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进行艰辛探索并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孕育的。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创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在新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

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如何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是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的一个崭新的重大历史课题，毛泽东是努力探索和回答这一重大历史课题的拓荒者和奠基人。

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就提出，我们要进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找到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

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明确提出要“以苏为鉴”。

后来，他又指出，除了苏联的办法以外，是否可以找到别的办法能比苏联、欧洲各国搞得更快更好；并试图“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

在经济方面，针对苏联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倾向，毛泽东提出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经济建设的中国式工业化、现代化思想；针对急于求成的“左”的冒进倾向，他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搞好综合平衡的思想；针对党内存在的要取消商品经济的思想倾向，他提出了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运用价值法则的一系列独创性见解。

在政治方面，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与中国的基本国情相结合，形成了一整套符合我国实际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理论与实践，它主要包括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

在文化方面，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理论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等繁荣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方针。

在社会建设方面，他适时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理论。

在国防外交方面，毛泽东提出和总结了一套军队政治工作的方针和方法，如必须加强国防、建设现代化革命武装力量、发展现代国防技术、制定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积极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开展睦邻友好的和平外交；等等。

由于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一项崭新的实践，人们对如何走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还缺少规律性认识，加上当时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的影响，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发生了曲折，初步探索所取得的理论成果，在实践中没有坚持甚至背离。

但是，这种探索是开创性的。

从理论起点和认识源头上来说，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探索以及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科学方法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材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先导和方法论原则。

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探索中所积累的极为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孕育和形成提供了必要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