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作文：刘嘉蔚这个名字的含义

【朋友，请使用以下素材】

用字分析

嘉：善，美：嘉言。嘉宾。夸奖，赞许：嘉奖。嘉许。嘉勉。吉庆，幸福：嘉祥。嘉偶。

蔚：茂盛，盛大：蔚然成风。蔚为大观。也指文采华丽：云蒸霞蔚。

成语释名

嘉言善行

蔚然成风 蔚为大观 云蒸霞蔚

唐诗宋词

可以荐嘉客，奈何阻重深。 -张九龄《感遇十二首》

正尔可嘉处，胡为无赏心。 -张九龄《初发曲江溪中》

聊安张蔚庐，讵扫陈蕃室。 -骆宾王《夏日游德州赠高四》

谁念张仲蔚，还依蒿与蓬。 -李白《鲁城北郭曲腰桑下送张子还嵩阳》

2.中国式文艺复兴最迫切的精神支柱是什么 南风窗

看这篇文章中国文化也罢，中国文学也罢，都应当在中国习得。

一些在美国留了学，只学会了德、萨、女，亦即只知道德里达、萨义德、女权主义的半吊子文人，怎么可以大摇大摆地跑到中国来教学呢？ 罗蔚年：你认为中国的思想文化资源需要重新整合，不知你有没有具体的整合构想？ 李劼：其实，我的三部中国思想文化的论著，亦即《百年风雨》，《论红楼梦》，《中国文化冷风景》就已经提供了整合的大致框架。首先从先秦诸子入手，重新厘定思想光谱。

罗蔚年：可否具体谈谈？ 李劼：大致上由六位思想大家组成，犹如六根支柱一般。杨朱，李耳，墨翟，管仲，公孙龙，庄周。

我称之为先秦六柱。详细阐述请参见拙文《先秦诸子的思想光谱》。

罗蔚年：这显然是一幅相当清晰的先秦诸子思想光谱，问题是，在这光谱中，难道没有儒家或者以前说的法家，亦即商鞅、韩非他们的位置么？ 李劼：在明白了剥落什么、重生什么的前提之下，世人可以对孔丘的世故会心一笑，亦不妨将孟轲面对君王的滔滔不绝视作义正词严，而并非强词夺理。但荀况的君本立场是必须注意的。

需要摒弃的是商鞅的军国主义理念，韩非的权术。有必要指出的是，在儒家理念的演化史上，曾出现过四个妄人，助儒为虐。

狂妄的董仲舒，专横的朱熹，轻浮的韩愈，夸张的康有为。过去被这四个妄人愚弄算是悲剧，如今或者今后继续被这四妄愚弄只能说是喜剧。

当然了，同时也必须看到，历史上的儒林之中，亦不乏骨鲠精英，诸如汉末党锢血案中的陈蕃、杜密之辈，以心学自律的王阳明，清季同治中兴的曾国藩等等，皆人中龙凤。 罗蔚年：你对先秦诸子思想的这番重新解读，背后有没有一以贯之的思想线索？ 李劼：那就是我所说的，中国式的文艺复兴。

我曾写过两篇专论加以阐述。自有宋以降，至《红楼梦》，再至清末民国初期，最后是当今的努力。

虽然屡遭挫折，却始终绵绵不断。 罗蔚年：那是什么样的文艺复兴？ 李劼：要而言之，中国式的文艺复兴，复兴的是被历史掩埋的华夏民族的人文精神。

就近而言，是《红楼梦》、王国维、陈寅恪一脉文化香火的承继；上溯先秦，便是由上述六根精神支柱构成的历史文化格局，乃至《山海经》神话中的人文风貌，上古伏羲先民的全息智慧。陈寅恪所倡言的独立人格、自由思想，并非空穴来风，也非纯属西化观念，而是中国历史文化精粹之源远流长的承传，尤其是杨朱贵己、庄周逍遥的天然承继。

物质文明有消长，精神文化是不死的。杨朱的著述可以被人为地掩埋消失，贵己的思想却不会因此而湮灭。

顺便说一句，司马迁的《史记》，也应该被后人不带儒家偏见地重新书写。文化大纲架构出来之后，重写历史并非如何困难。

罗蔚年：你这里所说的人文精神，与你1992年提出的人文精神重建，有什么关系么？ 李劼：这里所说的人文精神，就是我在1992年提出那个人文精神重建。只是那时被人歪曲为与商业文明对立的理念。

时隔20多年，他们所说的那个人文精神与我所说的人文精神之迥然有别，已经大白于天下了。他们不仅以言论文字，更以自己的生存方式证明了他们所说的人文精神其实不过是一种生存策略。

他们盘踞学府，取悦官府，以概念唬弄学界，以八卦谄媚大众。而我所说的人文精神，始终处在一种孤寂的状态里。

当年我能提出的是没多少人真正读懂的《红楼梦》，自沉昆明湖的王国维，壁立千仞的陈寅恪。如今可以继续补充的则是上述先秦诸子的思想光谱。

在当今的文化现象中，木心算一个。木心是清末民初以来的汉语写作家当中非常鲜见的、能够在文化气脉中直接与先秦诸子相接的人物。

罗蔚年：那么，从先秦诸子到《红楼梦》之间，还有什么汉语作者具有你所说的人文精神？ 李劼：当然有。从总体数量上说，很少。

但就历代可数的人物而言，并非寥寥。其中，学问家不多，诗人词人不少。

罗蔚年：这是不是你在《唐诗大观》和《宋词纵览》中所论说的话题？ 李劼：是的。有关唐诗宋词的阅读，与先秦诸子的解读一样，千年来，误区很多。

主要是曹丕、刘勰、韩愈等人的文以载道，形成具有意识形态意味的主流观念。这就好比中国人在小说上的审美趣味，喜欢《水浒传》那样的造反有理，或者《三国演义》那样的权术。

热衷于这种趣味的，要读懂《红楼梦》是很困难的。同样道理，被文以载道观念影响的人们，通常误读李白、杜甫、李煜、苏东坡、柳永之类的诗人词家。

世人都为李白的诗才所折服，殊不知，李白根本不以他自己的诗才为意。李白在《至韩荆州书》中的自白是：“心雄万夫”。

李白自道：“十五好剑术”，“剑术自通达”，在剑术上的造诣仅次于唐朝首席剑客裴旻。因此他的志向是要成为朱亥、侯嬴那样的侠客，所以终其一生都在寻找信陵君那样的明主。

李白何以跟唐明皇合不来，不是唐明皇太小气，而是那位皇帝再开明，也没有弄懂，李白的志向不在写诗，而在以剑报君。李白最后的悲剧，也是误将庸主当信陵。

杜甫是另一个版本的诗人。杜甫的志向也不是写诗如何如何，而是如他在《五百字咏怀》中表白的那样，要成为契与稷那样的贤臣名相，心气之高，连小官都不肯做的。

至于写诗，只是业余爱。

3.继唐诗,宋词之后,明清小说蔚为文学大观

明清是中国小说史上的繁荣时期。

从明代开始﹐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充分显示出其社会作用和文学价值﹐打破了正统诗文的垄断﹐在文学史上﹐取得与唐诗﹑宋词﹑元曲并列的地位。清代则是中国古典小说盛极而衰并向近现代小说转变的时期。

我国小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初具规模，志人志怪，为明清小说的繁荣准备了条件。元末明初，在话本的基础上，产生了长篇章回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

而《三国演义》是罗贯中所记载的在民间流传的三国故事。清代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斗争﹐给小说创作以深刻影响。

清初至乾隆时期是清小说发展的全盛时期﹐数量和质量﹑内容和形式﹑风格和流派与前代相比都有较大发展。清代小说基本是文人的创作﹐虽有历史﹑传说等素材的借鉴﹐但作品多取材於现实生活﹐较充分地体现了作者个人的意愿﹐在结构﹑叙述和描写人物各方面也多臻於成熟的境界。

乾隆年间产生的《聊斋志异》和《红楼梦》﹐分别把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的创作推向顶峰。文言小说自唐传奇以后虽历代续有新作﹐如《夷坚志》﹑《剪灯新话》等﹐但多叙事简单﹐文采不足﹐至《聊斋志异》则如异峰突起。

作者蒲松龄用文言如白话﹐颇有传神之笔﹐小说主人公多为狐鬼﹐但形像可爱﹐富於人间情趣。它代表了文言小说的最高成绩。

代表作品红楼梦《红楼梦》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经典之作。作者曹沾﹐号雪芹﹐满洲正白旗人。

曹家曾三代居江宁织造任﹐后因事被抄而家道衰落。该书以曹家生活为原型﹐以贾宝玉与林黛玉﹑薛宝钗的爱情与婚姻悲剧为主要线索﹐描写了贾氏家族由盛而衰的历史﹐反映出进入末期的中国封建社会不可避免的崩溃结局和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倾向。

《红楼梦》情节缜密﹐细节真实﹐语言优美。作者善於刻画人物﹐塑造出许多富有典型性格的艺术形像﹐如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晴雯等﹐取得卓越的艺术成就。

但曹雪芹只写完《红楼梦》的前八十回﹐今通行本后四十回一般认为系高鹗所续。清代后期还有许多续《红楼梦》的作品﹐但多为续貂之作。

除《红楼梦》外﹐比较著名的清代长篇小说还有《儒林外史》﹑《醒世姻缘传》﹑《隋唐演义》﹑《说岳全传》﹑《女仙外史》﹑《镜花缘》﹑《雷峰塔传奇》等。话本小说则有《醉醒石》﹑《五色石》等。

李渔的《无声戏》﹑《十二楼》则是白话短篇小说艺术成就的代表。作品影响编辑自宋迄清﹐产生长篇小说三百余部﹐短篇小说数以万计。

这些作品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人民群众认识社会和文娱生活的主要文学样式。发迹于讲唱的中国白话小说形成了单线结构﹐重视情节﹐通过动态刻画人物﹐语言生动上口﹐风格独特﹐而大规模的文人和群众密切融和的创作方法也为世界文学提供了少见的范例。

这些白话小说不仅对中国后世的文学﹑戏剧﹑电影有巨大影响﹐也对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的文学创作产生过巨大影响﹐其中的优秀作品被翻译成十几种文字﹐为世界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小说特点编辑中国古代的叙事文学，到了明清时期步入了成熟期。

就文学理念、文学体式和文学表现手段而言，明清小说以其完备和丰富将叙事文学推向了极致。从明清小说所表现的广阔的社会生活场景、丰硕的艺术创作成果和丰富的社会政治理想而言，明清小说无疑铸就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最后的辉煌。

本讲以明清小说的题材开拓和艺术探索为视点，试图在传统文化的背景下，描画出明清小说的梗概面貌。

4.求余秋雨《唐诗几男子》原文

生为中国人，一辈子要承受数不尽的苦恼、愤怒和无聊。

但是，有几个因素使我不忍离开，甚至愿意下辈子还投生中国。 其中一个，就是唐诗。

这种说法可能得不到太多认同。不少朋友会说：“到了国外仍然可以读唐诗啊，而且，别的国家也有很多好诗！” 因此，我必须对这件事情多说几句。

我心中的唐诗，是一种整体存在。存在于羌笛孤城里，存在于黄河白云间，存在于空山新雨后，存在于浔阳秋瑟中。

只要粗通文墨的中国人一见相关的环境，就会立即释放出潜藏在心中的意象，把眼前的一切卷入诗境。 心中的意象是从很小的时候就潜藏下来的。

也许是父母吟诵，也许是老师领读，反正是前辈教言中最美丽的一种。父母和老师只要以唐诗相授，也会自然地消除辈分界限，神情超逸地与晚辈一起走进天性天籁。

于是，唐诗对中国人而言，是一种全方位的美学唤醒：唤醒内心，唤醒山河，唤醒文化传代，唤醒生存本性。 而且，这种唤醒全然不是出于抽象概念，而是出于感性形象，出于具体细节。

这种形象和细节经过时间的筛选，已成为一个庞大民族的集体敏感、通用话语。 有时在异国他乡也能见到类似于“月落乌啼”、“独钓寒江”那样的情景，让我们产生联想，但是，那种依附于整体审美文化的神秘诗境，却不存在。

这就像在远方发现一所很像自己老家的小屋，或一位酷似自己祖母的老人，虽有一时的喜悦，但略加端详却深感失落。失落了什么？失落了与生命紧紧相连的全部呼应关系，失落了使自己成为自己的那份真实。

当然，无可替代并不等于美。但唐诗确实是一种大美，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一读，都能把心灵提升到清醇而又高迈的境界。

回头一想，这种清醇、高迈本来就属于自己，或属于祖先秘传，只不过平时被大量琐事掩埋着。唐诗如玉杵叩扉，叮叮当当，嗡嗡喤喤，一下子把心扉打开了，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美好的自己。

这个自己，看似稀松平常，居然也能按照遥远的文字指引，完成最豪放的想象，最幽深的思念，最入微的观察，最精细的倾听，最仁爱的同情，最洒脱的超越。 这个自己，看似俗务缠身，居然也能与高山共俯仰，与白云同翻卷，与沧海齐阴晴。

这个自己，看似学历不高，居然也能跟上那么优雅的节奏，那么铿锵的音韵，那么华贵的文辞。 这样一个自己，不管在任何地方都会是稀有的，但由于唐诗，在中国却成了非常普及的常态存在。

正是这个原因，我才说，怎么也舍不得离开产生唐诗的土地，甚至愿意下辈子还投生中国。 我也算是一个走遍世界的人了，对国际间的文化信息并不陌生，当然知道处处有诗意，不会在这个问题上陷入狭隘民族主义的泥坑。

但是正因为看得多了，我也有理由作出一个公平的判断：就像中国人在宗教音乐和现代舞蹈上远远比不上世界上有些民族一样，而唐诗，则是人类在古典诗歌领域的巍峨巅峰，很难找到可以与它比肩的对象。 二 很多文学史说到唐诗，首先都会以诗人和诗作的数量来证明，唐代是一个“诗的时代”。

这样说说也未尝不可，但应该明白，数量不是决定性因素。这正像，现在即使人人去唱“卡拉OK”，也不能证明这是一个音乐的时代。

若说数量，我们都知道的《 全唐诗 》收诗四万九千多首，包括作者两千八百余人。当然这不是唐代诗作的全部，而是历时一千年后直到清代还被保存着的唐诗，却仍然是蔚为大观。

《 全唐诗 》由康熙皇帝写序，但到了乾隆皇帝，他一人写诗的数量已经与《 全唐诗 》差不多。因为除去他的《 乐善堂全集 》、《御制诗馀集 》、《 全韵诗 》、《 圆明园诗 》之外，在《 晚晴簃诗汇 》中还说有四万一千八百首。

如果加在一起，真会让一千年前的那两千八百多个作者羞愧了。只不过，如果看质量，乾隆能够拿得出哪一首来呢？ 宽泛意义上的写诗作文，是天底下最容易的事，任何已经学会造句的人只要放得开，都能随手涂出一大堆。

直到今天我们还能经常看到当代很多繁忙的官员出版的诗文集，在字数、厚度和装帧上几乎都能超过世界名著，而且听说他们还在继续高产，劝也劝不住。这又让我想起了乾隆。

他如此着魔般地写诗，满朝文武天天喝彩，后来终于有一位叫李慎修的官员大胆上奏，劝他不必以写诗来呈现自己的治国才能。乾隆一看，立即又冒出了一首绝句—— 慎修劝我莫为诗， 我亦知诗不可为。

但是几馀清宴际， 却将何事遣闲时？ 对此，今人钱钟书讽刺道，李慎修本来是想拿一点什么东西去压压乾隆写诗的欲焰的，没想到不仅没有压住，连那东西也烧起来了，反而增加了一蓬火。 从这蓬火，我们也能看到乾隆的诗才了。

但平心而论，诗才虽然不济，却也比现在很多官员的诗作清顺质朴一点。 说唐诗时提乾隆，好像完全不能对应，但这不能怪我。

谁叫这位皇帝要以自己一个人的诗作数量来与《 全唐诗 》较量呢！ 其实，唐诗是无法较量的，即便在宋代，在一些杰出诗人手中，也已经不能了。 这是因为，唐代诗坛有一股空前的大丈夫之风，连忧伤都是浩荡的，连曲折都是透彻的，连私情都是干爽的，连隐语都是靓丽的。

这种气象，在唐之后再也没有完整出现，因此又是绝后的。 更重要的是，这种气象，被几位真正伟大的诗人承接并发挥了，成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