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界

郭沫若曾以歌德自况并被文化界广泛认可，如周扬曾对郭沫若说“你是歌德，但你是社会主义时代新中国的歌德。”，沙叶新则引用恩格斯对歌德的评价指出郭沫若作为伟大天才和凡庸公民的两面。

相对于专业的研究者对于他的极度推崇，一般的社会民众中间也存在对于郭沫若因为不了解，对他性格和心理的误读以及对这位天才型人物的苛求而产生的轻视，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温儒敏教授等一些严肃的研究学者将这种“学院派”中间和社会民众间对郭沫若截然相反的态度称之为“两极阅读”。

学术界和政治界

郭沫若在台湾的学术界和政治界也具有深刻而广泛的影响，除了台湾学人在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上所受的浸染，不仅仅有传统的威权时代基于政治和学术的分歧对他的批判（例如台湾威权时代领导人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对他的批判），他对于台湾的倡导改革的人群尤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例如李登辉认为今日台湾的成就某种程度上归结于胡适、鲁迅、郭沫若等人所倡导的思想和社会变革的实践。

甲骨文字学成就

卜辞通纂

郭沫若是甲骨学四堂之一：鼎堂。

著作如《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青铜时代》《十批判书》 《奴隶制时代》等。

在中国上古史和考古学领域中，甲骨学“四堂”的名气无人不晓。

唐兰先生对四堂的评价是：殷墟卜辞研究“自雪堂（罗振玉）导夫先路，观堂（王国维）继以考史，彦堂（董作宾）区其时代，鼎堂（郭沫若）发其辞例，固已极一时之盛”。

这四堂基本上代表了1949年之前甲骨学研究的历程与成绩，他们的学术贡献及地位亦在伯仲之间，难以权衡出个高低轻重。

但若从甲骨学学科理论与体系建设这一角度而论，董作宾先生出力尤多。

如果没有他在科学发掘甲骨文与断代研究方面的卓越贡献，甲骨学这一崭新的学科或许不会如此迅速地从金石学古老的母体中脱胎出来。

近读《甲骨学五十年》（以下简称《五十年》），此种感触尤深。

主要创建者之一

郭沫若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主要创建者之一。

1958年5月，为了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加速培养国防建设和尖端科学技术方面急需的专门人才，当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联合部分著名科学家，向党中央提出由中国科学院创办一所新型大学的建议。

建议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聂荣臻等的支持，以及中央书记处会议的批准。

同年9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北京正式成立，国务院任命郭沫若兼任校长（1958年9月至1978年6月）。

此后，郭沫若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长达20年，显示出渊博的知识和深邃的教育思想。

在他的领导下，科学院贯彻“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办校方针，实施科研与教育一体化政策，充分发挥科学院各研究所师资力量雄厚、科研设备优良的优势，全力支持科大建设；确立了教学与科研、科学与技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办学原则，倡导了“勤奋学习，红专并进，理实交融”的优良校风，建立了培养新兴、边缘、尖端科技人才的新型教育体制，形成了开明开放、兼容不同学派的民主学术氛围，这些都在中国科大以后的办学实践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为学校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简称“中科大”，“中国科大”，“中国科技大学”，或者英文简称“USTC”。

1958年9月20日成立于北京,1970年搬迁至安徽省合肥市，学校性质为国立，中科院直属院校，全国重点大学，985工程和211工程首批重点建设院校，985工程九校成员。

中国科大于建校30周年之际，在东区校园树立郭沫若铜像，并命名彼广场为郭沫若广场。

郭沫若奖学金

1980年2月25日，国务院正式批准中国科技大学设立以郭沫若名字命名的“郭沫若奖学金”。

“郭沫若奖学金”是中国科学院利用任科大校长20年之久的郭沫若院长生前交给院党组的15万元稿费设立的专项奖学金，用以激励莘莘学子努力攀登科学技术高峰。

该奖学金为新中国设立最早的奖学金。

郭沫若的创作生活道路是多变的，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段落。

第一段落是“五四”时期。

主要作为浪漫主义的天才诗人，以《女神》喊出了时代的真声音，震醒了一代青年，释放了被压抑的社会心绪，满足了时代的精神需求。

这是郭沫若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他的个性得到充分的表现，自我实现的程度很高。

这当然跟“五四”时期特定氛围有关，那种宽松、自由、充满朝气的环境也有利于形成郭沫若浪漫的人格与创作风格。

第二个段落是三、四十年代，郭沫若变为“诗人—社会活动家”。

由“文学革命”、“两个口号”论争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郭沫若常因其文名簇拥到政坛，虽然其浪漫的个性并不宜于政界，却也以相当多的精力投入社会活动。

他的创作告别了“五四”时期那种朝气，而逐步强化了现实感，而浪漫主义的想像力和激情也衰落了。

从文人普遍感时忧国的时代风尚看，郭沫若这种转变是必然的，甚至也是必要的，然而这种转变并不适合郭沫若那种天才型、文艺型性格。

郭作为浪漫诗人的心理、性格不能不被现实政治所扭曲、束缚，这一时期虽然也创作过《屈原》历史剧这样有影响的作品，但总的来说，郭沫若的创造力与时递减。

第三个段落是中国内地解放后，郭身居高位，杂务缠身，虽仍不时动笔，但多为应制之作，艺术上不足观。

综观郭沫若的一生，前后期有很大变化，但郭主要以诗名世，是诗人、文人，并非政治家。

他留给人们的也主要是诗。

所以评价这样一位人物，应着眼于其诗，特别是《女神》等早期诗作。

后期郭沫若最为人诟病的是表现太趋时，但考其心理性格特征，此“趋时”仍可说主要是文人表现，大可不必以政治人物的标准去要求和衡量。

况且郭毕竟是一个曾经非常真实过的人，那是一种比较彻底正视人性一切方面的真实，一种令传统的沉闷心态难于忍受的真实，这就很难能可贵了。

一个社会所要求的文学产品必然是多方面的，既要有哲人式的深邃，也要有天马行空的想像力和真诚的抒情，我们应当承认，现代文学的这两方面都还太少。

正因为这样，我们应以宽容和知人论世的态度去评说郭沫若其人其诗，理解和珍惜《女神》等“五四”文化遗产，而不是苛求这样一位天才诗人。

一代文豪郭沫若在身后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也留下了巨大的反思空间。

在缅怀和颂扬一位世纪老人的时刻，我们也应以从别样的视角审视一代学人。

鲁迅之后，郭沫若被树为文化旗手。

解放后，他一直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联主席，位居科学艺术两界首席，并一直兼任国家要职。

毫无疑问，郭沫若是建国后中国知识界主流的代表。

郭沫若在科学和艺术上都是勤奋的，他并没有因位居高官而松懈著述，对郭老的成就已经有许多传记、论文、回忆文章作了充分的赞扬。

我们把郭沫若作为一个生活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加以考察，可以看到他身上所体现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

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是在一场接一场的运动中度过的。

除“文革”那一场运动对郭老有所伤害之外，他一直充当运动先锋。

比如他率先对诸如胡适派、胡风集团、右派分子等革命对象声讨、批判；同时他又盲从和推动个人迷信，作为诗人的自由和作为学者的独立在后期的郭老身上已经难觅踪迹。

学界对郭沫若的反思除了他的个人品德，还有学术品质。

郭老1950年代之后的几乎所有的创作，诗歌也好、戏剧也好，甚至学术研究，都极大程度表现出一种非己的状态，郭老的悲剧在于，作为一代文坛泰斗、史学大师，他不是没有自省能力，而是有心自省，无力自拔。

郭沫若留给后人的不仅有巨大的文化财富，还有晚年的悲剧历程。

他的内心世界是一座巨大的冰山，我们能够看到的只是露出的一个尖顶。

其余部分，也许永远无法浮出海面。

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执教的余英时在80年代撰长文《〈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记》，指责郭沫若《十批判书》抄袭乃师钱穆著作《先秦诸子系年》。

此后，国内也有人继起评

郭，而其所评多不出余氏所指范围。

如果真如余英时所说，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人在40年代定会著文指出这一点，这些人被认为有自由主义传统，政治立场显然与郭沫若不相同。

但事实上，他们几位都对郭的史学成就给

予了相当高的评价。

40年代中期，顾颉刚写《当代中国史学》，其中写到：“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是郭沫若和陶希圣两位先生，事实上也只有他们两位最有成绩。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是一部极有价值的伟著。

中国古代社会的真相，自有此书后，我们才摸着一些边际。”

1948年南京中央研究院进行第一届院士选举，胡适的日记中记下了他所提的候选人，其中就有郭沫若。

据说力争郭沫若当选的是傅斯年。

我们提及这些事，是因为觉得这可能对于我们全面

认识郭沫若的历史定位有帮助。

来自：求助得到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