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的诗具有鲜明而独特的艺术风格，文辞清丽、意韵深微，有些诗可作多种解释，好用典，有些诗较晦涩。

现存约600首，特别是其中的无题诗堪称一绝。

李商隐擅作七律和五言排律，七绝也有不少杰出的作品。

清朝诗人叶燮在《原诗》中评李商隐的七绝“寄托深而措辞婉，实可空百代无其匹也。”

他的格律诗继承了杜甫在技巧上的传统，也有部分作品风格与杜甫相似。

与杜甫相似，李商隐的诗经常用典，而且比杜甫用得更深更难懂，而且常常每句读用典故。

他在用典上有所独创，喜用各种象征、比兴手法，有时读了整首诗也不清楚目的为何。

而典故本身的意义，常常不是李商隐在诗中所要表达的意义。

例如《常娥》（嫦娥），有人直观认为是咏嫦娥之作，纪昀认为是悼亡之作，有人认为是描写女道士，甚至认为是诗人自述，众说纷纭。

也正是他好用典故的风格，形成了他作诗的独特风格。

据宋代黄鉴的笔记《杨文公谈苑》记载，李商隐每作诗，一定要查阅很多书籍，屋子里到处乱摊，被人比作“獭祭鱼”。

明王士桢也以玩笑的口吻说：“獭祭曾惊博奥殚，一篇锦瑟解人难。

”（《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批评意见[8]认为他有时用典太过，犯了晦涩的毛病，使人无法了解他的诗意。

鲁迅曾说：“玉溪生清词丽句，何敢比肩，而用典太多，则为我所不满。

”（1934年12月致杨霁云的信）

此外，李商隐的诗词藻华丽，并且善于描写和表现细微的感情。

影响

施蛰存认为，李商隐的诗的社会意义虽然不及李白、杜甫、白居易，但是李商隐是对后世最有影响力的诗人，因为爱好李商隐诗的人比爱好李、杜、白诗的人更多。

在清代孙洙编选的《唐诗三百首》中，收入李商隐的诗作22首，数量仅次于杜甫（38首）、王维（29首）、李白（27首），居第四位。

这个唐诗选本在中国家喻户晓，由此也可以看出李商隐在普通民众中的巨大影响。

晚唐时期，韩偓、吴融和唐彦谦已经开始自觉学习李商隐的诗歌风格。

到了宋代，学习李商隐的诗人就更多了。

据叶燮说：“宋人七绝，大概学杜甫者什六七，学李商隐者什三四。

”（《原诗》）北宋初期的杨亿、刘筠、钱惟演等人宗法李商隐，经常互相唱和，追求辞藻华美、对仗工整，并刊行了一部《西昆酬唱集》，被称为西昆体。

在当时颇有影响。

此外，王安石对李商隐也评价很高，认为他的一些诗作“虽老杜无以过也”（《蔡宽夫诗话》）。

王安石本人的诗歌风格也明显受到李商隐的影响。

明朝的诗人从前、后七子到陈子龙、钱谦益、吴伟业，都受到李商隐的影响。

清朝喜欢写艳情诗的人更是专学李商隐的无题诗，例如王彦泓的《疑云集》和《疑雨集》。

民国时期鸳鸯蝴蝶派小说中的香艳诗也是受到他的影响。

柳永是北宋一大词家，在词史上有重要地位。

他扩大了词境，佳作极多，许多篇章用凄切的曲调唱出了盛世中部分落魄文人的痛苦，真实感人。

他还描绘了都市的繁华景象及四时节物风光，另有游仙、咏史、咏物等题材。

柳永发展了词体，留存二百多首词，所用词调竟有一百五十个之多，并大部分为前所未见的、以旧腔改造或自制的新调，又十之七八为长调慢词，对词的解放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

柳永还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他的词讲究章法结构，词风真率明朗，语言自然流畅，有鲜明的个性特色。

他上承敦煌曲，用民间口语写作大量“俚词”，下开金元曲。

柳词又多用新腔、美腔，旖旎近情，富于音乐美。

他的词不仅在当时流播极广，对后世影响也十分深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