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进行诗歌教学评价

完整的教学环节不仅需要有教师教的过程，学生接受的过程，同时也还需要对教学活动的成效进行评价的过程。

事实上，“评价是与教学过程并行的同等重要的过程。

评价不是完成某种任务，而是一种持续的过程，作为一种辅助教育，它是教与学过程中主要的、本质的、综合的一个组成部分，贯穿于教学活动的每一个环节”。

[①]

然而，长期以来，因为历史的原因和人们固有的思维模式，对教学评价的简单认识就是考试，考试成了一切教学的“指挥棒”。

显然，这种对教学评价的认识是存在误区的。

因为从《教育部关于积极推进中小学评价与考试制度改革的通知》所确立的中小学评价与考试制度改革的原则：“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教师的教学水平，为学校实施素质教育提供保障，充分发挥评价的促进发展的功能，使评价的过程成为促进教学发展与提高的过程；评价的方法要多样，除考试或测验外，还要研究制定便于评价者普遍使用的科学、简便易行的评价办法，探索有利于引导学生、教师和学校进行积极的自评与他评的评价方法”来看，国家在制度的制定层面上是科学的，只是到了我们的具体执行中，却偏离了这些基本原则。

对于教学评价，福建师范大学陈光扬先生著文认为，必须在理论上正确认识、在实践上妥善处理以下几个重要关系：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的关系、静态评价与动态评价的关系、结果评价与过程评价的关系、客观测验评价与主观测验评价的关系、纸笔测验评价与表现性测验评价的关系。

然而，我以为不论是采用什么样的评价方式，语文教学，当然也包括我们的诗歌教学，都不外乎从两个最基本的方面来进行，即情与智这两个方面的评价。

一、智：知识的智能培育

从智力方面来对教学的进行评价，那么考试必然是不可回避的问题。

然而，考试只能是教学评价中一个重要因素，而绝不是惟一因素。

早在1978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就指出：“考试是检查学习情况和教学效果的一种主要方法，如同检验产品质量是保证工厂生产水平的必要制度一样。

当然也不能迷信考试，把它当作检查学习效果的惟一方法，并且要认真研究、试验、改进考试的内容和形式，使它的作用完善起来”。

[②]邓小平对考试的这一论述是鞭辟入里的，但是，长期以来，似乎我们却并没有真正认真对待考试问题，因为一直以来，“考试是唯一的考察形式，考试内容着眼于过去和寻求一种固有的结论。

在全国上下，虽然考试形式有了多元的迹象，但受制于统一的教材和考试大纲的要求，考试形式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笔试已然成为基本上是惟一的形式。

其他形式基本上无足轻重，或者根本没有发挥作用。

”[③]因而，在这里我主要想谈的是，在我们的教学中，如何客观地对待诗歌教学智力评价即考试的问题。

语文学科的考试，尤其是自“语文大讨论”[④]以来，从全国范围内的语文考试也就是高考语文来看，它所遭受的抨击和谩骂真可谓是铺天盖地，在这些批评的文字中，福建师范大学的孙绍振教授的《炮轰全国统一高考体制》一文则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他说：“人世间最亲密、丰富、复杂的亲子之情、师生之情被歪曲成一种最简单、最粗暴、最干巴、最没有感情的功利，不管多么伟大的价值准则，都集中一个焦点——分数上去，有多少爱就有多少苛刻和不近人情。

母爱已经差不多变质了，慈母有时比之严父更为严酷苛刻；什么师道尊严，什么有教无类，一切都是假的，在中国，只有考卷上的分数才是真的。

”[⑤]客观地说，这样的一些批评，对高考语文试题中避免“刁题、怪题、偏题、荒谬题”是有帮助的，但是我认为，作为一种人才选拔制度中相对可以保证公平的手段，高考制度在一定年限内仍将继续存在，它依然是构成教学评价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我们的语文教学也好，具体到诗歌教学也罢，还是不能完全否定考试这种测评方式。

既然我们不能回避考试制度，那么我们就必须有效利用考试来对教学活动进行评估。

而从我们一般认识意义上的考试来看[⑥]，我们发现，像语文、历史、政治等文科类的考试，似乎都特别关注学生对课本的记诵！以至于我们不得不这样来看：记诵的能力还在考试中发挥着最基本的作用，是决定考试成绩的关键！然而，这种记诵对学习者的学习能力的考察却是明显不够的，尤其是这种能力在以变动和流动性为特色的现代社会，显得多少有些不合时宜。

因为新型的公民和未来的开拓者需要的是在变动的秩序中寻求生存和发展的能力，需要创造和创新的能力，而不是那种简单地回忆过去的能力[⑦]。

我们语文中的诗歌教学，对学生要求记诵当然是有必要的，因为记诵的目的在于让学生通过多读诗文而去理解内容，这只是加强理解文本内容的一种辅助方式。

但是，到了一般考试中的诗歌记诵，其所考察的实质却已不是学生的诗歌能力（阅读、感悟、赏鉴）而是学生的记忆力了，因为诗歌只是作为记忆的素材，它和其他任何可以充当记忆素材的材料一样没有任何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