灞桥

诗/李商隐

山东今岁点行频，几处冤魂哭虏尘。

灞水桥边倚华表，平时二月有东巡。

注释

①灞桥：即诗中灞水桥，在长安东边，为旧时东巡洛阳的必经之路。

②点行：按户口名册抽丁出征。

③华表：这里指路边的木柱，立于大道交衡。

④东巡：指盛唐时皇帝巡游东都洛阳。

寂寞灞桥

文/初国卿

最早知道的灞桥是在明代吴伟的画作《灞桥风雪图》上和汤显祖的传奇《紫钗记》中。

画上的灞水迤逦着从远山层峦里流出，皑皑白雪、森森古木中，一人骑驴正从小桥上通过。

传奇中的故事讲霍小玉在灞桥上送文士李益，两人情意缠绵，难分难舍，最后折柳赠别，泪湿栏杆。

吴伟的画意雅致而满蕴文气，汤显祖的传奇迷离而追魂摄魄。

风雪中的灞桥作为离别伤情的意象，从此让我难忘；后来又一直在古典诗词里折磨着我，那是一份难以释怀又无法与外人道也的感念。

一

正是飞花自在轻倩如梦的季节，参观完半坡遗址，即去灞桥。

旅行车从半坡到灞桥不过三、四公里的路程，但却走了近一个小时。

那车时走时修，到了灞桥就真正抛锚了。

也好，车不催人，倒是有更多的时间来审视这处声名赫赫的胜迹。

灞桥位于西安东十多公里处的灞河上，是东出西安的必经之地。

它西临浐水，东接骊山，东南边是广袤的白鹿原，北边是肥沃的渭河平川，东北边是沧桑的铜人原。

《雍录》上说：“此地最为长安冲要，凡自西东两方面入出峣、潼两关者，路必由之。”“峣”指陕西商县西北的峣关，也叫青泥关或蓝田关，为西安东南方一大门户；“潼”就是陕、晋、豫三省交会处的潼关。

到灞桥这里才会看清，从西安来的公路过了灞桥之后就分为北、东、南三线，北线入陕北，东线达郑州，南线去商州、南阳和信阳。

这里自古是交通重镇，如今交通更是发达，108国道（与陇海铁路线平行）、310国道（西安至内蒙）和312国道（西安至上海），均在灞桥镇境内交会。

另有三条高速公路通过灞桥，分别为连云港至新疆、西安至蓝田、西安至闫良，连接西临、西铜、西宝及咸阳国际机场专用线，是沟通我国东西部地区的第三条大动脉。

陇海铁路和西康铁路跨河而过，并有四条铁路专用线可供使用。

灞桥镇已成为陕西省米字型交通布局的中心点，可谓五湖三江，四通八达。

上得桥头，面对桥东的灞桥古镇，我倚桥而立，双手轻抚桥栏，思绪一下叠进古人的印痕里。

霎那间我仿佛与走在灞桥上的所有古人撞了个满怀。

千年百年之前，他们在这座桥上观赏“灞陵风雪”的景致，衣袂飘飘，折柳相送；他们骑着大马或是蹇驴，带着胜利者的豪情与驴子背上的诗思从桥上走过；他们从中原经这里出使西域，在阳关月色下做着建功立业的大梦；他们还从这里东走中原，在清明上河图里览尽帝都繁华。

然而多少年过去了，这里恢复了原有的寂寞，我却来了。

我不相信，这就是那座走天涯的断肠人相互面对的灞桥么？是李白那年年柳色总是不堪离离情伤的灞桥么？是从鹿门山出来的孟浩然在雪天骑驴赏梅的灞桥么？我深知，灞桥的每一块石头每一颗砂粒上都凝聚了古人生离死别的声音与隐隐约约的哽咽，还有别意殷殷的叮嘱。

灞桥，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因为载不动那无数的伤心故事才变得如此寂寞、几度兴废？否则你不会成为伤情别离的绝唱。

天下别离一样苦，岂独灞桥？何止折柳？为什么单单由你代表了这样一个人世间最关情怀最是黯然和伤感的意象？你承载的情感真是太重太重！你所积淀的“灞”字文化也同样是太过于丰厚！

灞河为长安八水之一，发源于秦岭蓝田县的蓝谷之中，汇纳于古代长安风景胜地——辋川西漳涧而北流，穿过灞陵原谷地，横贯长安东郊，西北流浐水汇入，又北流注入渭水。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灞河“古曰滋水，秦穆公更名，以章霸功”。

秦穆公为了显示称霸西戎的武功，连河名也带上了霸权色彩。

然而后世的地理学家似乎不愿承认这个事实，不经意地在霸字前加了一个三点水，而成了灞水。

从此，长安东部就形成了一种“灞”字文化，如“灞城”、“灞上”、“灞陵”、“灞头”、“灞桥折柳”、“灞柳风雪”、“灞桥伤别”等等，都与灞水有着一定的历史渊源。

作家陈忠实写过的“白鹿原”，古来是称作“灞上”的，还叫“灞陵原”，以汉文帝的陵墓而得名。

《史记》上说：“帝治灞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

……就其水名以为陵号。”汉文帝刘恒是汉朝的第三代皇帝。

吕后死，周勃等人平定了诸吕之乱，刘恒在汉惠帝绝嗣的情况下迎立为汉家天子。

他在位二十三年，崇尚节俭，体恤民苦，致使社会稳定、国泰民安，与后来的汉景帝一起开创了较长时间的太平盛世局面，史家称为“文景之治”。

灞陵原正是他的无字碑。

二

“灞”字文化中，最著名的当属灞桥。

野渡无人舟自横——在中国，水是一种景观，甚至是一种哲学，而非路的延伸。

南人舟楫，北人架桥。

由舟楫而进化为桥，标志着科学水平及生产力的提高。

灞水上何时有桥，史无确切记载，只知到了西汉时这里才建起了木桥，地点在今桥西北十余里处。

王莽地皇三年（公元22年），灞桥水灾，王莽认为不是吉兆，遂将桥名改为长存桥。

名曰长存，以后却在宋、明、清期间先后几次废毁。

不过南北朝时期的《三辅黄图》和《水经注》都说到了“灞桥”，可知已经恢复旧名了。

到了隋文帝开皇三年，也就是公元583年，又在今桥稍北处建了一座石桥，形成南北两桥。

中国人造桥的本事是很大的。

华夏的桥乡应在南方而非北方，当以河网如织的水乡绍兴为最。

今日绍兴市共有桥梁一万零八百一十九座，是举世独一无二的“万桥市”。

以多桥著称的水城威尼斯，每平方公里建桥不过0.66座，而绍兴市境内每平方公里竟有桥31座。

其中古桥有廊桥、亭桥、塘桥、闸桥……等等，功能与造型各异，有的桥梁还可以搭戏台，船家在舟中、耕家在岸上，都可一览兴亡故事与人间种种恩爱情仇。

难怪曾孕育出《梁山伯与祝英台》之千古绝唱的江南水乡人，不屑一顾美国电影《廊桥遗梦》里那条歪歪斜斜的烂木桥，朽木之侧如何能擦出爱情的火花？然而中国最知名的桥却都是在北方而不在南方，比如赵州桥，那是世界桥梁史的一座“宗祠”，它的双拱造型，至今仍为各国的桥梁工程师所沿用。

当年灞桥的设计水平应不在它之下，1994年考古发掘证实古灞桥始建于隋初，废弃于元，为中国已知年代最早、规模最宏伟、桥面跨度最长的一座大型多孔石拱桥。

考古学家还在桥拱腹中清理出瓷器等一批隋至元各时期的填充物，此事曾列入1994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

宋以后，灞陵旧道和秦汉故桥都荒废了，南桥因灞水东徙，被搁置在平陆上。

元朝时，山东堂邑人刘斌重建石桥，位置大约就是现在灞桥这个地方。

据《关中胜迹图志》说，此桥15孔，阔24尺。

到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陕西巡抚毕沅重建桥，但已非过去规模。

直到清道光十四年（1834），巡抚杨公恢才按旧制又加建造。

同治十三年（1874），又用巨石改建，长150丈，阔三丈。

可惜的是这座桥在1957年被拆除，就像当年北京、西安拆除古城墙一样。

人类就是这样在一个怪圈中生活，不断地为自己竖立文化丰碑，又不断地毁灭这些文化丰碑，然后再回过头来拨乱反正，最后怀着一种朝圣的心情去凭吊永远也难以复原的废墟。

遗憾的是古灞桥连废墟也不复存在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灞桥只不过是20世纪50年代修建的钢筋混凝土桥。

几乎与1957年拆桥的同时，在灞桥附近的一座汉墓里有一个惊人的发现，这就是“灞桥纸”。

我国造纸术的发明，长时期以来一般都归功于东汉时的宦官蔡伦，这是因为《后汉书·蔡伦传》上有明确的记载。

人们常把蔡伦向汉和帝献纸的那一年——元兴元年，即公元105年作为纸诞生的年份，蔡伦也因此被奉为造纸的祖师。

而“灞桥纸”生产于西汉初期，主要由大麻和少量苎麻的纤维制成，比蔡伦纸早了两三百年。

古灞桥拆除了，“灞桥纸”或许能给人一丝安慰。

纸的发明让人类进入了一个新的文明时代，灞桥从此又增加了一个新的文化符号。

但无论怎样，我还是因为见不到古灞桥而难以释怀。

在我的想像中，灞水上的桥当是青石板铺路，上面印满了古人踏出的斑驳的历史痕迹。

而眼前这柏油桥面，更让我产生一种强烈的对古桥的追怀。

桥是中国人智慧的体现。

中国人造桥造得出神入化，与桥有关的传奇更如恒河沙数。

一般而言，北方之桥常与战争扯不断，演绎的是立马桥头，喝断当阳的壮阔；南方之桥多与悱恻缠绵的爱情故事相牵连，留给后人的是“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这样令人黯然情殇的典故。

仔细考究，每一座古桥下都能捡拾出许多民族文化史的残章断片。

尽管灞桥有说不尽的历史，但当我真正站在灞桥桥头，竟有些茫然的感觉。

到灞桥就是为了来看这座桥吗？一时连我自己也有些说不清了。

但我又确确实实奔此而来。

三

到灞桥来如果是为了考察灞水的建桥史或者其他的文化史，未免有些故弄玄虚。

然而怀着一腔痴情到这里来，又到底是为了什么呢？面对同想像中落差悬殊的灞桥，我一时竟变得很无奈。

据说文人的本事是能把偌大一个世界的生僻角落变成人人心中的故乡。

当年的文人自有一套将灞桥变成后人故乡的法术，可今天的灞桥却让文人如何也亲切不起来，更多的倒是总也抹不掉的他乡之感。

走在今天的灞桥上，抚栏凝望，尽管四月的春风已满蕴夏意，但眼前仍是寻不见心中那番动人的情景。

灞水两岸，少见成片成排的垂柳，沙砾裸露，光秃秃的没有遮拦。

黄沙迤逦远去，河中只有窄窄的一弯水流，间或分成两股细流，中间圈出一块沙洲，泛着遥看的嫩绿。

河水不见波纹，更没有浪花，只是默无声息地蠕动着。

阳光下，赤背的淘沙拉沙人赶着马车吆喝着从桥下穿过，河床被淘得凹凸不平。

河滩上停放着各式汽车、马车、架子车、拖拉机，支起的沙筛如同一叶叶破旧的风帆。

我从桥上下到河床中，在一处处沙坑石缝里寻觅，企盼能见到秦时的箭簇、汉代的古纸、六朝时的断戟，或是隋唐年间的碑刻，但这一切都有如痴梦。

面对层层黄沙，我只有想像。

想像这片土地，这弯河流，这座灞桥，历史写给它的篇章还是比较光彩和充满诗意的。

因此，像我一样来此的后人，差不多人人心头都回荡着当年灞桥醉人的诗和醉人的故事。

人们来寻景、寻诗、寻故乡，寻找当年的灞桥风雪和灞桥伤别……

灞桥风雪中的“雪”实是指柳絮而言，所以后人又称“灞柳风雪”。

灞桥风雪一说是早年在《北梦琐言》中知道的，说是晚唐有位宰相叫郑綮，善于作诗，当有人问“相国近有诗否”时，他回答说：“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背上。”意思是此时此处没有诗思，只有骑着毛驴在柳絮像漫天雪花一样飘飞的灞桥上才有诗的灵感，可见这“灞桥风雪”在诗人心中的位置。

当然了，郑綮的“灞桥风雪”只是一种代指，是说诗需深入生活，但也可见出唐宋间“灞桥风雪”的名气。

“灞桥风雪”曾是关中的一处著名景观，每届暮春时节，这里都飞絮似雪，烟雾迷离，别具风致，成为长安人相约游春的好去处。

那时的灞桥两岸，古柳婆娑，新柳披翠，风飘絮起，绿云垂野。

春风春雨中，柳丝万缕，似烟似雾，灞桥边，灞水上，经朝历代，都延续着一个含烟笼翠的幽然意境，正如唐人郑谷在《小桃》诗中所描述：“和烟和雨遮敷水，映竹映村连灞桥。”宋时，灞桥风雪景观不减唐时，以至秦观在词中说：“灞桥雪，茫茫万径人踪灭，此时方见，乾坤空阔，驴背吟诗清到骨，梅花清寒冽。”直到清朝，“灞桥风雪”仍未减其作为著名景观的魅力。

“灞柳风雪”曾是关中八景之一，这在西安碑林朱集义的“关中八景”碑上可见到。

我记得那碑上咏“灞柳风雪”的诗是这样的：“古桥石路半倾欹，柳色青青近扫眉。

浅水平沙深客恨，轻盈飞絮欲题诗。”此碑刻于清康熙十九年（1680），这说明至少在康熙年间，灞桥一带到了暮春时节都是飞花似雪引人诗思的，诚如清《西安府志》中所说：“灞桥两岸，筑堤五里，栽柳万株，游人肩摩毂击，为长安之壮观。”清末，由于人为因素，这里古柳渐毁，新柳不继，灞桥风雪这一历史胜境遂开始走向衰亡。

从此，灞桥两岸再没了历史上的热闹。

“灞桥风雪”的出名是因为这里多柳树的缘故。

从地理上看，长安周围河流川道多，适宜柳树的生长，因此自古有“绝胜烟柳满皇都”的说法。

从河边到陌上，从桥畔到楼台，从皇宫到御苑，从官府到民宅，到处是柳丝依依，柳絮飞飞，形成了众多的以柳成景的地方，除灞桥柳之外，尚有章台柳、隋宫柳、青门柳、隋堤柳、宫门柳、御沟柳等诗中经常提到的景致。

至于当年灞桥这里有多少柳树，我无从考察，但有一点可以断定，柳絮而能形成“风雪”，当不在少数。

然而，灞桥之柳的名气似乎不在自然，而在人文，在于灞桥折柳而演绎成的千古意象——灞桥伤别以及影响千年的伤别文化。

四

灞桥折柳是灞桥风雪之外的又一个颇有名气的故实，一个流传在文人心中的千古往事。

《三辅黄图》在“灞桥”条下说：“汉人送客至此，折柳赠别。”《开天遗事》还说：“来迎去送，至此黯然，故人呼为断魂桥。”在长安成为汉唐京都的漫长岁月里，灞桥是众多外放官员离京饯别的理想之处。

送君灞陵亭，灞水流浩浩，上有无花之古树，下有伤心之春草。

折柳相送，是中国人最古老的一个离别风俗。

从《诗经》时起，古人就喜欢将离别同杨柳联系起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柳”和“留”异字同音，柳丝摇曳，总给人以招手挽留的想像。

最早在灞桥边上折柳的，应是唐朝人。

唐以前，尽管灞桥也有了离别的意绪，如汉末文学家王粲为避战乱东出长安，曾留下“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长安”的慨叹，但还未见折柳相送的情景。

唐时在灞桥设立了驿站，从此，灞桥上就有了年年柳丝不堪折的伤感和壮怀。

人世间，亲情爱情友情，几人能够大割大舍，大离大弃大解脱？唐人走过了三百年的灞桥，潼关晨梦，渭城朝雨，凉州残雪，阳关羌笛，怀一腔报国壮志，别了灞桥，到安西去，到轮台去，到更远的龟兹瀚海去。

到西域去建功立业，那是盛唐的时尚与气象。

当年李白首创《忆秦娥》词牌，开篇写的就是灞桥送别：“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

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

……”唐代另一位诗人李益写有《途中寄李二》绝句：“杨柳含烟灞岸春，年年攀折为行人。

好风若借低枝便，莫遣青丝扫路尘。”成为灞桥折柳送别的名作。

唐朝以降，灞桥不再车马辚辚，废弃了华清池，同时也废弃了大唐的盛气。

宋代京都东移，过往灞桥的文士学子大大减少，但这里折柳送别的习俗相沿不辍，其中以柳永《少年游》词里的描绘最为动情：“参差烟树灞陵桥，风物尽前朝。

衰杨古柳，几经攀折，憔悴楚宫腰。

夕阳闲淡秋光老，离思满蘅皋。

一曲阳关，断肠声尽，独自凭兰桡。”还有贺铸的《连理枝》：“想灞桥春色老于人，恁江南梦杳。”明人徐复祚《红梨记·再错》也说：“则看他迎风袭袭，笼烟袅袅，肠断灞桥滨。”然而到了清代，文人们离别相送似乎已没有了折柳的习惯，骑射民族从来就不欣赏这种一段柳枝牵就的儿女情长。

因此，灞桥在他们的视野里变得逐渐缈远。

乾隆皇帝四巡东北、六下江南、九进曲阜，却很少涉足关中，因为那里是汉唐时代的辉煌，终究寻不出一丝衣锦还乡的乐趣。

慈禧太后倒是临幸过灞桥，但那是危急之际逃难陕西途中，是过也得过，不过也得过的不得已。

清王朝在她手中早已是灞陵原上的西风残照、古道音尘了。

委顿的灞桥，从此见识过的行人，多是哭哭啼啼，再也难得唐时的壮怀与浩气。

三月柳絮不飞，那是送行人哭得的一片潮湿。

我为灞桥从古人的书袋里掏典故，实在是一种无奈。

因为我知道，那许多人的所吟所唱，很大程度上已不是具体的实指，而是一种伤别的文化符号。

没有办法，在灞桥追溯灞桥的辉煌，只能打扫古人的书袋。

灞桥之于现代人，要展示的几乎太少了。

时代发展到今天，已再无人折柳相送。

现代的交通与通讯使人们没有了阻隔之苦，物欲的时代也让人的情感变得淡漠而粗砺，亲情友情爱情，少了思念，少了痛苦，少了磨折，也少了专注和笃定。

因此再不用折柳，甚至不用相送。

灞桥由此寂寞。

五

夕阳已抵近远山，回望长安，古意苍然。

漫步桥头，我愈发难以将眼前的情景同灞桥的历史弥合起来，但一时又难从历史沉思中超脱，仿佛时空概念消失，眼前晃动的总是秦始皇、项羽、刘邦，还有李白、王维、孟浩然或者白居易的身影。

蓦地，我发现灞桥的东岸有几株垂柳在摇曳着干枯的枝条，那树干弯腰驼背，仿佛是临风观河的历史老人。

莫非这就是“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的见证？

抚摩斑驳古锈的桥栏，我的眼前忽闪过许多清晰且模糊的画面。

它告诉我，灞桥不仅仅是伤别，还有更多的壮举与悲歌——

——战国末期，秦王政掌权，大将王翦东出伐荆，三军浩荡直指潼关，秦始皇亲自送行到灞桥，表现了一代雄主统一中国的伟志。

——公元前227年，高渐离击筑，荆轲赋《易水歌》而别，过灞桥入咸阳刺秦不成被杀。

荆轲遂成为战国游侠的代表人物。

——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刘邦率军由武关经蓝水一路破秦，从灞桥西入咸阳，秦王子婴在函谷关内虽有数十万兵力，但还是素车白马，“衔璧迎降于轵道旁”。

——汉时灞桥上设有稽查亭，检查来往行人。

一夜，被“贬为庶人”的大将军李广猎归路过此桥，喝醉了酒的灞陵尉拦住不准过去。

李广的随行人员说：“这是原李将军。”灞陵尉并未买账：“今将军也不得夜行，还说什么原将军！”李广无奈，只得在桥头的稽查亭过了一夜。

后来李广官复原职，汉武帝拜其为右北平太守，走马上任时，特向武帝要求灞陵尉与他同去。

待灞陵尉一到军中，即寻机杀之。

看来，威名赫赫的飞将军也难免小肚狭肠。

这件事后来让司马迁写在了《史记·李将军列传》中。

——东汉末年，长安大乱，帝都百姓纷纷由灞桥东逃他乡。

著名文学家王粲在逃出长安后，曾站在灞陵岸上回首长安，写下了那首著名的《七哀诗》，然后从灞陵岸古道南奔荆州。

——灞桥的东边，就是举世闻名的骊山华清池。

唐时杨贵妃“温泉水滑洗凝脂”，灞桥上，年年龙凤辇，皇帝与皇妃哪里会想到人间的伤别？

——公元880年末，黄巢起义军占领临潼，唐王朝金吾大将军张直方带领文武官员数十人到灞桥向起义军“迎降”。

随后，黄巢起义军浩荡过灞桥进长安。

——1936年末，“西安事变”前，爱国学生为了表达至死不渝的抗战决心，平躺在灞桥上，挡住张学良从华清池开往西安城的小汽车，要求他当众表明抗战心迹，否则宁可被汽车压死在灞桥上。

……

秦风汉雪，隋雨唐月，灞水浩浩，垂柳依依。

时间可以像河水一样逝而不归，但历史老人却永远凛然肃立，任谁寂寞或是显赫、贫穷或是富贵，都不会施舍给他一个恒久的生命同这灞桥相伴，而是统统推搡进三皇五帝的宗谱，这是任谁也超越不了的归宿。

不见了王翦、刘邦，不见了李广、杨玉环，荆轲唱着悲歌远去，张学良也安息在了夏威夷的清风明月之中，但骊山依旧，灞水长流；兵马俑依次出土，始皇陵树木已拱；陇海路变成了欧亚大陆桥，法门寺佛舍利惊呆了全世界。

一切都按着历史的固有节奏在发展，日出日落，旧去新来。

今天，我初国卿能站在灞桥上抒怀古之幽情，也算是历史给我的一个机会。

在夕阳的山影里，我发现灞桥西端的一条大路上，一排排老柳树有序地排列在两边，枝叶长垂，柳荫下有许多卖土特产的小摊，摊主谦恭而实在。

不远处，篱墙构成一座座农家小院，稀落的绿色已爬上房门，院外大都是新植的柳树，柔枝似缕，临风摇线。

听老农说，现已开始家家栽树，村村植柳，想三五年之后，灞桥再不会让游人失望，重现“灞桥风雪”的奇异景观看来已为时不远。

夕阳已隐入远山之中。

暮色里依稀见得古道绵绵，只是不闻骊歌惆怅，不见衣袂飘飘揖别的身影。

灞水平沙在夕阳的一丝余辉中更显得羸弱枯瘦。

离开灞桥，坐在旅行车上，心情复杂。

在我身后，灞桥像一位揖别了的经世故友，永远地标注在历史的最深处。

我仿佛从唐诗宋词中走了出来，很沉重，也很释然。

车离灞桥渐远，车内人都做昏睡状。

我回望车窗外，骊山如睡，灞桥如梦，心情又添了一丝索然——灞桥，委实太寂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