《道德经》的通行本这样一个格局。
但在唐朝,在这样的背景下仍然采用《老子》五千言,进行了全民的教育,还是带来了唐代的辉煌,这个辉煌到目前为止在世界各国的影响还是非常深远的。
从这个好的历史现象中我们可以看到,凡是真正注重了"经"的诵读教育的,培养出来的人才既能够提升全民的人文质量,同时也给社会的昌盛中兴带来极大的帮助。
但是宋明以后八股文出现了,只读"书"而不读"经",只读了《四书》而没有提倡经典,并且在"经"里面将最著名的《易经》也清除出去了,这个时候中国的教育就基本上进入了一个僵化时期。
所以历史发展到了"五四运动"时期,就必然出现了一个反对诵读"书"的这样一个历史现象。
当时由于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人们突然从八股文的禁锢中苏醒过来,也发生了一些"连孩子带水一起泼出去"的现象。
在我们现代人理解诵读"书"和经典这个方面,诵读"书"和诵读"经"基本上在社会上已经同时出现了,并且从上世纪末期就已经开始了。
但是如果我们只诵读以儒学为代表的"书",那么它对于我们如何通过潜移默化方式,来使孩子们获得人文素质与品格提升方面,看起来是不足的。
因为全国有的地方已经推行了十年,有的地方已经推行七八年,专门选择"书"一类的典籍,来指导孩子们进行道德教育,到了一定的层次和阶段以后,由于"书"里面的深刻内涵,对精神层面潜移默化的作用,只能够使孩子们在品格上受到一些培养和教育,但是对内在物质能量的提升上,对同步将道德心灵与益智开慧同时开发方面,却受到了限制,而这一点恰恰就是要通过诵读"经"来解决的问题。
凡是能够将"经"和"书"恰到好处的结合在一起进行诵读,就可以突破这个瓶颈阶段。
就象台湾的王财贵教授,他怎样推广经典诵读?在大陆他推广的是诵读"书",而没有推广诵读"经",但我们看看他自己的讲话里面就有个现象:他指导自己儿子诵读的是"经",特别是诵读《老子》五千言,使他原本弱智的儿子改变了现状。
这个儿子七八岁还在流口水,本来表达能力和思维水平都不行,但他就利用了一个暑期,暑假期间指导自己的儿子把《老子》五千言背诵下来,结果他的孩子的智识和慧识就同步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通过他自己这一例子和我们在国内办了很多这样的试点,这些年总结出来的经验证明:如果你诵读"书",只诵读《千字文》,《弟子规》等等有关"书"方面的内容,那么可以对孩子们的道德品格有比较良好的规范作用,但是对他们提高人文素质,真正地改变他们的智慧方面,却遇到了明显的局限,产生的效果并不好。
如果说把"经"和"书"结合起来,特别是对八岁以后的孩子们将"经"和"书"结合的比较紧密,那么就会既打造了道德品格,也会获得智慧的营养滋润。
使他们的智识水平也上升到一个新层面,因为"经"里面有精神营养能量,这种能量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又客观的组合在我们古代文言文的文字和词句的结构当中,只要我们通过诵读,就能够激活开启我们内环境与外环境连接的一些门窗。
这个仓库通路一旦激活,那么这个品格的打造,从自然当中获得能量,也就会出现明显的改观。
这也是在大量的经典诵读推广中获得的一些体会,获得的验证。
在"经"和"书"这两个层面上,我们只有把这两点都抓住,那么也就能够在教育过程当中既能使孩子的人文素质获得提高,道德规范,道德品质获得提高,也能对他们后天学习知识的智识能力,获得全面的提升和改观。
我们在推广德慧智的教育过程当中,从总结出的大量经验来看,诵读原来的《道德经》五千言和诵读《德道经》五千言是有区别的。
为什么要诵读《德道经》,这里面的差别是因为,《老子》五千言在书写过程当中,是《德篇》在前而《道篇》在后的,它是让人们首先培养心灵的道德品格和获得道德能量,然后再来认识自然大道,认识天地的自然规律,这样就能够很轻松的把《易经》读通、读懂。
你看现在人们一提到《易经》,大都认为是街头摆摊算卦的,我们中国人都是这么认为《易经》的。
但是为什么在西方,人们一看到《易经》以后,认为《易经》是一部科学,西方很快的就与他的数学理论和科学理论相结合,而产生了大量的发明创造。
西方人能够从简单的符号中悟到科学道理,而我们却不能认识,这其中的原因在哪里呢?
实际上,我们中国人在进行了八股文的教育以后,缺乏了直觉和灵感,无法从祖先们最简单、最原始、最接近自然真理的符号当中,去解读深刻的科学道理。
所以我们现在如果真正把我们整个民族、孩子们的直觉和灵感都能够培养好,应该用早期最原始、最真实,也就是《老子》五千言原本本意的《德道经》来进行诵读。
目前有一段历史我们学术界考证的不太多,也就是对黄帝那个时代的思想教育、社会教育、文化教育这些方面史料不多,只是零星的记载。
这是因为在汉代进行了一次大清理,儒家为了真正的实现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对黄老学说进行了一次摧残,所以使我们对那一段历史区间,对黄帝的教育理论技术方法的了解,可以说已经寥寥无几了。
但是自从马王堆挖掘出了《老子》帛书版本和《易经》版本以后,我们就可以发现,在那一个历史区间里面的教育,是非常重视"经"的教育的。
比如说《易经》,他主要是开启每一个孩子的科学头脑,用最简单的方式,运用自己的直觉和灵感,发现天地宇宙间最基本的运算规律,来进行推演,认识自然,认识世界。
而《德道经》,它本来的格局是以德进道,只有具备了德的品格,同时又具备了德的能量,这样才能够认识自然的规律。
同时掌握《易经》进行推演,进行运算,这个方面的知识基本上构成了我们道德根文化的一个系统。
我们在研究历史过程当中,运用两部著作,一部《黄帝四经》,一部《老子》五千言的帛书版本,基本上就可以把这个历史概貌理顺清楚,使我们知道道德根文化。
我们国家民族为什么在十六世纪以前,无论是综合国力,还是科学发明创造,一直都是走在西方的前面,然而在十六世纪以后,我们丢弃了《黄帝四经》,丢弃了老子的《德道经》,只采用儒家的《四书》来进行国民教育以后,我们民族的创造力就明显的萎缩了,就落后到了西方各国的后面。
这里面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注重培养国民和民族精神当中的直觉和灵感,而只是片面的注重通过后天的智识学习前人所积累下来的经验,而缺乏发明创造的能力。
因为发明创造都是要建立在对前人知识掌握的基础上,然后通过自己的直觉和灵感,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发明创造。
实际上我们的德慧智教育理念,也是根据历史,根据历史教育的脉络一层层的把它解析开来进行分析,才产生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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