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许多知名人士和历史学家通过对袁世凯的了解和研究，对袁世凯冷静分析、客观评价，采取了有褒有贬的评价方式。

这些评价的共同点是：袁世凯本质上是擅长权术的旧派人物，同时也是爱国者和民族主义者，对中国的近代化做出重要贡献，而他最大的败笔在于称帝。

袁世凯的英文秘书、著名外交家顾维钧旅居美国时所撰回忆录如是评价袁世凯：“袁世凯是军人出身，曾任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务衙门总办，僚属中也有像唐绍仪先生那样受过新式教育的秘书和顾问，但他完全属于旧派。

和顽固的保守派相比，他似乎相当维新，甚至有些自由主义的思想，但对事物的看法则是旧派人物的那一套。

他以创练新军和任直隶总督知名，是个实干家、卓越的行政官吏、领袖人物。

但不知为何他却不喜欢旅行，从未到过长江以南。

他为人精明，长于应付各种人物，但从未想过把才能应用在治理国家、使之走上民主化道路这一方面。

”[63] 此外顾维钧通过自己在外交谈判中的亲身经历以及对袁世凯的观察，指出袁世凯“是一个爱国者，即他在处理对外关系中，特别是对日关系中，唯恐丧失中国的主权。

”[63]

加拿大华人历史学家陈志让认为“袁世凯公开的目标就是要创建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如果这意味着无视共和国的民主原则的话，那么，他正是准备往此方向发展。

袁世凯设想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由他统一的强国的愿望，是他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本质的反映”，同时又说：“如果他在1911年结束其政治生涯，也许我们对他的评价还不至于那么苛刻。

然而，就史实而言，他既不能作为一个政治家、也不能作为一个诚实正直的人而受到我们的尊敬。

甚至袁世凯为其自身的利益所作的努力亦遭失败，这就是一个铁腕人物的结局。

”[64]

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评价袁世凯说，“虽然袁有个人野心，也热望贯彻他自己在中国政体应该如何组织这个问题上所持的观点，但他还不是极端利己主义者，不要求别人屈从和谄媚。

他冷酷无情，为了政治目的杀人如草菅。

而他个人的种种工作联系却是亲切、随和的。

他重视下属在政治上对他的忠诚，但并不鼓励对他个人的广泛崇拜。

作为总统，他的种种过分行为，与其说是由于自我夸大引起的，还不如说是由于严格的官僚政治的观点引起的。

”[65] 至于袁世凯为何迟迟不能认识到决定称帝是一件无益的事，这“既可以归咎于受到野心的蒙蔽，也可以归咎于顽固坚持对中国国情的独特分析，两者都一样恰当。

”[65]

美籍华人历史学家唐德刚认为袁世凯是一个“‘治世能臣，乱世奸雄’的曹操型的人物”[52] ，评价他是“第一流的行政管理人才。

大小政务一把抓。

事必躬亲。

其为人也，虽乏远大的政治理想，然亦雄才大略，知人善任，不治私产。

虽妻妾众多，然并不沉湎于酒色。

对诗词歌赋，他也颇能哼两句，但不搔首弄姿，以咏吟自傲；更无玩物丧志的恶习，收藏甚么骨董字画，品箫吹笛，风流自赏。

平生所好，唯抓权秉政；纵横捭阖，他确是个不折不扣的政治动物，对政敌的斗争，也你死我活，初不稍让。

”唐德刚写道：“袁世凯晚年之做皇帝，和汪精卫晚年之做汉奸，异曲同工，都是一失足成千古恨。

流芳百世，和遗臭万年，契机只在一念之间。

悲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