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典是用词问题。

在组词成句来表达思想感情的时候，有时不是直接使用词，而是使用古书中记载过的古人的事迹或语言，使读者由于这些材料的启示发生联想，因而体会出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感情。

这就是用典。

在古书中使用典故是经常有的，在现代散文中一般中不再使用这种办法。

但是诗词是一种特殊的文体。

在现代诗人写的旧体诗词中，有时还出现这种表达的方式，因为在诗词中适当地用典，有时还很有必要。

在诗词这种特殊文体中用典的好处。

1、诗词的语言是最精炼的，要用最少的字表达最丰富的思想感情。

使用一般的词，说少了可能不达意；说多了，可能罗唆。

况且诗词的字数有限，不容多说。

如果用典，可以利用大家熟知的材料，使读者联想，就可以节省语言做到精炼。

2、诗词“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要含蓄，要“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

”好的用典能做到这样。

3、诗词的语言要说得具体，要用形象，少用抽象概念。

典故多数是古人的事迹，往往是具体的人或事物，可以避免抽象概念。

下边通过一些具体的诗词，进一步谈谈用典的好处。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毛主席《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第二句是说：切不可满足于已有的成绩，在胜利的面前止步不前，同敌人讲“义气”，把行将灭亡的敌人放走，使他得到喘息的机会，有朝一日卷土重来，使革命遭到失败。

如果不用典故，把这样复杂的内容装在七个字里，是非常困难的。

何况还要押韵，还要对仗，还要讲平仄，还要形象具体不抽象，更增加了难度。

但是毛主席用了楚霸王的故事，使读者立刻想起了楚汉争霸的时候，当年项羽在鸿门宴上，只顾“仁义”的虚名而轻易放走刘邦，后来刘邦又养精蓄锐，卷土重来，使项羽身败名裂，遗恨千古。

再同当前的形势对比，对毛主席的观点就不能不心悦诚服，五体投地。

这样只用了七个字，不但内容上说服力强，并且语言自然，平仄、对仗、押韵都处理得恰到好处。

这就是用典的功效。

在古人的诗词中善于用典例子非常多，如上次讲到的胡世将《酹江月》首句“神州沉陆，问谁是、一范一韩人物。

” 眼看中原沦于敌手，哪里有范仲淹、韩琦式的人物，当年范仲淹、韩琦曾主持陕西边防，西夏不敢骚扰。

当时《边上谣》曰“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

”再看“三秦往事，只数汉家三杰”的典故，告诉人们历史上收复陕西一带有汉初三杰：张良、萧何、韩信。

“试看百二山河，奈君门万里，六师不发。

” “百二山河”也是在用典，语出《史记·高祖本纪》，关中形容关中形势险要，二人扼守，可敌百人。

还用了“拜将台”“怀贤阁”的典故，以“台欹”、“阁杳”这些历史实物的破坏，表达了对当时朝廷轻视和糟蹋人材愤怒。

陆游的《诉衷情》：“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 “觅封侯”用班超投笔从戎、立功异域“以取封侯”的典故，写自己报效祖国，收拾旧河山的壮志。

以上谈了一些在诗词中使用典故的积极意义。

但必须指出典故不能滥用，要用得适当。

一般说有以下两种滥用的情况

1、可以用作者自己的话而一定要用典故，以致这些典故不起积极作用，反而使诗意晦涩。

读者只看到这些典故在对仗和色彩上的工整和美观，而不能通过这些典故很好地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古代一些诗人因为古书读得多，材料记得熟，下笔时信手拈来，毫不费力，因此容易产生滥用典故的毛病，一些名家也往往难免。

例如李商隐的诗，毛主席和鲁迅先生都很喜欢。

鲁迅先生说“玉豁生清词丽句，何敢比肩。

但也同时指出他“用典太多，则为我所不满。

”例如大家所熟知的《锦瑟》一首：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中间两联全用典故，这些典故本身并不难理解，但是通过这些典故所表达的事实和思想感情是什么，古今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有人说是恋爱诗，有人说是咏物，有人说是悼亡等等。

有的人对这首诗赞赏，也有的人把这首诗说得一无是处。

例如黄子云说“‘庄生晓梦’二语，更又不知何所指。

原其意亦不自解，……欲以欺后世之人。

”这些攻击的话不免过火，但是《锦瑟》这首诗用典太多，以致使读者不得要领，这是导致意见分歧的主要原因。

这也是李商隐诗的一大缺点。

现在人写诗绝不应该学习这样用典。

2、用典生僻，使读者不懂或误解。

古代有些诗人，对历史典故的知识面广。

在他写诗词的时候有时只考虑格律的需要和文字的华美，却忽略了读者的接受能力。

例如苏轼的诗词用典较多，其中有的是比较生僻的，如：冻合玉楼寒起粟，光摇银海眩生花。

其中“玉楼”和“银海”对仗工整，字面美观。

但这两个词是什么意思？如果没有注解，不翻词书，即使知识面较广，对古典文学有一定修养的人，也不一定能理解。

原来“玉楼”是肩项骨，“银海”是眼睛，出于道家的书和医书，一般人是不会翻阅这些书的。

这样的用典未免和读者为难。

现在不应该这样做。

再如辛弃疾的词，以忧国、热情、豪迈、新颖见称，但好用典是他的缺点。

尤其有时用僻典，对理解他的词不利。

例如；“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为了和“五十弦”对仗，用了“八百里”。

“八百里分麾下炙”很能使人误解为在八百里的行军中把烤肉分给麾下。

原来“八百里”是“八百里驳”的简称，是一种贵重的牛，见《世说新语·汰侈》。

这句是说把贵重的牛杀了，把它的肉烤了分给麾下。

这一个典故在一般词书象《辞源)》《辞海》等是查不到的。

这样的用典更不该学习。

现代的许多读者，不明了寻常的典故，这是因为现代人对古文的学习得太少，对一些应该熟悉的典故都不知道了。

这倒不是写诗填词者炫耀博学，故意使用僻典借以吓人。

现代人写古诗，不是典故用得多，用得烂，而是根本没有典故，有不知道典故为何物，这是我们现代人的一大悲哀。

矫枉过正，我想，我们写诗填词，不妨多用些典故，恢复对古文学习的重视，这有利于我们传承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