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武灵王平日里闲着的时候，独自居住，肥义在旁边陪坐，说：“大王您是不是在考虑目前时事的变化，权衡兵力的合理使用，思念筒子、襄子的光辉业绩，盘算如何从胡、狄那里得到好处呢?”

赵武灵王回答说：“继承君位不忘祖先的功德，这是做君王应遵循的原则；委身于君，致力于光大君主的长处和功绩，这是作臣子的本分。

所以贤明的君王在平时就要教育老百姓为国出力，战时则要争取建立继往开来的功业。

做臣子的，在不得志时要保持尊敬长辈谦虚退让的品行，地位显达以后要做出有益于百姓和君王的事业。

这两个方面，是做君王和臣下的应尽职责。

现在我想继承襄主的事业，开发胡、翟居住的地区，但是我担心一辈子也没有人理解我的用心。

敌人的力量薄弱，我们付出的力量不大，就会取得非常大的成果，不使百姓疲惫，就会得到简子、襄子那样的功勋。

建立了盖世功勋的人，必然要遭受一些世俗小人的责难；而有独到见解的人，也必然会招惹众人的怨恨。

现在我准备教导民众穿着胡服练习骑马射箭，这样一来，国内一定会有人非议指责我。”

肥义说：“我听说，做事情犹豫不决就不可能成功，行动在即还顾虑重重就决不会成名。

现在大王既然下定决心背弃世俗偏见，那就一定不要顾虑天下人的非议了。

凡是追求最高道德的人都不去附和俗人的意见；成就伟大功业的人都不会去与众人商议。

从前舜跳有苗(上古南方部族)的舞蹈，禹光着身子进入不知穿衣服的部落，他们并不是想放纵情欲，怡乐心志，而是想借此宣扬道德，建立功业，求取功名。

愚蠢的人在事情发生以后还看不明白，而聪明的人却能在事情未发生之前就有所察觉，大王您还是马上按您的想法去付诸实施吧。”

赵武灵王说：“我不是对‘胡服骑射’这件事有什么顾虑，而是担心天下人笑话我。

狂狷的人觉得高兴的事，有理智的人会为此感到悲哀；愚蠢的人高兴的事，贤明者却对此担忧。

如果国人都支持我的话，那么改穿胡服的功效就不可估量。

即使举世的百姓都讥笑我，北方胡人和中山国的地方我也一定会得到手。”

赵武灵王于是改穿胡人的服装。

武灵王派王孙?去告诉公子成自己的意思，说：“我已经改穿胡服了，而且将要穿着它上朝，我希望王叔也改穿胡服。

在家里听命于父母，在朝廷要听命于君王，这是自古至今公认的道理；子女不能违背父母，臣子不许抗拒君王，这是先王定下的通则。

现在我下令改穿胡服，如果王叔您不穿它，我担心天下的人对此会有所议论。

治理国家要有一定的原则，但要以有利于民众为出发点；处理政事有一定的法则，但首先的是政令能够顺利施行。

所以，要想修明朝廷的德政，必须考虑普通民众的利益，要想执掌国家的政权首先要使贵族接受君命。

现在我改穿胡服的目的，并不是想纵情恣欲只顾自己享乐。

事情一旦开了头，就有成功的基础、等到事情成功以后，政绩才能显现出来。

现在我担心王叔违背了从政的原则，以至助长贵族们对我的非议。

何况我曾听说过，只要你做的事情有利于国家就不必顾忌别人说什么，依靠贵族来办事，就不会遭人非议。

所以我希望仰仗王叔的威望，促成改穿胡服这件事的成功。

我派王孙?特地来禀告您，希望您也穿上胡服。”

公子成再三拜谢说：“我本来已经听说大王改穿胡服这件事了，只是因我卧病在床，行动不便，因此没能尽快去拜见大王，当面陈述我的意见。

现在大王您既然通知了我，我就理应大胆地尽我的一点愚忠。

我听说，中原地区是聪明而有远见的人士居住的地方，是各种物资和财富聚集的地区，是圣贤对人进行教化的地方，是德政仁义普遍施行的地方，是读《诗》、《书》、《礼》、《乐》的地方，是各种奇巧技艺得以施展的地方，是各国诸侯不远千里前来观光的地方，是四方落后少数民族效仿学习的地方。

现在大王却舍弃这些优秀文化，因袭落后部族的服装，这是改变传统教育方法，更新古代的道德准则，违背众人的心意，从而使学习的人背离了先王之道，抛弃了中原的先进文化。

我希望大王您慎重地考虑这件事。”

王孙?把公子成的话报告给赵武灵王。

武灵王说：“我就知道王叔反对这件事。

”于是马上就去公子成家里，亲自向他阐述自己的观点：“大凡衣服是为了便于穿用，礼制是为了便于办事。

因此圣贤之人观察当地的习俗然后制定与之相适应的措施，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制定礼法，这样做既有利于民众，也有益于国家。

剪掉头发，在身上刺花纹，两臂交错站立，衣襟向左掩，这是瓯越人民的风俗。

染黑牙齿，在额头雕画，头戴鱼皮帽子，身穿缝纫粗拙的衣服，这是吴国的风俗。

礼制和服饰虽然不同，但求其利国便民却是一致的。

因此，地方不同，所采用的器物就不一样，情况不同，使用的礼制也有所改变。

因此，圣贤的君主只制定有利于百姓的政策，但并不统一他们的器物用度；如果可以方便行事，礼制完全可以不相同。

儒生虽都师从同一老师，可是传下来的礼法却各不相同；中原地区风俗相同，但各国的政教不同，更何况地处偏僻山区，难道不更应该考虑便宜行事吗?所以说对于风俗礼制的取舍变化多端，即使聪明人也无法统一；不同地区的服式，即使圣贤君主也难以使其一致。

偏僻的地方人们少见而多怪，孤陋寡闻的人喜欢争辩，不熟悉的事情不要轻易怀疑，对和自己不同的意见不非议，这才是无私地追求真理的态度。

现在王叔您所说的是有关适应风俗的意见；我所说的则是如何改变旧的传统。

现在，我国东面有黄河、漳水，是和齐国、中山共同拥有的边境，但却没有战船守御它。

从常山到代郡、上党郡，东面与燕国和东胡接壤，西面与楼烦、秦国、韩国紧紧相邻，但我们没有骑兵部队防守。

所以我准备制造战船，招募习于水战的居民，让他们来防守黄河、漳水；改穿胡服，练习骑马射箭，防备与燕国、东胡、楼烦、秦国、韩国的边境。

从前简子不把自己限于晋阳和上党两个地方，襄子兼并了戎族和代郡，以抵御胡人。

这些道理不论是愚笨之人还是聪明之人都明白。

过去，中山国依仗齐国强大的军队的支持，侵犯掠夺我国的土地，掳掠囚禁我国的人民，引水围灌鄙城，假若不是祖宗神灵的保佑，鄙城几乎被攻破。

先王对这事非常气愤，直到今天，他们的仇怨还没有报。

现在我们推行'胡服骑射'的政策，从近处说，可以扼守上党这样形势险要的地方；从远处说，可以报中山侵略先王的仇恨。

可王叔您却偏偏要因袭中原的旧俗，违背简子和襄子的遗愿，憎恶改变服式的做法，却忘记了国家曾遭受的耻辱，这决不是我期望您做的啊!”

公子成听了，对武灵王大礼参拜谢罪，他说：“我太愚蠢了，竟没有体会到大王的良苦用心，所以才冒昧地说了一些世俗的言论。

现在大王想要继承简子、襄子的意愿，实现先王和遗志，我怎么敢不服从命令呢!”公子成又拜了两拜。

于是赵武灵王就赐给他胡服。

赵文劝谏武灵王说：“农夫辛勤耕作以供养君子，这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愚笨的人表达意见，明智的人加以决策，这是处理问题的方法；做臣子的不隐瞒自己的意见，做君王的不阻塞言路，这是国家的福分。

我虽然愚笨，但还是希望竭尽自己的忠心。”

武灵王说：“替别人着想的人不应该过分苛求，竭尽忠心的人不能指责他的错误，您就直言吧。

”赵文说：“适应时势顺从当地民俗，这是自古以来的法则；衣服有一定的款式这是礼法的规定；遵守法纪，不犯错误，这是老百姓的职责，这三个方面，都是古代圣贤的教导。

现在大王您对这些都弃之不顾，去改穿远方胡人的衣服，改变古代的教化，改变古代的章程，所以我希望大王认真地考虑考虑。”

武灵王说： “你所说的只是世俗的见解。

普通民众只是一味地沉溺于习惯世俗之中，而书呆子又总是拘泥于书本上的东西，这两种人，他们只能谨守职责，遵守法令而已，不能和他们一道谋长远的事业，建立开创之功。

而且夏、商、周三个朝代虽然服装不同但却能统一天下；春秋五霸政教各异却能治理好国家。

聪明人制订法令，愚蠢的人被法令制约；贤达的人改革习俗，而愚笨的人却拘泥于旧风陋俗。

因此那些受世俗礼法制约的人，没有必要和他们交流思想；那些拘泥于旧风陋俗的人，没有必要向他们说明你的意图。

所以习俗随时势而变，而礼法和这一变化了的习俗相统一，这才是圣人治国的根本原则啊!接到国家的政令就马上行动，遵守法制而抛弃个人私念，这才是老百姓的天职。

真正有学问的人能听从意见而改变观点，真正通晓礼法的人能跟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因此为自己着想的人不会兼顾他人，要改变时势就不能完全效法古代，您就放心吧!”

赵造也去劝谏赵武灵王，他说：“不竭尽忠心，知而不言，这是奸臣一样的行为；为了私利去欺骗君主，这是有损于国家的做法。

犯了奸佞罪的人处以死刑，危害国家的人诛灭宗族。

这两点是上古圣王制定的刑法，也是作臣子的人所犯的最重的罪。

我虽然愚笨，但愿尽自己的忠心，绝不逃避死亡。

”武灵王说：“毫不保留地说出自己的想法而不加任何隐讳，这就是忠臣；不阻塞言路，虚心接受意见，这就叫明主。

忠臣不畏惧危险，明主不拒绝臣子发表意见，您就坦然地说吧!”

赵造说：“我听说过，圣贤之人不去变更民众的习俗而去教化他们，聪明的人不改变习俗而治理国家。

根据民意进行教化，不费多大力气就能收到成效；根据不同的习俗治理国家，考虑问题简捷方便，做起来容易见到效果。

现在大王您改变原来的服饰而不遵循习俗，改穿胡服而不顾世人的议论，这不是按照礼仪法则教化民众的方式。

而且穿着奇装异服，会使人心思不正，习俗怪僻会扰乱民心。

所以做国君的人不应去接受奇异怪僻的衣服，中原地区的人民不应效法蛮夷的生活方式，这不是按礼法要求来教化百姓的途径。

况且遵循以往的法令不会出差错，按照旧有的礼节行事就不会生出邪念。

我希望大王慎重考虑这件事情。

”武灵王说：“自古至今，习俗都不同，我们要效法哪一个时候的呢?帝王的礼法也不是世代相承的，我们要遵循谁的礼法呢?伏羲和神农，对民众只是进行教化，而不诛杀；黄帝、尧、舜，虽然有了死刑，但并不诛连妻子儿女。

到了夏、商、周三代圣王时，就观察当时的形势来建立法制，根据具体情况来制定礼俗。

法度、政令都因时制宜，衣服器用都方便使用。

所以治理国家不一定要走同一条路，只要对国家有利，不一定要效法古代。

圣人的出现，不是因为互相承袭才统治天下的；夏朝和殷朝的衰亡，不会因为改变礼法而不灭亡。

这样说来，不沿袭古法，不一定就要斥责，谨守旧礼陋俗也未必值得称赞。

再说，如果服饰奇异就会使人心思不正的话，那么最遵守礼法的邹国和鲁国就不会有行为怪僻的人了；如果习俗怪僻就会使民众变坏的话，那么吴、越地区就不会出现出类拔萃的人才了。

所以说圣人把便于穿着的叫衣服，把方便行事的就叫教化。

行为举止上的一些礼节，服饰上的规定，只是用来让普通百姓取得一致，而不是用来衡量贤明与否的。

因此，圣明的人能适应任何习俗，有才能的人能紧随时势的变化。

有句谚语说：'按照书本来驾车的人，就不能充分发挥马的实际能力；采用古代的礼法来治理当今的国家，就不能符合当今社会的实际。

'所以，遵循现成的制度建立的功业不可能超过当世，效法古人的作法，就不能够管理好现在的国家。

您还是不要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