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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随的个人生活

    红学泰斗周汝昌是顾随的弟子,被顾随称为“最得意学生”。

    两人曾在二十年间通过书信进行交流,2010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将当年周汝昌所保存下来的百余封书信集结出版为《顾随致周汝昌书》一书,其责任编辑刘相美把两人之间的情谊称为“学术知音”。

    顾随早期曾在北京燕京大学任教,在此期间,顾随与周汝昌结下了师生之缘。

    顾随1952年在给别人的信中评价周汝昌道:“有周玉言(玉言为周汝昌的字)者(天津人),燕大外文系毕业(毕业论文是英译陆机文赋),于中文亦极有根柢,诗词散文皆好,是我最得意学生。”

    1941年,珍珠港事变骤起,燕京大学被日寇封闭。

    周汝昌回到家乡天津,在此期间写下许多诗词。

    对于师生二人之间二十年书信来往的缘起,周汝昌之女周伦玲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有一天他(周汝昌)突发奇想,大胆地给顾随老师写了一封信并附上自己的小诗,盼望看到老师的新作。

    谁料到,竟蒙不弃,次年(1942)年初就收到了老师回信。

    自此,他们师生二人便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鱼雁唱和,这种超越师生的友情一直持续到老师谢世之前。

    ”多年来,周汝昌一直保存着这些书信,并交予顾随女儿顾之京整理,这就是《顾随致周汝昌书》一书。

    据该书的责任编辑刘相美介绍,二十年间两人的书信来往几乎没有间断,该书中所收集的书信多达百余封,内容不光是一些家长里短,主要是两人学术上的交流。

    “顾先生会在信中把自己写的词让周先生评价,周先生也会把自己写的东西让顾先生进行点评,两人是作为学术上的知音进行交流的”。

    刘相美说,信中所使用的语言很亲切,有时顾先生会称呼周先生为“玉言兄”,由此可见二人之间的平等关系。

    刘相美介绍说,书中将书信按照编年顺序进行整理,到后来有一部分书信涉及到两人对《红楼梦》的探讨,刘相美认为,这部分探讨对周汝昌后来的红学研究产生了一些启发。

    顾随是京派学人,与周作人那个圈子里的人很熟悉,但他看人看事,并不以权威眼里的是非为是非,而是有特立独行的一面的。

    他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在苦雨斋里也执弟子之礼。

    周氏的学生们对老师恭恭敬敬,像俞平伯、沈启无,甚至对周作人有崇拜感。

    顾随呢,则以平常目光视之,对苦雨斋主人的短长颇为清楚。

    虽然在学问上,多少受到周作人的影响,但在那个圈子里,顾氏应该说是个“鲁迅党”的一员,虽然他和鲁迅并无什么交往。

    他毕生从事教书工作,但对创作又别有情怀,一直关注文坛的动态,自己也写过小说、散文,而尤以古诗词多见功力。

    冯至先生说他“多才多艺,写诗、填词、作曲,都创有新的境界;小说、信札,也独具风格;教学、研究、书法,无一不取得优越的成就;只是他有一时期说禅论道,我与此无缘,不敢妄置一词。

    但除此以外,他偶尔也写点幽默文字、调侃词章,既讽世,也自嘲。”

    顾随在北大读书时,大概就认识了周作人。

    不过,那时候他对周氏的印象,远不及鲁迅。

    看他的书信、日记以及学术文章,言及鲁迅处多多,对周氏很少提及。

    偶涉苦雨斋主人,还略带批评,看法是很奇特的。

    20年代后期,当他涉足到周作人的圈子里时,对诸位的感觉,很有分寸,不像废名、俞平伯那么醉心。

    他的书信,多次写有对钱玄同、周作人的感受,这些,已成了珍贵的资料。

    顾随的审美情调与治学方式,与周作人圈子的风格,略微相同。

    比如都深恶八股,为文与为人,以诚信为本,此其一;看书精而杂,喜欢人生哲学,其谈禅的文章,我以为超出废名、俞平伯,有大智存焉,此其二;他谈艺论文,与周作人思想时有暗合之处,如主张“诗人必须精神有闲”等等,不为功利所累,此其三。

    但顾氏在根底上,又是位诗人,对为学术而学术,或说以学术而自恋的生活,不以为然。

    虽身在北平,但心却神往上海的鲁迅,以为鲁夫子的世界,才是知识人应有的情怀。

    自20年代起,他便有意搜集鲁迅的作品,无论创作还是译作,都很喜欢,有时甚至达到崇仰的地步,并以大师视之。

    顾随谈及周氏兄弟,佩服的是周作人的读书之多,敬仰的是鲁迅的精神状态,以为后者的超迈,虽可望而不可即也。

    周作人生前,与顾随的交往止于一般友人的礼仪,并非像对废名、江绍原那么热情。

    但他读鲁迅著作,就是另一种状态。

    1942年,翻阅鲁迅的译作《译丛补》时,就感动不已,说出这样的感慨:“《译丛补》自携来之后,每晚灯下读之,觉大师精神面貌仍然奕奕如在目前。

    底页上那方图章,刀法之秀润,颜色之鲜明,也与十几年前读作者所著他书时所看见的一样。

    然而大师的墓上是已有宿草了。

    自古皆有死,在大师那样地努力过而死,大师虽未必(而且也决不)觉得满足,但是后一辈的我们,还能再向他作更奢的要求吗?想到这里,再环顾四周,真有说不出的悲哀与惭愧。

    ” 叶嘉莹就读辅仁大学国文系期间是她诗词创作最为丰盛的时期,不仅是因为国难家愁,“诗穷而后工”,重要的是她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遇到了古典文学名师顾随顾羡季先生,并深得顾先生的赏识。

    那时候,顾先生不仅认真批改她的诗词习作,而且师生间还时有唱和。

    比如《摇落》和《晚秋五首》就是那个时期的代表作。

    “心花开落谁能见,诗句吟成自费词。

    ”“收拾闲愁应未尽,坐调弦柱到三更。

    ”“冢中热血千年碧,炉内残灰一夜红。”

    她在学习期间认真记下好几大本笔记,几十年数经辗转,一直不离不弃,而且经常重读,重新描写笔记本上已经日益模糊的字迹。

    多年后根据这些笔记整理出书,留下了一代名师谈诗的宝贵资料,字里行间甚至保留了顾先生讲课时的神韵。

    顾随先生曾在给她的一封信中写道:“假使苦水(顾先生的别号)有法可传,则截至今日,凡所有法,足下已尽得之。

    ”她不仅得到了顾先生的真传,而且别有创意,在老师的学术上更上一层楼。

    顾随先生的一些词句也给予她极大的精神的鼓励和慰藉,“拼将眼泪双双落,换取心花瓣瓣开。

    ”从顾先生的诗句之中,她获得一种强毅的担荷的精神,一种直面苦难不求逃避的坚毅的精神;同时,还应该获得了一种感情上的慰藉。

    她一直铭记着老师顾羡季先生的那句话:“一个人要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态过乐观之生活。”

    叶嘉莹1945年大学毕业,在北平的中学教书,经人介绍认识了在国民党海军任职的赵先生。

    “我的一生都不是我的选择。

    我先生的姐姐是我的老师,是我的老师选择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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