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鼓文，秦刻石文字，因其刻石外形似鼓而得名。

发现于唐初，共十枚，高约二尺，径约三尺，分别刻有大篆四言诗一首，共十首，计七百一十八字。

内容最早被认为是记叙周宣王出猎的场面，故又称“猎碣”。

宋代郑樵《石鼓音序》之後“石鼓秦物论”开始盛行，清末震钧断石鼓为秦文公时物，民国马衡断为秦穆公时物，郭沫若断为秦襄公时物，今人刘星、刘牧则考证石鼓为秦始皇时代作品。

石鼓刻石文字多残，北宋欧阳修录时存四百六十五字，明代范氏《天一阁》藏本仅四百六十二字，而今之“马荐”鼓已一字无存。

原石现藏故宫博物院石鼓馆。

石鼓文 即刻有籀文的鼓形石，石鼓文为四言诗，为我国最古老的石刻文字。

因记述秦皇游猎之事，也称“猎碣”。

字体在古文与秦篆之间，一般称为“大篆”，石鼓刻于秦前还是秦后，考古界无定论。

郭沫若鉴定认为应是秦襄公（公元前777-766）时期的作品。

刘星、刘牧《石鼓诗文复原译释》[1]研究认为石鼓文产生于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至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焚书令下三十日之内一段时间的可能性较大。

石鼓文是学习篆法的珍贵资料，近代书家吴昌硕临写石鼓造诣极深，有普及印本出版，可作临习时的借鉴。

----《古代碑帖鉴赏》费声骞2013年1月1日《国家人文历史》杂志推出秦石鼓文是中国九大镇国之宝。

主周说“主周说”起始於唐初，含西周文王说、成王说、宣王说等多种不同的看法。

　1.西周文王说 北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韦应物以为周文王之鼓，宣王刻诗”，葛立方《韵语阳秋》引韦应物《石鼓歌》：“周文大猎兮岐之阳”等，认为石鼓为西周文王时之遗物。

但韦诗原句为“周宣大猎兮岐之阳”，故“文王说”的出现应与上述二人误将韦诗中“周宣”引为“周文”有关。

尽管“文王说”立论依据并不充分，但仍有一定市场，明代朱国祚《石鼓歌》中仍有“疑义莫定文成宣”这样的看法。

　2.西周成王说 持此论者有董逌《广川书跋》、程大昌《雍录》、沈梧《石鼓文定本》等。

主要因《左传·昭公四年》记载：“椒举言於楚子曰‘成有岐阳之蒐’”，杜预注曰：“成王归自奄，大狩於岐山之阳”，且石鼓出土於陈仓并又有与畋猎有关的诗句，於是便以为石鼓记载的畋猎之事与成王大狩之事相合，从而得此看法。

　3.西周宣王说 此说产生於唐初，最早是贞观时书法家吏部尚书蘇勖於《记敍》卷首提出：“世咸言笔迹存者，李斯最古，不知史籀之迹，近在关中”。

李嗣真於《书後品》中赞同。

後经张怀瓘在《书断》中推理，从而得出“石鼓文”为“盖讽宣王畋猎之所作也”之论断。

由於籀文已於始皇时焚毁殆尽，秦汉之後很少存留此类文字，加之很多石鼓文字未收入後世之字书，辨认无据，於是“史籀说”便成了定论。

韦应物因以“讽”而刻诗不好解释，故在《石鼓歌》中将张怀瓘之“盖讽宣王畋猎”，改为了“大猎刻石表功”。

“宣王说”另一立论依据是因石鼓诗文类《诗》之《车攻》、《吉日》等诗篇，而《车攻》、《吉日》乃是赞美宣王的畋猎诗，於是认为石鼓诗文也应出於此时。

这种看法与“史籀说”相呼应，造成了巨大声势。

“宣王说”影响很广，唐宋学者也多认从之，其後又得清康熙与乾隆皇帝的认同。

直至清末民国初，随着“主秦说”逐渐占据上风，“宣王说”方渐渐淡出，但仍未见尾，至今还有部分支持者。

[1]主秦说“主秦说”大概有十几种不同的意见和看法，主要有秦襄公、秦文公、秦德公、秦穆公、秦献公、秦惠文王等说。

1.秦襄公说 杨慎、全祖望等主之。

1955年，郭沫若在《石鼓文研究》中对“襄公说”进行了进一步论证，并提出了石鼓“建畤说”的看法。

其据《元和郡县志》记载，认为石鼓出土三畤原，故必与三畤之一的建立有关；又据《汧殹》鼓“汧殹沔沔”与《霝雨》鼓“汧殹洎洎”等与汧水有关的诗句，以及《而师》鼓“天子□来，嗣王始□”诗句中出现的“天子”与“嗣王”称谓等，认为“石鼓文”内容与襄公八年护送平王东迁和建畤的史实相合，石鼓应是襄公时代之遗物。

之後，张光远在《先秦石鼓存诗考简说》等文中，进一步认为石鼓产生於襄公十年，诗歌作者是太史由。

2.秦文公说 清末震钧《石鼓文集注》和《天咫偶闻》中认为石鼓诗文内容与《史记·秦本纪》所记载的“文公三年，以兵七百人东猎。

四年，至汧谓之会”等史实相符，而提出此说。

其认为：“考《史记·秦记》，文公三年以兵七百人东猎，四年至汧渭之会，此即所云‘汧殹沔沔’是也。

又曰昔周邑我先秦赢於此，後卒获为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营邑之，此即所云‘吾道既平，嘉树则里’，皆言营邑之事也。

‘日唯丙申’者所卜得之日也。

第一鼓（吾车）皆言猎事，则七百人东猎事有据矣。

而且一鼓之中天子与公杂见，岂有宣王猎碣既称天子复称公之理？则天子周王也，公秦文也”。

罗振玉、马叙伦、许庄叔、宋鸿文、杨寿祺、尹博灵、李铁华等皆支持此说，只是各自立论的依据并不完全相同，石鼓产生的具体时间也不太一致，刻制的原因也各自有别。

3.秦德公说 王国维《观堂集林·别集》等文中认为石鼓文字与秦公簋、虢季子白盤铭文，体势与血脉相承，盖一时所铸。

其从文字字体等角度对石鼓文字进行了分析，认为石鼓应作於德公迁雍之後。

段颺在《论石鼓乃秦德公时遗物及其他——读郭沫若同志<石鼓文研究>後》一文中认为《作原》鼓内容与德公迁都於雍，整饬三畤原有关，《而师》鼓“天子”与“嗣王”应是指周惠王。

戴君仁在《重论石鼓的时代》等文中支持“德公说”，认为石鼓为雍城初建时所刻。

4.秦宣公说 主张者有李仲操《石鼓最初所在地及其刻石年代》、胡建人《石鼓和石鼓文考略——兼论郭沫若的襄公八年说》等。

李仲操认为“密畤作於秦宣公四年（公元前672年），则石鼓的刻石年代应在这年”，《而师》鼓“天子”当指周惠王，“嗣王”当指王子颓。

其说因认为石鼓出土地点与宣公作密畤地点一致，以及“石鼓文”所载的周天子平息内乱的时间与秦宣公四年一致而立论。

张启成在《论石鼓文作年及其与诗经之比较》文中对李仲操“宣公说”进行了补充。

胡建人也同样认为石鼓为秦宣公陈仓作密畤时所刻。

5.秦穆公说 此说为原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在《石鼓为秦刻石考》等文中主张，他认为石鼓乃穆公称霸西戎，周天子使召公致贺时所刻。

其文列举了秦十二器文字与石鼓文字相对照，再以“殹”字用法为例证，在郑樵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石鼓文”乃为秦文。

日本赤冢忠《石鼓文の新研究》从此说。

6.秦景公说 主张者有王辉《<石鼓文·吴人>集释——兼再论石鼓文的时代》、徐宝贵《石鼓文年代考辨》等。

王辉以凤翔秦公大墓考古发现为依据，认为石鼓文与秦公大墓石磬文字风格极相似，应为同一时期所作，而认为石鼓产生於“景公时的可能性极大，厉共公时的可能性极小”。

徐宝贵则从“石鼓文”字形以及与《诗经》关系、所反映的史实等出发，认为“石鼓文的诗”为襄公时所作，内容描写的是“秦襄公的一次规模盛大的田猎活动”，而文字则是秦景公时所写所刻，石鼓的“绝对时代当在春秋中晚期之际——秦景公时期”。

7.秦哀公说 香港易越石在《石鼓文书法与研究》等文中以为“得新证於石鼓本身《吴人》石”，认为石鼓诗歌内容记载和反映了秦人救楚、秦吴大战的史实，《虞人》鼓“吴人”即是春秋时“吴国人”，而得出了石鼓为哀公三十二年“秦师胜吴人凯旋後之刻石”这一看法。

徐畅在《石鼓文刻年新考》文中支持此“凯旋说”。

8.秦灵公说 最先主张此说的为原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唐兰。

其在《石鼓文刻於灵公三年考》等文中，依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的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纪事”，再因《吕氏春秋·音初》认为的秦穆公时才有诗歌，於是认为石鼓年代不可能早於秦穆公时代。

其又通过“朕”与“吾”等人称代词使用的关系，认为秦景公时代的铜器还都用“朕”，秦惠文王时的《诅楚文》却用“吾”，而石鼓用“吾”、“余”、“我”而不用“朕”，进一步推断石鼓产生年代应在景公之後，跟诅楚文时代接近。

同时又据文献记载的灵公作吴阳上下畤以祭黄帝、炎帝，於是断定“石鼓文”作於秦灵公时代。

蘇莹辉、那志良等从之。

後唐兰改变了看法，更改为“献公说”。

9.秦献公说 唐兰1958年发表《石鼓年代考》时提出此说。

他从铭刻、文学史、新语汇、字形、书法、发现地、石次内容、地望等八个方面，详细地论证了石鼓文只能产生於战国时期，并结合文献记载，进一步认为石鼓产生於献公十一年。

10.秦惠文王至始皇帝之前说 郑樵《石鼓音序》、罗君惕《秦刻十碣考释》、程质清《石鼓文试读》等支持此说。

郑樵以“殹、??”二字见於秦斤、秦权，并通过文字比较和对“天子”、“嗣王”的分析，认为石鼓为秦物，认为石鼓产生在秦惠文王之後始皇帝之前。

罗君惕等亦通过文字等比较分析，对始皇“书同文”前後文字进行了比较与量的统计，其认为时代越接近，文字相同者越多，故判断石鼓产生年代在秦惠文王至始皇帝之间。

11.其它还有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认为石鼓产生於春秋中晚期；裘锡圭《文字学概要》，黄奇逸《石鼓文年代及相关诸问题》，陈昭容《秦公簋的时代问题：兼论石鼓文的相对年代》等认为石鼓产生於春秋战国之间，等等。

[1]主汉、北魏及宇文周等说1.“汉说”始於清代武亿《金石跋》。

其因《銮车》鼓“趍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