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词的浪漫、夸张等常识，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

可是，有人读了苏轼的《惠州一绝· 食荔枝二首·之二 》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却要把其中的“三百颗”说成是“三百夥”。

他为什么要这样篡改？其理由是荔枝上火，一天不可能吃三百颗荔枝。

“夥”表示多，是吃很多。

这不是脱开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吗？“三百颗”本是文学上的夸张手法，不是数字统计，不是调查报告，只是形容一种状态。

可能是那位作者误解了文学手法，才闹出了“三百颗”变“三百夥”的笑话。

古诗中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如《江南春》中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难道在这里真的有四百八十座寺庙吗？诗人一一数过那些寺庙吗？答案是不可能的，也用不着。

事实上，“四百八十寺”只是一个形容寺庙之多的概数而已。

同理，李白《望庐山瀑布》中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也不是实指。

“三千尺”，约等于一千米，难道这条瀑布长度刚好等于一个整数（三千尺）吗？这也不过是一种夸张而已。

这种夸张手法，正是文学与数学的区别，也是文学之美所在。

诚然，古诗词中也有具体数字，但不表具体数字的更多，日啖荔枝三百颗就是其中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