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时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的全过程：

起因

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东坡由徐州调任太湖滨的湖州。

他作《湖州谢上表》，其实只是例行公事，略叙为臣过去无政绩可言，再叙皇恩浩荡，但他在后又夹上几句牢骚话：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句中“其”为自称，他以自己同“新进”相对，说自己不“生事”，就是暗示“新进”人物“生事”。

古代文人因为客观环境使然，总是习惯于在遣词造句上表现得十分微妙，而读者也养成一种习惯，本能地寻求字里行间的含义。

比如御史台里的御史们。

六月，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摘引“新进”、“生事”等语上奏，说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

这里还有一点背景，王安石变法期间，保守派和变法派斗争激烈，两派领袖分别是两位丞相司马光和王安石，因前者给后者的长信中有“生事”二字，于是“生事”成了攻击变法的习惯用语。

“新进”则是苏轼对王安石引荐的新人的贬称，他曾在《上神宗皇帝》书里说王安石“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结果是“近来朴拙之人愈少，而巧进之士益多”。

后来正是曾拥护过王安石的“巧进之士”吕惠卿把王安石出卖了，使其罢相。

北宋神宗年间苏轼因为反对新法，并在自己的诗文中表露了对新政的不满。

又由于他当时是文坛的领袖，任由苏轼的诗词在社会上传播对新政的推行很不利。

但单凭《湖州谢上表》里一两句话是不行的。

偏偏凑巧，当时出版的《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给御史台的新人提供了收集材料的机会。

监察御史台里行舒亶（念dǎn）经过四月潜心钻研，找了几首苏轼的诗，就上奏弹劾说：

“至于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

盖陛下发钱（指青苗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

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盐碱地）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

他举的例子，“赢得”两句及“岂是”两句出自《山村五绝》；“东海”两句出自《八月十五日看潮》；“读书”两句出自《戏子由》。

马上，国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前脚后脚杀到，他们历数苏轼的罪行，声称必须因其无礼于朝廷而斩首。

李定举了四项理由说明为什么应当处苏轼极刑，他说：“苏轼初无学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遂叨儒馆。”

接着说苏轼急于获得高位，在心中不满之下，乃讥讪权要。

再次，皇帝对他宽容已久，冀其改过自新，但是苏轼拒不从命。

最后，虽然苏轼所写诗之荒谬浅薄，但对全国影响甚大，“臣叨预执法，职在纠察，罪有不容，岂敢苟止？伏望陛下断自天衷，特行典宪，非特沮乖慝之气，抑亦奋忠良之心，好恶既明，风俗自革。”

此时，苏轼的一个好友驸马王诜，听到这个消息，赶紧派人去给在南京做官的苏辙送信，苏辙立刻派人去告诉苏轼，朝廷派出的钦差皇甫遵也同时出发，但苏辙的人先到，苏轼知道消息，立即请假，由通判祖无颇权摄州事。

皇甫遵到时，太守官衙的人慌做一团，不知会有什么事发生。

苏轼不敢出来，与通判商量，通判说:“事已至此，无可奈何，需出见之。”苏轼一听，就准备出去。

祖无颇连忙提示:“衣服，衣服。”

苏轼说:“既有罪，不可穿朝服。”祖无颇提醒道:“未知罪名，仍当以朝服相见”。

于是苏轼穿上官衣官靴，面见钦差皇甫遵。

苏轼首先说话：“苏轼自来疏于口舌笔墨，着恼朝廷甚多，今日必是赐死。

死固不敢辞，乞归与家人诀别。”

皇甫遵淡然道：“不至于此。”命士兵打开公文一看，是份普通公文，不过是以苏轼以诗文讪谤朝廷，传唤进京而已。

要苏轼立即启程。

太守官衙的人全都吓得手足无措，个个躲躲藏藏。

苏轼途经扬州江面和太湖时，想跳水自杀。

因不知道要判什么罪，并且怕他的案子会牵连好多朋友。

等再一想，真跳了水，又会给弟弟招致麻烦。

家里烧了他大部分与友人的通信和手稿，家人到了安徽宿县，御史台又派人搜查他们的行李，找苏轼的诗，书信和别的文件。

后来苏轼发现自己的手稿残存者不过三分之一。

苏轼七月二十八日被逮捕，八月十八日送进御史台的监狱。

二十日，被正式提讯。

苏轼先报上年龄，世系，籍贯，科举考中的年月，再叙历任的官职和有他推荐为官的人。

他说，自为官始，他曾有两次记过记录。

一次是任凤翔通判时，因与上官不和而未出席秋季官方仪典，被罚红铜八斤。

另一次是在杭州任内，因小吏挪用公款，他未报呈，也被罚红铜八斤。

“此外，别无不良记录”。

最初，苏轼承认，他游杭州附近村庄所作的《山村五绝》里“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是讽刺青苗法的，“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是讽刺盐法的。

除此之外，其余文字均与时事无关。

到二十二日，御史台审问他《八月十五日看潮》里“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两句的用意，他拖到二十四日，才说是“讽刺朝廷水利之难成”。

至于《戏子由》诗违抗“朝廷新兴律”的主旨，直到二十八日才作了交代。

当时御史中丞李定向皇帝报告案情进展。

说苏轼面对弹劾全都承认了。

神宗大怒，怀疑苏轼要么是受刑不过，要么是有更大的秘密要隐藏。

于是问李定可曾用刑。

李定答道:苏轼名高当时，辞能惑众为避人言，不敢用刑。

神宗大怒，命御史台严加审查，一定要查出所有人。

到九月份，御史台已从四面八方抄获了苏轼寄赠他人的大量诗词。

有一百多首在审问时呈阅，有三十九人受到牵连，其中官位较高的是司马光。

王安石罢相的次年（1077年），苏轼寄赠司马光一首《独乐园》：“先生独何事，四方望陶冶，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

抚掌笑先生，年来效喑哑。”实为司马光重登相位大造舆论。

御史台说这诗讽刺新法。

苏轼供认不讳：“此诗云四海苍生望司马光执政，陶冶天下，以讥讽见任执政不得其人。

又言儿童走卒，皆知其姓字，终当进用......又言光却喑哑不言，意望依前上言攻击新法也。

御史台又找到了痛斥“新进”的《和韵答黄庭坚二首》，抨击“生事”的《汤村开运河，雨中督役》诗。

前者是与黄庭坚唱和的，后者寄赠好友王诜。

《和韵》诗云：“嘉谷卧风雨，莨莠等我场。

阵前漫方丈，玉食惨无光。”苏轼自己解释说，前四句以讥今之小人轻君子，如莨莠之夺嘉谷也，后面意言君子小人各自有时，如夏月蚊虻纵横，至秋自息，言黄庭坚如“蟠桃”，进用必迟；自比“苦李”，以无用全生。

又取《诗》（诗经）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皆以讥讽当今进用之人为小人也。

苏诗巧用“悄悄”、“愠”等词，暗藏“群小”之意。

要不是作者解释，还没多少人知其中奥妙。

《汤村》诗云：“居官不任事，萧散羡长卿。

胡不归去来，留滞愧渊明。

盐事星火急，谁能恤农耕？薨薨晓鼓动，万指罗沟坑。

天雨助官政，泫然淋衣缨。

人如鸭与猪，投泥相溅惊。

下马荒堤上，四顾但湖泓。

线路不容足，又与牛羊争。

归田虽贱辱，岂失泥中行？寄语故山友，慎毋厌藜羹。”苏轼也供认自己确有对盐官在汤村一带开运盐河的不满，“农田未了，有妨农事”，“又其河中间有涌沙数里”不宜开河，“非农事而役农民”，“役人在泥中，辛苦无异鸭和猪”等等。

在这些人的指控之下，仗义执言也是罪行。

这些赠黄庭坚、王诜等人的诗文，一时成为轰动朝野的新闻，舒亶等人趁机痛打落水狗，请求副相王珪检举苏轼的《王复秀才所居双桧》诗。

诗云：“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

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

王珪说：“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神宗冷静地回答：“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

对苏轼的指控，有的有些牵强，这咏桧诗就是一例。

还有苏轼任密州太守期间作的《后杞菊赋》的序言里曾提到吃杞菊的苦种籽，御史认为作者是在直接讽刺全境百姓的贫穷，尤其指朝廷对官吏薪俸的微薄。

“生而盲者不识日”是讽刺科举考生的浅陋无知，讽刺考生不通儒学，只知道王安石在《三经新义》里对经书的注释。

苏轼对大部分指控，都坦白承认在诗中批评新政。

在给王诜的诗里，有一行是坐听“鞭笞环呻吟”，又说，“救荒无术归亡逋”，他也提到“虎难摩”是为政贪婪的象征，给李常的诗里，他确是说在密州“洒涕循城拾弃孩”，见到男尸、女尸、婴尸饿死在路边，当时确是“为郡鲜欢”。

在给孙觉的诗里，有一行说二人相约不谈政治，是真在一次宴席上约定，谁谈政治就罚酒一杯。

给曾巩的诗里说他厌恶那些“聒耳如蜩蝉”的小政客。

给张方平的诗里把朝廷比作“荒林蜩蚻（zhá）乱”和“废沼蛙帼淫”，又说自己“遂欲掩两耳”。

给范镇的诗里，他直言“小人”，给周邠（bīn）的诗里把当权者暗比作“夜枭”。

好友刘恕罢官出京时，苏轼写了两首诗给他：

“敢向清时怨不容，直嗟吾道与君东，坐谈足使淮南惧，归向方知冀北空，独鹤不须惊夜旦，群鸟未可辨雌雄。”

“仁义大捷径，诗书一旅亭。

相夸绶若若，犹诵麦青青。

腐鼠何老吓，高鸿本自冥。

颠狂不用唤，酒尽渐须醒。”

前一首最后一句取自诗经“俱曰予圣，谁识乌之雌雄”，等于说朝廷上只有一群乌鸦，好坏难辨。

后一首表达自己对小人的争权争位不屑一顾。

这些无疑激怒了朝廷的大臣。

苏轼写《狱中寄子由》说“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无比凄惨。

审讯者常对他通宵审问。

巨大精神压力下，苏轼写下了“与君世世为兄弟，再结来生未了因”的悲惨诗句。

苏轼下狱后未卜生死，一日数惊。

在等待最后判决的时候，其子苏迈每天去监狱给他送饭。

由于父子不能见面，所以早在暗中约好：平时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有死刑判决的坏消息，就改送鱼，以便心里早做准备。

一日，苏迈因银钱用尽，需出京去借，便将为苏轼送饭一事委托远亲代劳，却忘记告诉远亲暗中约定之事。

偏巧那个远亲那天送饭时，给苏轼送去了一条熏鱼。

苏轼一见大惊，以为自己凶多吉少，便以极度悲伤之心，为弟苏辙写下诀别诗两首，

其一：“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其二：“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

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

额中犀角真君子，身后牛衣愧老妻。

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应在浙江西。”苏轼自知诗作写好之后，必定是要上呈给皇帝的。

想着只要耽搁了两天，说不定可以使皇帝收回成命。

当时当朝多人为苏轼求情，王安石也劝神宗说：圣朝不宜诛名士。

又因太皇太后曹氏、章惇等人出面力挽，神宗遂下令对苏轼从轻发落，苏轼终免一死，贬谪为“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轰动一时的“乌台诗案”就此销结。

结果

十月十五日，御史台申报苏轼诗案的审理情况，其中辑集苏轼数万字的交代材料，查清收藏苏轼讥讽文字的人物名单，计有司马光、范镇、张方平、王诜、苏辙、黄庭坚等二十九位大臣名士。

李定、舒亶、王珪等欲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但神宗一时举棋不定，太祖早有誓约，除叛逆谋反罪外，一概不杀大臣。

同时，正直人士也仗义相救。

宰相吴充直言：“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何也？”已罢相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连身患重病的曹太后也出面干预：“昔仁宗策贤良归，喜甚，曰：‘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而杀之可乎？”可笑的是，同属于苏轼口中的“新进”章惇，也积极的营救了苏轼，并不惜与宰相王珪翻脸。

十二月二十九日，圣谕下发，苏轼贬往黄州，充团练副使，但不准擅离该地区，并无权签署公文。

这样的结果，李定等人大失所望。

元丰三年(1080年）二月，苏轼因“乌台诗案”贬谪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职位相当于今之县武装部副部长，无“签单权”，精神寂寞，穷愁潦倒。

第三年四月，苏轼撰诗并书《寒食帖》，发人生之叹，写苍凉之情，表惆怅孤独之怀，通篇书法起伏跌宕，光异彩，势奔放，无荒率笔，被称“天下第三行书”，墨迹素笺本，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

被贬的缘由：

乌台诗案发生于元丰二年（1079年），时御史何正臣上表弹劾苏轼，奏苏轼移知湖州到任后谢恩的上表中，用语暗藏讥刺朝政，御史李定也曾指出苏轼四大可废之罪。

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

所谓“乌台”，即御史台，因官署内遍植柏树，又称“柏台”。

背景：

宋神宗在熙宁年间（1068 ～1077）重用王安石变法。

变法失利后，又在元丰年间（1078 ～1085）从事改制。

乌台诗案发生在变法到改制的转折关头即元丰二年（1079年）。

扩展资料：

元丰二年（1079年），四十三岁的苏轼被调为湖州知州。

上任后，他即给神宗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是诗人，笔端常带感情，即使官样文章，也忘不了加上点个人色彩，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这些话被新党利用，说他“愚弄朝，妄自尊大”、“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又讽刺政府，莽撞无礼，对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

他们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一时间，朝廷内一片倒苏之声。

七月二十八日，上任才三个月的苏轼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

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因其上植柏树，终年栖息乌鸦，故称乌台）。

乌台诗案这一巨大打击成为苏轼一生的转折点。

新党们非要置苏轼于死地不可，救援活动也在朝野同时展开。

不但与苏轼政见相同的许多元老纷纷上书，连一些变法派的有识之士也劝谏神宗不要杀苏轼。

王安石当时退休金陵，也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在大家努力下，这场诗案就因王安石“一言而决”，苏轼得到从轻发落，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受当地官员监视。

苏轼下狱一百零三日，险遭杀身之祸。

幸亏宋太祖赵匡胤时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他才算躲过一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