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伴儿叫章宝琛，比我大两岁，也是满人，我习惯地叫她姐姐。

自从结婚后，我的妻子面临着生活的艰辛，没有任何埋怨和牢骚，她自己省吃俭用，不但要把一家日常的开销都计划好，还要为我留下特殊的需要：买书和一些我特别喜欢又不是太贵的书画。

特别令我感动的是，我母亲和姑姑在1957年相继病倒，重病的母亲和姑姑几乎就靠我妻子一个人来照顾，累活儿脏活儿、端屎端尿都落在她一人身上。

成年累月，她日益消瘦，直到送终发丧，才稍微松了一口气。

我无以为报只有请她坐在椅子上，恭恭敬敬地叫她“姐姐”，给她磕一个头。

在“文化大革命”随时可能引火烧身的情况下，一般人惟恐避之不及，能烧的烧，能毁的毁，但她却把我的大部分手稿都保存了下来。

“文化大革命”之后，当我打开箱底，重新见到那些底稿时，真有劫后重逢之感，要不是我妻子的勇敢，我这些旧作早就化为灰烬了。

在她生前我们一路搀扶着经历了四十年的风风雨雨。

不幸的是我老伴儿身体不好，没能和我一起挺过漫漫长夜。

她在1971年患严重的黄疸性肝炎，几乎病死。

到了1975年旧病复发，我急忙把她再次送到北大医院。

那时我正在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中华书局当时位于灯市西口，与北大医院相距不远，我白天请了一个看护，晚上就在她病床边搭几把椅子，睡在她旁边，直到第二天早上看护来接班，就这样一直熬了三个多月。

她撒手人寰后，我经常彻夜难眠。

当年我和妻子曾戏言如果一人死后另一人会怎样，她说如果她先死，剩下我一人，我一定会在大家的撺掇下娶一个后老伴儿的，我说决不会。

果然先妻逝世后，周围的好心人，包括我的亲属都劝我再找一个后老伴儿。

还有自告奋勇，自荐枕席的，其牺牲精神令我感动，但我宁愿一个人，也许正应了元稹的两句诗：“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