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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体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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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起于汉武帝之时，是一种综合了诗、骚、散文等文体因素而被作家重新加工过的新型文体。

散体赋的初具规模之作可上推至宋玉的《高唐赋》，枚乘的《七发》则是奠基之作，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和《上林赋》则把散体赋的创作推向了成熟阶段。

指汉代盛行的赋体作品，以主客问答的方式“铺陈摛（chi）文，体物写志”，虽散韵结合，但散文的意味较重，所以称为散体赋。

一般篇幅较长，规模宏大，所以又称散体大赋。

散体大赋是汉赋的主干，所以散体大赋可以直接称之为汉赋，一般来说，文学史上说的“汉赋”，都是指汉代散体大赋而言。

散体赋，句式三、四言至九、十言均有，韵散结合，以体物为主，一般直书其事，铺采摛文，排比铺陈，多以问答体形式展开描写，辞藻富丽，篇幅庞大。

主要由诸子问答体、战国纵横游说之文和楚辞演化而来。

东汉前期，散体赋的创作仍呈现现发展态势，不过创作倾向开始由讽谏转向颂美。

班固的《两都赋》是一篇明确地以颂美为创作目的的作品。

赋前有一段较长的序，表达了班固的辞赋观和创作宗旨。

序中称：

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

大汉初定，日不暇给。

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宏业……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

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

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且夫道有夷隆，学有粗密，因时而建德者，不以远近易则，故皋陶歌虞，奚斯颂鲁，同见采于孔氏，列于《诗》、《书》，其义一也。

稽之上古则如彼，考之汉室又如此，斯事虽细，然先臣之旧式，国家之遗美，不可阙也。

臣窃见海内清平，朝廷无事，京师修宫室，浚城隍，起苑囿，以备制度。

西土耆老，咸怀怨思，冀上睠顾，而盛称长安旧制，有陋雒邑之议。

故臣作《两都赋》，以极众人之所眩耀，折以今之法度。

这段话充分肯定了赋的颂美作用，甚至将它们与《诗经》的《雅》、《颂》等而论之。

它反映了东汉赋家对赋的重新定位。

他们希望把赋纳入国家的礼乐典章之中，使之成为文治教化之具。

出于此种目的，东汉前期的赋家以极大的热情颂扬朝廷的礼乐典章和文治教化之美，《两都赋》就是从这一角度下笔的。

这两篇赋的创作和东汉初年关于建都问题的争论有关。

光武帝刘秀定都洛阳，曾遭到一些朝野人士的反对，到了永平年间，仍有《两都赋》中所说的“西都耆老”盛称西都的繁盛而鄙陋东都洛阳。

《两都赋》即针对这一现象而作。

但班固在赋中并没有就西都和东都的优劣展开评议，而是通过赋中的描写“以极众人之眩曜，折以今之法度”。

在《西都赋》中，他先让西都宾极力夸饰西都的宏伟富丽，这正是所谓“众人之眩曜”的东西。

《东都赋》一开头就针对这个靶子进行批评，然后表示要告诉对方“建武之理，永平之事。”关于建武之理，主要写光武中兴，认为光武帝的勋业和行为，可比于伏羲、黄帝、汤、武、殷中宗、周成王以及西高祖和文、武二帝。

而赋中赞扬的重点，则是永平之事。

而永平之事，又主要写其礼乐教化：

于是百姓涤瑕荡秽而镜至清，形神寂漠，耳目不营，嗜欲之原灭，廉正之心生，莫不优游而自得，玉润而金声，是以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献酬交错，俎豆莘莘，下舞上歌，蹈德咏仁。

登降饫宴之礼既毕，因相与嗟叹玄德，谠言弘说，感含和而吐气，颂曰：盛哉乎斯世！

赋中对东汉的颂美是毫不掩饰的，尤其是对作者生活的永平时期，其赞颂更是无以复加。

但这种赞颂既不是以东汉的繁荣富强去压倒西汉，也不是停留在对帝王功业的讴歌，而是集中在东汉的德治之美和礼乐教化之隆，所谓“折之以今之法度”的法度，也主要是以儒家思想为依据，宣扬王道德治和礼义教化的思想。

与这种思想倾向相适应，赋的风格也是雍容典雅的，赋的结尾又特意安排几首四言诗，把这种颂美倾向和典雅风格推向了极致。

东汉前期还有一批赋家也表现出同样的创作倾向。

傅毅作有《洛都赋》和《七激》，崔骃作有《反都赋》，李尤有《函谷关赋》、《辟雍赋》、《东观赋》、《德阳殿赋》、《平乐观赋》等，也都重在描写礼制之隆、教化之美和四夷宾服之盛况，以赞美东汉的中兴和德治。

东汉中期，散体赋的创作出现多元化倾向，其中有娱乐之作，也有颂美和讽谏。

张衡的（78—139）《二京赋》是又一次讽谏的尝试。

《后汉书·张衡传》说：“衡少善属文。

游于三辅，因入京师，观太学，遂通五经，贯六艺。

……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因以讽谏。

精思傅会，十年乃成。”赋中假设凭虚公子和安处先生的问答。

《西京赋》中先让凭虚公子夸耀长安及西汉的豪侈富强，批评东汉“独俭啬以龌龊”，这些话等于为《东京赋》中的议论树立了一个靶子。

《东京赋》即针对上述观点展开议论，尖锐地指出崇尚奢侈，“剿民以婾乐，”的危害。

《二京赋》的铺陈描写规模更大，特别是更为广泛地描写了汉代的城市生活、风俗民情，其中对各种杂技百戏的描写是研究汉代表演艺术的珍贵史料。

赋中的议论也更多，更具针对性。

但赋的基本体式仍是模仿前人，终不能改变劝百讽一的特点。

汉大赋的缺点是一味对客观对象进行铺陈描写，而很少表现作者的内心世界和主观感受；一律采用主客问答和层层排比，也略嫌呆板少变；赋中又往往爱用奇词僻句，容易给人嚼蜡之感。

但尽管如此，汉大赋在文学史上仍占有重要地位。

作为两汉文学的代表，他们描写了中华民族大发展时期的社会生活，反映了当时人们在各个领域开拓进取的业绩，歌颂了国家的强盛和统一，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汉大赋中描写了疆土的辽阔、山川的富饶、都市的繁华、宫苑的壮丽、以及田猎、歌舞、音乐、杂技、车马、服饰等丰富多彩的对象，扩大了古代文学的题材领域。

在表现技巧和语言运用方面，他们也为后人提供了经验。

特别是汉大赋主要是作为一种供人愉悦的艺术品而创作的，非常讲究形式美，这对古代文学观念的形成，对于文学脱离学术走向独立，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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