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兴为诗——现代诗歌创作中的借物起兴然而有一种比喻，却不是什么“仅仅是些比喻”的东西，因为这种比喻早已超越了比喻的修辞学意义，而上升为诗学意义上的比喻，这样的比喻，就是第二种比喻，即得意而不忘言型比喻。

这种比喻对喻体的态度是在乎的，它要在喻体的选用上做出自己的个性化选择：用其喜欢而不用其不喜欢——于是也不可替换。

故可称“言与意兼顾，意与象并重”。

倘有替换，则其语言就成了“其他人”的语言而不再是“这个人”的语言。

这样的比喻，已不再只是一种修辞格了。

只有在这个意义上理解比喻，才正好印证于先生关于“比”（即上第二种比喻）的正确认识：“它启发人们去想象、去比附推论一个抽象事理，或者比附诗人的思想、情绪等等，这样可收到以近指远、以实证虚、以浅拟深的效果。

”（于春海《“比”、“兴”不是比喻》，《汉语学习》2002年第3期。

）而“泉边的花呀，有了春天才开放；咱们贫苦牧民那，有了共产党才得解放”，不正是这样的“比附”之语么？于先生认为：“‘兴’也不是比喻，而是通过一首诗所取之象，进而比附推知这首诗的主旨，也就是朱熹所说的‘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

’‘先言他物’中的‘他物’就是诗人用以起兴的物象，这个物象，是诗人的意识和外在的事物接触后所进行的艺术提炼，因而所取之象，具有较强的选择性，并通过‘物象’，使起兴与所言之事能通过想象而让人合乎情理地体悟到某种事理。

”（于春海《“比”、“兴”不是比喻》（《汉语学习》2002年第3期。

）于先生这里所犯的错误，仍然在于对“兴”的理解过于简单，如果他明白了兴有三种（无物之兴、有物之兴、兴中带比），则不是比喻的兴，只是前两种，而第三种兴即带比之兴，断不可说它“不是比喻”。

这种带比之兴，亦即通常所谓之“比兴”（前文说过了，其事实上的顺序应该是“兴比”——似兴实比），不仅就是比喻，而且是一种更为隐蔽也更为文学化的比喻，因为诚如于先生所说的“‘先言他物’中的‘他物’就是诗人用以起兴的物象，这个物象，是诗人的意识和外在的事物接触后所进行的艺术提炼，因而所取之象，具有较强的选择性。

” （于春海《“比”、“兴”不是比喻》（《汉语学习》2002年第3期。

）这种偏于主观个性的“选择性”，不正是得意而不忘言型比喻的特征么？退一步讲，“其实，就从‘起’字而言，诗人之所以能起兴、感发，首先离不开客观的事物。

由客观的某事物，引发、兴起诗人的某情思，这之间不是就存在着一种譬喻性质的思维吗?”（黄霖《赋比兴论》，《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6期。

）于先生在其文章中一意孤行要区分比和比喻，却对“譬”这一概念法外施恩地未措一词。

其实，分析一下这个“譬”字，应该对我们理解比喻更有帮助。

《说文》：“譬，谕也。

从言，辟声。

”段玉裁注：“谕，告也。

譬与谕非一事也，此亦统言之也。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P91。

）《礼记·学记》：“其言也约而达，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谓继志矣。

”；《荀子·非相》：“譬称以喻之，分别以明之”。

“由此二例，可以清楚地看出‘譬’与‘谕(喻)’之间的关系：‘譬’是‘谕(喻)’的一种手段,‘谕(喻)’则是‘譬’要取得的结果。

”（花咏《“譬”、“比”、“喻”辨析》，《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0期。

）而且，《墨子·小取》给“譬”下的定义也是：“譬也者，举也(他)物而以明之也。

”（清·孙诒让注《墨子间诂》，上海书店1986年版，P25。

）例如《论语·为政》之“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即是。

第三节 以兴为诗学者张明非对李商隐诗歌的以兴为诗手法，有较为完备的论述。

他说：“自《诗大序》阐发《诗经》‘六义’以来，比兴即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重要概念及文学创作的重要方法。

”他继续肯定地说：“李商隐诗大量运用了比兴寄托手法”，在此基础上，他认为：“然而这类作品（比兴寄托之作）远不能代表李义山诗的主要风貌……李商隐则突破了传统的借物象托寓某种观念和人事的方法，打破了比兴寄托的固定模式”，他认为这种打破，就是“以兴为诗”。

（张明非《以兴为诗——李商隐对传统比兴艺术的开拓和深化》，《唐代文学研究》第九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P672-673。

）“即打破传统比兴以比为主、意旨单纯的模式化写作格局，改变比体意象含义的固定性”，他解释为：“传统比兴由于是以比统兴，喻体与本体对应明确，因而诗文意旨一般都比较显豁……读义山诗，却很难根据比体意象的传统含义推知诗旨。

在他笔下，物体基于自然我的象征意义已被忽视，与诗旨不再有传统意义的对应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