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是白居易三十五岁任周至县尉时所作。

一天，他与好友陈鸿、王质夫出游，谈到李杨的故事。

王质夫说：“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如何？”于是白居易赋诗、陈鸿作传，歌传本为一体，都以李杨的爱情故事为题材，而最终结局又是悲剧，“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故曰《长恨》。

一、 “美”与“恨”的悖论之争

《长恨歌》虽历时千载，但依然脍炙人口。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就自夸道：“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此增价”，而“一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 不仅是作者的自我肯定，也道出了读者的心声。

然而，《长恨歌》之“长恨”究竟为何？

关于《长恨歌》的主题，历来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观点大致可分为如下几派：

（一）爱情主题说

不可否认，在唐代《长恨歌》之所以受大众喜爱，与其对李杨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缠绵悱恻的描写是分不开的。

他们的爱情“犹如一曲生死之恋”，“其描写情事，如泣如述” 。

可以说，这部作品对李杨事迹的剪裁，模糊了唐明皇与杨贵妃皇帝与妃子的关系，将其描绘成天上人间生死相随的恋人。

这样的爱情不仅契合唐人浪漫的审美心态，是当时民众所渴望的经典爱情，宣扬真正的爱情，而且饱含了对李杨的同情，揭示了其爱情悲剧结局的必然性。

白居易将《长恨歌》归入感伤诗而非讽喻诗 ，也表明了他对这首长诗的宗旨定位。

他是在“借兴亡之事，说儿女之情”。

（二）讽喻主题说

唐代诗人喜欢拿李杨二人的故事作为讽喻的对象。

如杜甫《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中描写李杨二人糜浮的生活以及当时百姓水深火热的处境：“东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二句，深刻揭露了统治集团的昏庸腐朽与阶级矛盾的极端尖锐，预示着安史之乱的必然发生。

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认为，《长恨歌》的创作目的，是为了把历史经验教训用动人的诗歌形式表现出来，激起中唐历经安史之乱后人心思恋大唐盛世的文化情绪，告诫后人尤其是最高统治者应以此为戒，避免重蹈覆辙。

陈鸿在《长恨歌传》中也说“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

（三）双重主题说

诗的前半部分字字珠玑，露骨地讽刺了唐明皇的荒淫误国，“汉皇重色思倾国”起至“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姐妹兄弟皆列土”、“不重生男重生女”，讽意极明显，视为长恨之因；后半部分又用充满同情的笔触写李杨的生死别离和唐明皇的入骨相思，从而使诗的主题由批判转为对他们坚贞专一的爱情的歌颂。

然而在歌颂与同情中仍暗含讽意，“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正是唐明皇的重色轻国造成的无可挽回的终身恨事。

但诗的客观效果则是同情远远超越了讽刺，读者往往被其“风情”所吸引，而忘却了“戒鉴”。

（四）其它观点

以俞平伯（《〈长恨歌〉及〈长恨歌传〉传疑》）为代表的学者认为《长恨歌》记录了一件“世所不闻”的“隐事”，即兵变中杨贵妃用偷梁换柱之计易服潜逃，然后出家为尼。

但此说多属想象与臆测，缺乏文献支持，被认为是对《长恨歌》的歪解，影响力不大。

另外还有一些人认为《长恨歌》是假借李杨的故事，表达对自己不幸爱情的感伤。

他们考证，白居易年轻时有一个青梅竹马的恋人湘灵，历经磨难最终悲剧收场。

因此认为《长恨歌》中的李杨是白居易根据自己的遭遇改造而成的意象，表达的是自己与湘灵长相思的绵绵之恨，也表达对不得已的现实无可奈何的隐痛。

无论哪种观点，都建立在一定考证与分析的基础上，孰优孰劣实在无法妄下断言。

从审美角度来讲，这些观点都对作品之“美”作了不同角度的阐述，“把诗歌意象作为一种心物交感互渗的审美产物这一观点是较普遍认可的”。

也就是说，归根结底《长恨歌》是围绕着“恨”与“美”的意象展开的叙事与抒情长诗，因此有其震撼人心的感染力。

皎然《诗式》卷首云：“夫诗者，众妙之华实，六经之菁英，虽非圣功，妙均于圣……”说明诗歌是诗人心智活动的产物。

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诗人作诗，首先是主观情感的宣泄，讽喻也好，感伤也罢，皆出于心。

用白居易自己的话来说“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与元九书》）。

二、“美”的事物隐喻“恨”的滋生

《长恨歌》之所以出类拔萃地脱颖而出，广泛地流传开来，并且名垂青史，我认为从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它对“美”的解构与精心的重组，而这些恰恰又符合了世界公认的悲剧定义 。

（一）“美”的追求——“恨”的铺垫

生命美学认为，审美活动是生命的最高最自由的生存方式，它关系到生命存在如何可能，对审美活动之谜的解开将有助于解释生命活动本身的意义和走向。

诗歌一开始，就有“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的字句，不管所指是否有“好色误国”的隐喻，恰恰体现了唐明皇对“美”的追求的本能。

如果唐明皇不是皇帝而是平民，我们很轻易就能理解其“爱美之心”，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理解唐明皇作为皇帝的本能需求呢？难道皇帝非得正襟危坐、远离红尘才算明君吗？贯穿全文来看白居易对唐明皇的性格塑造，已排斥了封建统治阶级为皇帝头上加的半神理想化的光圈，而使之成为一种更人性化的理想，一种包含了城市居民愿望的、与普通人一样有七情六欲的人情味十足的皇帝形象。

白居易从民本思想出发，有所扬弃地接受了城市居民这种对唐明皇的理想化，才完成了对其更立体化、更趋完美的形象塑造。

“因为唐玄宗所代表的，乃是一个给大唐黎庶带来将近半个世纪之久的和平安定生活的生平殷富之世，……唐人对玄宗的深切同情，蕴含着他们自己理想中的盛极一时的开天盛世的如梦依恋” 。

唐明皇的这种人性的形象浓缩表现在开篇两句表现其对“美”执著追求的诗句里——美是理想的、终极的，它鼓励我们不断追求，审美理想中凝聚着人类的至善和完满 。

无需对这种众人都心照不宣的追求多加修饰，“美”马上就出现了：“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关于这句话，史学家认为不符合历史。

赵与时《宾退录》卷九中言：“白乐天《长恨歌》书太真本末未详矣，殊不为君讳。

然太真本寿王妃，白云‘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何耶？盖宴昵之私犹可以书，而大恶不容不隐。”《新唐书??杨贵妃传》中也有记载：“杨氏，幼孤，养叔父家。

始为寿王妃。

……”白居易之所以不记载杨贵妃原为寿王妃的历史丑闻，兴许是想排除“美”中的丑恶因素，“不因为甚恶而抹煞甚美” ，让“美”的出现显得超凡脱俗，更能引发读者对杨贵妃产生怜爱之心。

因此单从这一句我们都不难看出，《长恨歌》绝非单纯的讽喻诗，白居易将其列入“感伤诗”就能理解了。

况且杨贵妃在出场之前如同影子一样存在的描写手法，具有深不可测的“深闺性”，并且“这一深闺性越强，魅力就越大” ，为悲剧的发生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这些对于“美”的追求，不仅是“恨”的背景，还在无意中播撒“恨”的种子，以“美”作为肥料，“恨”渐渐滋长了……

（二）“美”的实现——“恨”的叠起

从“回眸一笑百媚生”到“今日君王看不足”，白居易用了大量笔墨着力描绘杨的美貌与李杨二人形影不离的爱情生活。

杨贵妃进宫后不仅自己“新承恩泽”，“三千宠爱在一身”，使得“从此君王不早朝”，而且“姐妹弟兄皆列土”，使得“不重生男重生女”的观念传遍长安的每个角落，且深入人心。

《长恨歌传》中也说：“故当时歌咏有云：‘生女勿悲酸，生儿勿喜欢。

’又曰：‘男不封侯女作妃，看女却为门上楣。

’其人心羡慕如此。”这些都是从各个角度衬托杨贵妃之美。

作者从杨贵妃倾城的美貌写到李杨二人共赏的良辰美景，语句华美浓丽中又不失流畅平易，用诗歌的音韵美勾勒出这段人间爱情的意境之美好，却也为下文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大概应验了作者自己所赋的诗句：“大都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 ——太过完美的事情，往往有最大的疏漏。

然而这样的“好物”却不是历史上真正存在过的。

《上阳白发人》中的“未容君王得见面，已被杨妃遥侧目。

妒令潜配上阳宫，一生遂向空房宿。” 明显刻画的是一个善妒的杨贵妃的形象，其他还有曹邺《梅妃传》和杜甫《丽人行》中杨贵妃与梅妃勾心斗角为争宠的故事，这些都与《长恨歌》中杨贵妃“侍儿扶起娇无力”的形象不符。

中国古代就有把妒视作丑行之一的说法，辛弃疾《摸鱼儿》“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礼记》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 不仅在中国，“妒”在其他文化中也都作为“美”的对立面而存在。

世界上最早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尤其将妒女置于最丑陋、最下等的“品”。

然而《长恨歌》中的杨贵妃却与这些丑陋行径无缘，以优雅动人的《霓裳羽衣》舞展现其惊世之美，颇有儒家经典诗乐舞统一的审美情趣。

白居易有意识地对历史事实进行筛选、剪裁与改造，剔除不利于表现李杨爱情的情节，选取最能表现爱情真挚感人的情节，淡化客观做出适当的艺术处理，使历史上具有严重争议的李杨爱情有了合理性和令人同情、歌颂的基础。

可见此诗情在理先，“美”在声先，一切尽在不言之中。

杨贵妃的“美妇”形象越是完美，给“恨”的生长提供了越多的有利条件，终于“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 ，“恨”在“美”的极致中爆发了，而“美”也随之支离破碎。

三、毁灭的美丽、永恒的情恨

历史上的安史之乱，或许可以认为是正义与邪恶的斗争，而《长恨歌》的道德主题并不体现在直接的政治批评中。

受儒家思想观的影响，白居易从更一般的意义上来阐释人们的伦理关系和社会行为，将感情主题与历史、道德主题交织在一起，讴歌女性“美”的描写也对封建男子为中心的道德规范和文学轨迹造成了冲击。

（一）“美”的毁灭——“恨”的顶峰

白居易没有渲染“六军不发”的群情激奋，没有挥毫安史之乱的战争场面，也没有数落杨贵妃“红颜误国”的罪行，而是对作为政治替罪羊的杨贵妃的命运给予了深切的同情。

这些可以从白居易写杨贵妃之死用侧面描写的方法中看出：“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维护了杨贵妃的形象美与尊严美。

杨贵妃的死变得宛如鲜花飘零，自然朴实地褪去了往日的风采，留下美丽的余韵，流芳百世。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样的“毁灭”使意境达到了“美”的极致。

对于杨贵妃的死，唐明皇是无可奈何的。

悲剧的制造者最终成为悲剧的主人公，不禁令人遗憾。

作为帝王，唯有忍痛割爱、“安抚三军”，与其说此诗是在讽谏君王勿好色误国，不如说是暴露了封建统治的弊端——所有的重担都由帝王一人挑起，抹煞了君王的人伦性。

一世英雄却救不了自己心爱的女子，安坐王位、呼风唤雨却无法挽回从身边逝去的幸福和美好，必须忍受“死别之恨”，这种哀痛有多少寻常百姓可以承受，的确堪称“恨”的顶峰。

然而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而是转入融情于景的阶段。

入川途中的黄埃、云栈、峨嵋、旌旗、日暮等残景烘托出唐明皇苦涩的心情；蜀江的绿、蜀山的青映照出唐明皇的朝朝暮暮情；“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更是加重了唐明皇肝肠寸断的伤心之情。

“叙事状物求实而又不拘泥于实，在流丽的描绘中寓有情味” 。

的确，在前篇描写两人爱情生活的场景后续写唐明皇形单影只的孤寂，景物同，心情却迥然相异，让人不禁慨叹“物是人非”的变迁之迅疾。

“美”已在现实变故中付之一炬，留下的是无尽的追忆与痛苦，这与叔本华对悲剧的定义同出一辙。

“人总是为满足于现实而指向超越和理想，总在九死不悔地超越有限追求无限，这就形成了悲剧审美的动人魅力。”

（二）“美”的怀念——“恨”的延续

然而只有“毁灭”还只是肤浅的痛，“痛定思痛”，“恨”的延续将“美”与“恨”在滔滔历史长河里达到完美的统一。

《长恨歌》通过方士寻觅杨贵妃的经过及二人的相思誓言所表现的天地人世灵界都不能阻隔的爱情，传达了时代的文化气息，富有崇高的审美情味。

“在白歌陈传之前，故事大抵尚局限于人世，而不及于灵界，其畅述人天生死形魂离合之关系，似以长恨歌及传为创始，此故事既不限于现实人世，遂更延长优美” 。

杨贵妃将钿合金钗交给唐明皇的这一情节描述，不仅带有神话性，让故事到达人间灵界相通的意境，而且通过这一信物寄予深情，恳求“天上人间会相见”，来应验当初的誓言。

由此看出，“恨”并非“恨”诺言无法兑现，而是“恨”这一深情无法在生前表达完全，“美”消逝得太过迅速。

“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是在怀念“美”之余延续的“恨”的最好写照，此时越是孤寂、哀伤，越体现出怀念之切。

而“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预示着爱情的永恒超越轮回的斗转，这与前文提及的“从现实指向理想与超越”所指相类。

的确，此绵绵之恨突破了空间时间的限制，甚至超越了伤感与哀思，成为“天长地久”的相思，实在可谓感天动地的意外结局。

这结局既是“恨”的无穷延续，也是对“美”赞美的开端。

既然杨贵妃的形象无法塑造成如《陌上桑》中秦罗敷那样以聪敏智慧战胜凌辱的民间美女，那就让她摇身一变，成为蓬莱仙女，一来免去了她应负的任何政治或道德责任，二来增强了诗的审美情趣，使之在“恨”的延续中脱离陈腐的审美观念，得到升华。

长久以来，国人对女性的赞美受到封建伦理观的束缚，被禁欲说教所抑制，被“红颜祸水”的历史观所阻滞。

白居易在一个将这种种观念集于一身的女性人物身上，在文字能力所能企及的程度上，使女性美获得了最完美的展现：用多变的语言从多角度展现她的外貌美，用流转的音韵从侧面描写她的毁灭美，用民间传说的情节赞颂她的永恒美，这些对美的描绘，使之与悲剧化、崇高化的主题构成适当的张力。

作者把杨贵妃由故事主人公转化为抒情诗的第一主人公，把她的镜头层层推近，再逐步拉远，顺利地引出绵长之恨得起因，让叙述者站在人物的角度或立场上，引导读者体味叙事者的爱憎并行不悖、抒情者的情绪波动，从而达成强烈共鸣，创造出浓郁的抒情气氛，使之更为感动人心。

回味《长恨歌》，我们仿佛能目睹长安街头“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 的热闹场面。

在这“美”与“恨”交相辉映、互不逊色的双重奏中，读者的心也随着谐和的音乐美与缠绵的意境美在这绵绵长恨中随波沉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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