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十九年（1839年）春，龚自珍又忤其长官，决计辞官南归，于四月二十三日（6月4日）离京。

同年九月又自杭州北上接还眷属。

两次往返途中，百感交集的龚自珍写下了许多激扬、深情的忧国忧民诗文，这便是著名的《己亥杂诗》315首。

具体故事背景：

1813年4月再应顺天乡试，又名落孙山，7月妻子因误诊卒于徽州府署。

9月天理教农民起义。

次年著四篇《明良论》，第一次明快地表露了自己的政治见解，对君权专制进行抨击。

他指出，腐败的原因首先在于皇帝视臣下如犬马、奴才，使大臣不知廉耻，只知朝夕长跪，只知追求车马、服饰，以言词取媚君上。

在这种制度下，“官愈久则气愈偷，望愈崇则谄愈固，地愈近则媚益工”入骨三分的针砭，令外祖父段玉裁阅后又惊又喜，他欣然加墨批点：“四论皆古方也，而中今病，岂必别制一新方哉？”他欣慰地说“犹见此才而死，吾不憾矣！”。

后回徽州后参与父亲主持的《徽州府志》[1]重修工作。

1815年，续娶安庆知府何裕均侄孙女何吉云。

祖父病逝后与家人回杭州守孝。

两年后返京，租住北京法源寺南。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28岁的龚自珍会试不售，在京师与魏源一起师事今文学家刘逢禄，研读《公羊春秋》。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龚自珍会试再度落第，以举人挑选为内阁中书。

从道光元年起，又任国史馆校对等官职，先后十几年。

其间，他阅读了内阁丰富的档案和典籍，勾索旧闻，探讨历代得失，以后又参加《大清一统志》的修撰，写出了《西域置行省议》等有深刻见解的文章。

道光九年（1829年），38岁的龚自珍经过第六次会试，终于考中进士。

他在殿试对策中仿效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撰《御试安边抚远疏》，议论新疆平定准噶尔叛乱后的善后治理，从施政、用人、治水、治边等方面提出改革主张。

“胪举时事，洒洒千余言，直陈无隐，阅卷诸公皆大惊。”

主持殿试的大学士曹振镛是个有名的“多磕头、少说话”的三朝不倒翁，他“以楷法不中程，不列优等”，将龚自珍置于三甲第十九名，不得入翰林，仍为内阁中书。

在历任京官的20年中，龚自珍虽困阨闲曹，仍屡屡上书，指斥时弊，但都未被采纳，甚至被同僚视为“痼疾”。

这一时期，他也撰写了更加成熟的一些政论，如《乙丙之际箸议》、《大誓答问》、《古史钩沉论》等，讥刺封建官僚的昏庸。

由于龚自珍屡屡揭露时弊，触动时忌，因而不断遭到权贵的排挤和打击。

道光十九年（1839年）春，他又忤其长官，决计辞官南归，于四月二十三日（6月4日）离京。

同年九月又自杭州北上接还眷属。

两次往返途中，百感交集的龚自珍写下了许多激扬、深情的忧国忧民诗文，这便是著名的《己亥杂诗》315首。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春，龚自珍执教于江苏丹阳云阳书院。

三月，父亲龚丽正去世，龚自珍又兼任了原由其父主持的杭州紫阳书院讲席。

夏末，他曾写信给江苏巡抚梁章钜，准备辞去教职，赴上海参加反抗外国侵略的战斗。

但八月十二日（9月26日），突患急病暴卒于丹阳，年仅50岁。

扩展资料：

《己亥杂诗》中的批判、呼唤、期望、集中反映了诗人高度关怀民族、国家命运的爱国激情。

例如《己亥杂诗》中第一二三首，“不论铁盐不愁河，独倚东南涕泪多。

国赋三升民一斗，屠妞那不生栽禾。”

写出了作者对清朝政府不重视筹划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盐铁生产、税收和水利等问题，一味依赖东南的漕运，对江南人民加重剥削，致使农业生产凋敝，人民困苦不堪，危害国家经济的现实进行了大胆揭露和批评。

再如《己亥杂诗》中第八七首，“故人怀海拜将军，侧立南天未蒇勋。

我有阴符三百字，蜡丸难寄惜雄文。

”表达诗人对禁烟斗争的关注，对国家命运的关注。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龚自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