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笠诗社”于1964年6月15日在台湾成立，发起人有：赵天仪、黄荷生、林亨泰、陈千武等。

这是一个由清一色台湾省籍诗人组成的诗社。

往前追溯，它是连接和继承了日据时的“银铃会”的某些传统。

该诗社成员分为老、中、青三个梯级。

属于“跨越语言”一代的老诗人有巫永福、陈秀喜、陈千武(桓夫)、林亨泰、吴瀛涛、詹冰、锦连、张彦勋、罗浪、周伯阳、黄腾辉、林外、叶笛、黄灵芝、李笃恭、何瑞雄等。

第二代诗人有：白萩、黄何生、赵天仪、李魁贤、岩上、非马、许达然、杜国清、林清泉、静修、蔡其津等。

第三代诗人有郑炯明、陈明台、李敏勇、拾虹、陈鸿森、郭成义、赵通定、陈坤仑、莫渝等。

“笠诗社”发行《笠诗刊》，是台湾很少不脱期的诗刊之一。

目前《笠》诗刊已经发行到224期“笠诗社”冠以“笠”的桂冠，一方面标示着他的农业社会的乡土内涵；另一方面可以看出日本文化对诗社发起者的某种影响，该社创作上奉行“新即物主义”路线。

内容上大体包括三个层面：一是乡土精神的维护；二是新即物主义的探求；三是对现实和人生的表现和批判。

“笠诗社”同仁创作风格上并非属于一个流派。

有的诗人具有较浓的台湾乡土气息，有的崇尚现代主义，有的奉行超现实，有的受到日本和歌与俳句的明显影响。

“笠诗社”自成立至今，政治倾向上发生了很大变化。

20世纪80年代之前，他们是“中国论”者，他们所追求的是“中国风格”和“中国方向”。

如该诗社的创办人和灵魂诗人之一赵天仪在谈道“笠”的方向时写道：“我以为中国现代诗的方向，正是‘笠，所追求的方向。

而笠开拓的脚印，正是竖立了中国现代诗的里程碑。

我以为现代诗的创造，在方法上，是以中国现代语言为表现的工具，以清新而确切的语言，表现诗的感情、音响、意象及意义。

而在精神论上，则以乡土情怀，民族精神与现实意识为融会的表现。

以这种方法论和精神并重的基础，来探索我们共同未来的命运。

笠同仁在这十六年来的一百期中，正是朝着这种现代诗的主流，开拓了一条踏实的创作的途径。”1980年，当笠诗社的全体同仁在欢欣鼓舞地庆祝《笠诗刊》创刊一百期的时候，他们还放声高唱着中国之歌，还坚定地宣告：“笠的方向，就是中国的方向。”在他们庆祝“笠诗社”成立十五周年时出版的同仁诗选的序言中还写道：“以台湾历史的，地理与现实的背景出发的，同时也表现了台湾重返祖国三十多年以来历尽沧桑的心路历程。”那时，他们的作品和文章中无处不表现出他们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骄傲心情，作为炎黄子孙一分子的光荣感。

但是也正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笠诗社”开始悄悄地变化，某种分离主义倾向渐渐抬头。

1983年5月出版的《台湾文艺》发表赵天仪的《光复以后二十年新诗的发展》一文中，他把台湾新诗诞生和演变的因素，归纳成了四条。

其一是：台湾新诗是中国古典诗传统演变的产品。

其二是：台湾新诗的倡导，有一部分是因为受了中国五四运动时期新诗运动的影响，从而发展出来的作品。

其三是：“也受了日本新诗运动的影响”。

其四是：“曾经透过日本语文的教养，接受世界文学，尤其是西方欧美文学”。

该文与前文《现代诗的创造》相差仅三年时间，但对台湾新诗的本质看法已有区别。

人们不难看出分离主义和“去中国化”的倾向已经悄悄出现。

到了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笠诗社”的分离主义倾向逐步明朗，其主导倾向已变成了台湾“文学台独”势力的一部分。

但是“笠诗社”并非铁板一块，我们不将“笠诗社”同仁都看作是“文学台独”分子，事实也并非如此。

由于血缘、亲缘、地缘关系，死心塌地的“台独”分子只是少数，多数人或是被迫，或是因某种利益驱使，或是一时糊涂，误人了歧途。

他们必有猛醒和转变的一天，我们期待他们的转变。

祖国也期待他们的转变。

祖国和民族永远是每个炎黄子孙的家。

不怕迷途、而贵在知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