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古代哲人中，屈原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巨大影响，恐怕只有孔子这样的百代“素王”可与之相比。

孔子的影响，主要在他的思想。

不管后世的人们怎样崇扬他，也不管近代以来人们怎样企图打倒他，他所提出的社会思想，他所规范的伦理道德，毕竟笼盖了二千余年的中国历史，成为今天人们所不能不面对的巨大存在。

屈原则是一位行动者。

他对中华民族的影响，除了《离骚》、《天问》等一篇篇回肠荡气的辉煌诗作外，他自身的遭际和在其中所显现的道德、人格，似乎更为人们所瞩目。

——他是作为一个为黑暗时代所埋葬的伟大悲剧人物出现在历史上，并震撼了整个民族心灵。

在许多时代人们的心目中，他似乎成了某种精神道德的体现者或楷模，高高屹立在苍黄翻覆的历史烟云之上，俯视着百代千秋。

有趣的是，屈、原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方式，又与孔子如此的不同——屈原的意义和价值，几乎在每一历史时代，都须经历激烈的争辩，才得到一部分的实现。

从汉代到明清，从“五四”时期到抗战阶段，以至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历史新时期，每个时代几乎都有自己的“屈原问题”。

人们在探讨时代的命运和做人的规范时，往往把屈原作为一种历史参照进行比较，作出选择，从而对他的精神、人格实行再认识、再评价。

正是在这种不断被重新认识和评价的历史中，屈原显示了精神风貌的左右偏移，并牢牢地保持了对一个民族的影响。

这种情况是由什么决定的？对屈原的评价历史曾经有过些什么争议？它反映了不同时代、不同人们什么样的需要或心理？这是颇有意义的课题，我们不妨作一简要的探讨。

一、屈原——投影于历史的双重精神

任何伟大人物能够对后世发生久远的影响，都是他们自身的功业或精神，给予历史以巨大投影的结果。

所以要探讨屈原如何影响于后世，须得考察在他的一生中，究竟有些什么功业或精神品格，足以震撼后人的心灵？

人们常常只把屈原视为诗人。

但据司马迁、刘向记载的屈原事迹，他在当时显然是作为一位非同寻常的辅弼之臣，而登上楚国的政治舞台的。

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一旦出现在楚朝廷中，便以卓绝的治国才华得到了楚怀王的倚重。

《史记》说他“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在惜墨如金的史家笔下，这数十字的概述已完全足够证明，屈原早期在楚国政治生活中，具有怎样举足轻重的影响了。

但屈原在历史上却没有留下引人瞩目的功业——因为他不久就被贵族党人进谗诬陷，遭到了怀王的疏黜；接着而来的两次放逐，更把他远远地隔绝于政治生活之外。

一位有志于辅助楚王，成就五帝、三王之业的大贤，就这样论为流落江上的憔悴迁客。

在屈原被重用期间，楚王君臣曾励精图治、整刷朝政，迎来了称雄南天的短暂兴旺。

弃逐屈原以后，楚国之航船便在风雨飘摇中一再触礁搁浅，迅即降为睥睨天下的强秦之附庸。

数十年后，便以灭国之祸在历史上从此消失！屈原的遭际，就这样与一个国家、民族（楚人）的兴衰联系在一起；而他沉身汨罗的悲壮一幕，似乎也成了泱泱雄楚一朝覆灭的历史悲剧的序幕。

倘若屈原退出政治舞台后，从此以屈从命运的达观“明哲”自命，颐养天年，默默地老死于山野荒村，他便不会给历史留下多少记忆。

但屈原却奋身抗争了——他忘不了曾寄予莫大期望的楚王，忘不了他曾为之奋斗的复兴楚国的梦想，更忘不了“筚路蓝缕”、经历了多少世纪艰难创业而终于自立于南方的楚民族的命运。

他虽已不再能为这个民族的兴旺贡献心力，却要用自己尚存的生命，为它的苦难凄怆呼号。

长长的十多年放逐生涯，由此成了屈原不屈不挠与党人群小斗争的延续。

在他身上两种最主要的精神品质，在这段最黯淡的生涯中，得到了最光彩耀眼的闪射——那就是对于恶势力所施加的压迫、摧残所表现的无畏抗争精神，和即使蒙受多大冤屈、遭受多大摧残，也决不背弃祖国、民族的忠贞精神。

屈原对恶势力的抗争，早在从政时期就有锋芒锐利的显露。

他亲眼目睹过朝中党人怎样狗苟蝇营地追逐于势利，“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为了实现个人的野心，竟不惜走那败国亡家的“幽昧”、“险隘”之路。

楚王呢，居然也“昌被”放纵，“无辔御而自载”、“背法度而心治”。

屈原出于对国家前途的关注，不顾自身的安危，起而揭露党人的罪恶，并不怕触犯楚王之逆鳞——“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这就是他拼将一身捐弃，也要与恶势力抗争的铮铮自白。

这种不屈的抗争精神，在屈原遭受两次放逐之中，表现得就更鲜明了。

黑暗的王朝满心以为，长期的放逐可以摧折这位耿直之臣的傲骨，迫使他噤若寒蝉，任凭党人们倒行逆施而缄默不言。

屈原的亲朋则出于对他命运的担忧，也纷纷劝告他折节改行、装聋作哑，免遭伯鲧那样“殀乎羽野”的杀身之祸。

屈原却毫不屈服——他回顾历史兴衰的教训，把抚平生奋斗的历程，对自己所追求的“美政”、所坚守的操节，充满了无悔无怨的自信。

面对着“瓦釜雷鸣”的黑暗王朝，和“邑犬群吠”的党人群小，他响亮地宣告，“阽余身以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在无法再参预朝政的情况下，屈原举起了自己的笔，用《天问》、《离骚》、《九章》等蓄满忿火的诗篇，向昏庸的楚王、嚣张的党人开战了。

这些诗作，正如恩格斯在称赞歌德时说的那样，“完成了一个最伟大的批判的功绩”。

从民间传说的情况看，屈原的抗争遭致了楚王最严重的“逼逐”（《屈原外传》）。

而诗人则用了更激烈的反抗，来回答这种逼逐——那就是发生在汨罗江畔的最悲壮一幕：屈原终于以自己的“忿怼激发”之举，实践了他早就立下的“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渔父》）的誓言。

这赴身江涛的悲壮音响，从此成为屈原抗争黑暗的生命之音，成为屈原精神的浩然迸发，而久久地回荡在数千年历史的长流之中了。

不过倘若只是这一方面，屈原对一个民族的影响还不会如此深沉动人。

屈原之所以极大震撼人们身心的，更还在于这种不屈抗争中所交织着的，对于自己国家、自己民族的那种万劫不移的忠贞精神。

谈到这种忠贞精神，人们似乎总要联想到“忠君”上去。

其实，“忠君”思想在春秋战国时代，还没有形成为一种道德伦理的规范。

当时的一些哲人贤士在君臣关系上，倒是提出了一种相对的原则。

诸如“君待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孔子）、“君之视臣如土芥，臣之视君如寇仇，’（孟子）、“君道友逆，则顺君以诛友，友道君逆，则率友以违君”等等，都证明了这一点。

但屈原之于楚王，显然表现过非常的忠贞。

“事君而不贰兮，迷不知宠之门”（《惜诵》），“何独乐斯之謇謇兮，愿荪美之可光，”（《抽思》），都表明了“忠君”在屈原思想中所占据的重要位置。

即使在屈原遭到楚王疏黜，以至横暴地再迁江南期间，他对君王的忠贞之情，似乎也还未改变。

《思美人》所呜咽诉说的“思美人兮，览涕而竚眙”，《哀郢》所凄凄叹息的“哀见君而不再得”，都说明他纵然对君王的狂悖之行已极度失望，但“忠君”之情仍还溢满胸际。

只是到了君王的昏愦已无可救药，楚国眼看就要断送在楚襄王这样的壅君手中时，屈原对君王的忠贞之思终于因绝望而幻灭。

当他在沉江前夕，怒斥楚王朝廷的“腥臊并御”、“阴阳易位”，并以激烈的言辞直斥楚王为“壅君”的时候，人们便很难想象，他此刻对楚王还怀有多少“忠”情了。

但是，屈原对自己的祖国、对自己民族的忠贞，却又不同——这种在楚民族长期独立发展中，在苦难和奋斗中养育和强化起来的乡国之思和民族感情，在屈原身上可以说是得到了最热烈、最动人的表现。

从屈原的青少年时代，对祖国的热爱便已在《桔颂》中，以“受命不迁，生南国兮。

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的动情诗句，作了明白无误的表述。

所以屈原从政后急于“奔走”于君王前后，大声召唤君王“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就决不只是希望个人的建功立业、留名后世，而更多是出于振兴楚国、把本民族引向“国富强以法立”的兴旺之路的素志。

现在的人们大约己很少能感受到，“楚国”对于屈原的生命究竟有多大意义了，但屈原当年却很清楚这一点。

特别是当他遭受放逐，处在远离国都、身心交瘁的绝望、傍徨之中时，它便几乎成了维系屈原生命的唯一支柱。

《哀郢》描述他远放江南途中，一次次回首“龙门”，一次次噙泪“西思”，一次次对着“辽远”的“郢路”“侘傺而含戚。

”《离骚》描述他在绝望之中，忽生“去国远逝”的奇思，然而他那云旗龙驾、车仗雍容的出行，终竟只在故国“旧乡”的上空周游盘旋而已——“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

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

”他明知楚国已无人知己，他明知君王已“莫足与为美政”，按说应该对自己的祖国绝望了，按说可以满怀怨愤地象战国许多贤人志士那样去国离乡，去另觅个人的出路了（包括孔子、孟子也都曾如此）。

但屈原不能——“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

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这就是屈原对于祖国象征的郢都所发出的最凄怆的呼唤。

它唱出了一个被放逐、被摧折的伟大灵魂在诀别人世前夕，对自己祖国、乡土多么深切的眷恋之情。

至于他最后的自沉汨罗，更奏响了一支虽遭万劫，也不离弃祖国，宁肯将自己纯洁的生命葬于祖国江流之中的壮曲！

屈原的伟大也正在这里：他无所畏惧地抗争黑暗，但这种对黑暗世道的不屈抗争，并没有导致他对祖国母亲的任何抱怨，更没有想过欲借他国之力来伤害自己深爱的祖国。

倒是可以这样说：正因为他深深爱着自己的祖国，才有那样的勇气向祸国殃民的黑暗王朝抗争，才有那样不折不挠的韧性，支持了十数年孤苦绝望的放逐生涯。

他的死，既是不妥协抗争精神的最后迸发，也是对祖国忠贞不渝的精神的灿烂升华——这两者的交汇、激荡，才使屈原的死产生了震撼千年历史的大回响。

后世无数的志士仁人，难道不正是因了这才临流扼腕，痛惜于屈原的逝去；才衔泪含悲，“想见”于屈原之为人？

闻一多先生曾经指出：“我们要注意，在思想上存在着两个屈原，一个是‘竭忠尽智以事其老’的集体精神的屈原，一个是‘露才扬己、怨怼沉江’的个人精神的屈原”（《屈原问题》）。

通过上文的考察，我们无妨可以再引申一句：在屈原身上，存在着两种看似矛盾而其实统一的“屈原精神”即不向黑暗势力屈服的“执争精神”和不为任何摧折而移易的“忠贞精神”。

所以，投影于历史的屈原精神，就不是单一的，而是双重的。

这双重的精神投影，对于不同时代、不同人们的利益和需要来说，无疑会有某种侧重并有所排斥。

正因为如此，屈原对后世的影响，才会经历意想不到的激烈争辩，才会发生一次次单向的改造或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