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这是王阳明全部思想的高度概括和凝练总结，他明确指出：心的本体晶莹纯洁、无善无恶；但意念一经产生，善恶也随之而来；能区分何为善、何为恶这种能力，就是孟子所说的“良知”；而儒学理论的重点之一——格物，在这里就是“为善去恶”。

真是画龙点睛，简易直接，不偏有，不着空，直趋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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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六年(1527)王守仁奉命将出征广西，他的学生钱德洪与王畿对理解王守仁这四句话，发生了分歧。

钱德洪认为这是教人的定本，王畿则认为这只是权宜之法，若心是无善无恶的心，那么意、知与物也皆是无善无恶的了。

两人在天泉桥问王守仁，王守仁解释说，他的教法，本来有两种：“四无说”一悟本体，即是功夫，是为上根人立教，但世间上根人不易得，若轻易用此教法，恐只养成一个虚寂；“四有说”则为中根以下人立教，因这类人有习心在,故要求在意念上用为善去恶的功夫,如果都用“四有说”，则上根人兼修中下，自无流弊。

这次谈话，又被称为“天泉证道”。

没有直接参与这次谈话的邹守益也有类似的记载,但其中“无善无恶心之体”一句却记为“至善无恶者心”。

他们当时认为，用“无善无恶”与“至善至恶”来描述心之作，意义是一致的。

万历二十年(1592)，周汝登在南京的讲学会上提出四句教来讨论。

许孚远写了一篇《九谛》，主张性体至善无恶,反对以无善无恶为宗。

周汝登写《九解》,发挥了四无说。

明末顾宪成直接反对王守仁的“无善无恶心之体”。

他说以心之体无善无恶，合下便成一个空。

空则一切解脱，无复挂碍，何善非恶？以无善无恶只是心之不着于有，究竟且成一个混。

混则一切含糊，无复拣择，何恶非善？这个批抨揭露了王守仁思想的矛盾，通过东林书院的传播而影响很大。

明末的刘宗周明确指出，四句教本身存在矛盾。

王夫之则批评王守仁“天泉付法，止依北秀（指神秀）南能（指惠能）一转语作葫芦样”，认为王守仁的说法是模仿禅宗。

以后四句教的论争就逐渐沉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