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体裁对后世的影响

1.唐诗对后世的影响

中国素有“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说法，这种说法以文化链的形式，概括出华夏神州对人类社会所贡献出的精神财富。

"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为我国古代文学艺术宝库中四颗璀灿的明珠，也是世界艺术之林中的宝贵财富。中国文学从诗经、楚辞、先秦散文、汉赋到唐诗、宋词、元曲以至明清小说，构成了一卷几千年中华文化的发展史。

而“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奏出了唐宋元明清时代艺术的最强音。并且超越了它们本身的意义，成为各自时代的一种艺术符号，形成一条中国文化内在的规律性，一条内在美的主线、美的历程。

中国是一个诗乐的国度，有“大乐与天地同和”的思想。在中国人思想中，文明的进程、朝代的更替是宇宙节奏的一种呈现，作为人类社会的文化活动也是一种有节奏的运动。

中国的诗经、楚辞、汉赋到唐诗、宋词、元曲以至明清文艺就表达了中国文化史一种有节奏的美的运动。中国的诗经、楚辞、汉赋到唐诗、宋词、元曲以至明清文艺的创作在广义上讲都与音乐有关，在文字上都追求适合吟咏或歌唱的韵律，在内容上体现天地节奏和人类心音。

中国从诗经、楚辞、汉赋到唐诗、宋词、元曲以至明清文艺，从内容和形式上既有传承又有自我独立，形成了一部中华文化美的乐章，其中“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就是这部乐章中最美妙的音符。唐诗中运转不息的生命之力和千姿百态的生命节奏；宋词里轻巧尖新的意境美学和缠绵绮靡的人生情感；元曲苍茫寥廊的宇宙意象和风流倜傥的浪子情怀；明清文艺中的色彩斑斓的人世画卷。

构成中国文化史中美的旋律。唐代历史揭开了中国古代最为灿烂夺目的篇章。

唐代政治开明，经济繁荣，军事强大，文化自由，中外交流频繁，国力强盛，呈现出一派兴盛的辉煌局面。自太祖开国，太宗承位，直至玄宗的100多年间，采取了开明的政治，使李唐社会保持了长期的稳定，经济上也得到持续的发展，为文化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促使了唐代文化艺术的全面繁荣。

唐代推行以诗取士、以书取士的科举制度，进士科的考试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考诗歌创作，这样诗歌写得好坏直接关系着一个人的政治前途。以诗取士从制度上带动了整个社会崇尚诗歌的风气，从封建帝王到落泊文人，从达官贵人到引车卖浆之徒，无不以能诗为荣。

唐代的皇帝如唐太宗、唐玄宗、唐德宗等自己就是诗歌的热烈爱好者，他们不仅经常自己写诗，而且也常常鼓励别人写诗，并大力提拔能诗者，为诗歌的普及提高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诗歌是构筑唐代文化史高峰的一座巨大丰碑，唐代的诗歌空前繁荣，达到完美的艺术境界，成为大唐王朝时代的文化标志。

诗歌是唐代艺术精神的集中点，诗歌不仅表达了诗人的思想感情，而且展现出社会繁荣兴旺、人文精神昂扬蓬勃的大唐气象。唐代（公元618-907年）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全盛时期，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峰。

唐诗是我国优秀的文学遗产之一，也是全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灿烂的明珠。在唐代三百余年的历史中，诗歌特别繁荣。

唐代诗歌体裁多样，风格各异，他们的作品之多、题材之广、内容之丰、技巧之精，都是空前绝后的，流传于后世的诗歌就有四万八千九百多首。唐代诗歌的繁荣造就了很多伟大的诗人，唐代的诗人特别多，他们有的被后人贴上了“标签”，成为“品牌”，如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佛王维、诗怪李贺等。

唐诗的题材非常广泛，有的描绘祖国河山的秀丽多娇；有的歌颂正义战争，抒发爱国思想；有的抒写个人抱负和遭遇的，表达人生悲欢的；有是从侧面反映当时社会的阶级状况和阶级矛盾，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等等。总之从自然现象、政治动态、劳动生活、社会风习，直到个人感受，都逃不过诗人敏锐的目光，成为他们写作的题材。

在创作方法上，既有现实主义的流派，也有浪漫主义的流派，形成了我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在形式上有五言和七言、绝句和律诗。

唐代还创造了风格特别优美整齐的近体诗，把我国古曲诗歌的音节和谐、文字精炼的艺术特色，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古代抒情诗找到一个最典型的形式。唐诗美丽，唐诗的最大特点是生机勃然，气象峥嵘，异彩纷呈，犹如春天，万木竞发，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这就是唐代的生气。

唐诗是大唐旺盛生命力迸溅的火花，走进唐诗，犹如走进春天的森林，鸟语花香，清芳扑鼻。唐诗多以丰神情韵见长，字里行间充满一种丰满的、具有青春活力的热情和想象，闪灼着自由和欢乐。

唐诗有着生龙活虎腾踔的节奏，在一气到底而又缠绵往复的旋律之中，有着欣欣向荣的情绪，即使是感叹人生孤独、描写边关征战的诗歌也是流畅、优美、轻快。唐代诗歌的顶峰是李白，他靠天才的想象，把庄子的飘逸和屈原的瑰丽融而为一，奏出了唐代诗歌艺术的最强音，被称为盛唐之音，达到了中国古代浪漫文学的极峰。

唐诗至今还特别为人民所喜闻乐见，到现在在中国还流行"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 "的口头禅，可见中国人对唐诗的热爱。

2.初唐诗歌对后世的影响

初唐诗歌

初唐诗歌是从齐梁余风到盛唐气象的一个过渡，它在风骨、声律、意境等诸多方面为盛唐诗歌高峰的到来做好了准备。

一个时代的文学必定要沾染一个时代的气息，统一的大唐王朝斩新的气象必然要反应到唐代诗歌中来。于是在初唐的后五十年，诗风发生了转变，这表现在诗风、题材、体裁等几个方面。从诗风上看，诗歌逐渐摆脱了齐梁浮艳淫靡的习气，显示出一种清新刚健的风骨；从内容上看，诗歌已经突破了六朝诗歌狭窄的题材领域，开始表现广阔的社会生活和重大的政治问题；从体裁上看，律诗的形式基本确立，七言歌行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初唐四杰即唐代高宗到武后时期的四位职小而才高诗人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应该说声律和风骨兼备的唐诗，是从他们开始的。唐代蓬勃昂扬的时代气息，卓尔不群的才华名声使四杰都满怀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抱负，而卑微的官职和地位却使他们怀才莫展、坎壈失意。四杰对以上官体为代表的这些在他们的诗歌里，表现为题材的开拓，四杰把诗歌从宫廷移到了市井，从台阁移到了江山和塞漠。题材的开拓同时带来了一种严肃的思想，一种豪放的气势，一种慷慨悲凉的风格。四杰的诗歌也因而成为初唐诗歌中风骨凝练的佳作。陈子昂的创作成就：《感遇诗》三十八首是陈子昂的代表作，他的《登幽州台歌》和《蓟丘览古》其二《燕昭王》更是脍炙人口的佳作，这两首诗也是初唐咏史怀古诗的重要作品。

初唐也是诗歌体裁发展的重要时期，“永明体”在此发展而为律诗，而对律诗作出最大贡献的是沈佺期和宋之问。所谓“永明体”是在南朝齐永明年间开始出现的一种新诗体，当时著名的诗人沈约把根据汉字的四声和双声叠韵来研究诗句中声、韵、调的配合，指出了八种应该避免的声律上的毛病，称为“八病”。这种声律规则和对偶互相配合，就形成了具有格律的新诗体。因为这种新诗体是在永明年间开创的，因此称为永明体。

永明体为律诗的确立奠定了基础。武后时期的重要宫廷诗人沈佺期和宋之问在永明体的基础上，把四声二元化没，即把四声归纳为平仄两种。还解决了粘式律的问题，完成了从律句到律篇的过渡。从而创造了一种既有程式约束，又有广阔创造空间的新诗体，也就是律诗。在律诗定型的过程中，贡献最大的就是沈宋，是他们最后完成了律诗“回忌声病，约句准篇”的任务，因此律诗最初被称为“沈宋体”。律诗的定型对诗歌发展意义非凡，它推动唐诗走向高潮。

初唐诗人在意境开拓上也功不可没，他们开始摆脱六朝浮华浓艳的风气，致力于浑然天成的诗歌意境。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是其中翘楚。它用乐府吴声旧曲，写游子思妇的旧题，却被盛赞为“以孤篇压倒全唐”，其原因就在于新意境的开拓。

3.《唐诗三百首》对后世有什么影响

中国是诗的国度，唐朝是中国诗歌的巅峰，巅峰时期的那个黄金时代令人神往。

诗歌是当时文学的最高代表，成为中国传统文学坚实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明靓丽的风景线。唐诗与宋词、元曲并称，题材宽泛，众体兼备，格调高雅，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奇迹。

唐诗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极为深远。历朝历代的文人视唐诗为圭臬，奉唐人为典范。

公元7世纪，孙季良开始编纂唐诗选本，至辛亥革命前，一千二百余年间，每二年即有一本唐诗选本问世。众多选本中以《唐诗三百首》流传最广、影响最大，风行海内，老幼皆宜，雅俗共赏，成为屡印不止的最经典的选本之一。

《唐诗三百首》以成功务实的编法、简易适中的篇幅、通俗大众的观点打动着读者，成为儿童最成功的启蒙教材、了解中国文化的模范读本，对中国诗歌选编学、中国人的心理构成都有很大的影响。

4.唐诗的体裁有何特点

从体裁所产生的时代来分，即是古体和今体（律体）两类，但古体之中，又应该区分出乐府一类.这样即是律体、古体、乐府体三大类.但元稹又根据是否有寄兴讽咏之意旨，在每类中又区分出古讽、乐讽、律讽三类. 从唐人这个体裁系统中，我们可以看到包含两个重要关系：一是古与今的关系，一是诗与乐的关系.应该说，这是唐诗体裁系统中的两大矛盾，即古体与今体（即唐人近体）的矛盾，诗与音乐的矛盾. 这是唐人的诗歌创作中客观地存在着的两大矛盾，如唐人存在着重古体与重近体的矛盾，如沈宋以大历十才等重视近体，《箧中集》、韩孟诗派则有复古倾向.这有时还存于诗人创作的内部，如白居易的创作中就存在这个矛盾.诗与音乐的矛盾，不像古近体之矛盾那样明显，但它在唐诗发展中是始终存在的.首先，唐诗中古乐府体、歌行体，其体裁或来自对汉魏以来乐府歌词的模拟（如古乐府），或是以带有音乐性的歌行为体（即歌行体），即元稹上文所说的“流在乐府”或“词实乐流”.在这部分诗歌的写作中，不同程度上存在着诗体与歌体、诗的功能与歌的功能的矛盾.其次，唐诗的一部分，同时又是入乐的歌词.这就造成唐诗体裁中歌体与诗体的矛盾.但是，存在于唐诗体裁系统中的两大矛盾，实际也正是它的两大优势.由矛盾而产生一种张力与活力，使唐诗在新旧体之间、歌与诗之间保持着一种矛盾中的平衡，形成了诗歌艺术有效发展的张力. 关于唐诗与音乐的关系，学术上已经研究得很多.任二北的《唐声诗》[2]，对唐诗入乐情况作了很详细的考证.此书分上下两编，上编考证声诗即唐入乐歌诗的情况，作者通过与乐府、词之区分，论定声诗之范围.下编考证150余种唐声诗格调.新近出版的王昆吾的《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3]则是考证唐曲子词系统之外的唐杂言诗的入歌情况.近来，葛晓音、户仓英美合作发表的一系列有关日本所存唐乐歌舞谱的研究，也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唐代诗歌的音乐背景.当然，关于唐诗入乐、入歌、入舞的问题，可研究的问题还是很多的.已有的研究成果，也有重新检讨的必要.笔者感到，历来的研究基本上停留在诗乐关系事实方面的考证上，未能将唐诗与音乐关系之研究由事实考证延伸到诗歌艺术本身的研究上，即通过唐诗与音乐之关系，来重新认识唐诗的艺术成因.纯诗与歌辞，是两种不同的语言艺术.纯诗是纯文学性质的，诗歌脱离音乐之后，作为一种纯粹的语言艺术来发展.遵循的是语言艺术的发展规律.而歌辞则遵循着音乐艺术的规律来发展.两者各有其艺术上的优势.唐诗体裁中，有些体裁偏向于歌词，如绝句；有的则偏向纯诗，如古风；但在唐代，很难说哪种体裁与音乐绝无关系，同样也没有哪一种体裁是完全入乐的.综观唐诗入乐的情况，可以说，各体裁一方面保持纯粹的诗歌体裁的独立性，即唐诗体裁系统不同汉乐府，也不同于唐五代北宋的曲子词，仍依附着音乐.唐诗各种体裁从本质上看，都已脱离音乐而独立.但它与宋元明清古近体诗完全与音乐绝缘又不一样，所有唐诗，都同时保留着作为歌词的预备资格，都有可能与音乐重新获得配合的机会. 就唐诗体裁与音乐的关系来看，音乐并没有规范着诗，诗却仍有与音乐配合的条件.这方面造成唐诗在艺术上的优势是巨大的.可以说，唐诗在作为语言艺术的诗与作为音乐的歌之间取得了一种平衡.中古和唐代的五七言诗，源于汉魏乐府，在汉魏时期，乐府是作为歌的体制而存在的，其语言艺术相对音乐功能来说，是次要性的.从魏晋之间，歌与诗分流，其后的文人诗创作，从中古迄唐，都是以纯粹的诗歌艺术为主流.唐诗不仅在体裁上是对中古诗的继承与发展，其在语言艺术上，也是对中古诗歌语言艺术，包括诗歌语汇、意象、诗意、章法、句式等多种因素的继承.所以唐诗是一种高度发达的诗歌语言，达到纯粹诗歌艺术的精致巧妙的境地.但同时，唐诗仍有部分的歌词的功能.歌体的特点是，平易自然，抒情性强.比之于后世的古近体诗，唐诗的语言艺术是比较自然的，不失抒发之自由.单纯从语言艺术的使用与技巧来说，唐诗并没有将语言功能发展到极致的境地.如宋诗对诗歌语言在体物、寓理、幽默机趣各方面的发展，是唐诗所未备的.但唐诗总体上保持着一种抒情性和音乐性.没有让诗成为纯粹的语言艺术.可以说，在诗的语言功能与歌的语言功能之间，在艺术的追琢精妙与自然抒发之间，保持着一种平衡.在一种发展到相当高阶段的语言艺术的纯诗中，甚至连抒情也要落到第二性，宋诗、清诗就常给人这样的感觉.一句好诗，让我们感觉起美感作用的并不是其中的情感成分，而是艺术的成分.而唐诗是意象、语言之美与音乐、情感之美平衡地发生审美作用的. 二唐诗的另一体裁优势是新旧两类体裁的并用. 这个问题比前面这个问题复杂得多.唐诗的新旧两类体裁之间，是一种既对立、矛盾而又相互影响的关系.从矛盾的方面来看，新旧两体是互相排斥的.诗体今古之矛盾，并非始于唐代，在南朝后期，这个问题就已出现.齐梁以降，诗体逐代而新.齐梁人看汉魏晋人的诗，就已觉其体制属古.钟嵘《诗品序》在批评其当代风气时说：“次有轻薄之徒，笑曹刘为古拙，谓鲍照羲皇上人，谢月兆今古独步.”又。

5.唐宋文学的重要性和对后世的影响

唐诗的形式和风格是丰富多彩、推陈出新的。它不仅继承了汉魏民歌、乐府的传统，并且大大发展了歌行体的样式；不仅继承了前代的五、七言古诗，并且发展为叙事言情的长篇巨制；不仅扩展了五言、七言形式的运用，还创造了风格特别优美整齐的近体诗。近体诗是当时的新体诗，它的创造和成熟，是唐代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把我国古曲诗歌的音节和谐、文字精炼的艺术特色，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古代抒情诗找到一个最典型的形式，至今还特别为人民所喜闻乐见。但是近体诗中的律诗，由于它有严格的格律的限制，容易使诗的内容受到束缚，不能自由创造和发挥，这是它的长处带来的一个很大的缺陷。

词的初期极尽艳丽浮华，流行于市井酒肆之间，像曾因写过"且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而得罪了当时皇帝的柳永，郁郁不得志，一生就流连于歌坊青楼之间，给歌妓们写写词，所谓"凡有井水饮处，必有柳词"之说，以至于宋朝的一个宰相（他的名字我不太记得了，好像叫什么宴殊的在当上宰相之后，他对于以前所做的词都不承认是他写的.我们也都知道，宋朝的艳妓之多，水平之高为其他朝代所罕有，她们和宋朝的士大夫们一起，构成了宋朝的享乐主义，虚华的文化.

6.宋词对后世的重要性和影响

宋词以描写艳情为主。张炎说：“簸弄风月，陶写性情，词婉于诗。盖声出于莺吭燕舌间，稍近乎情可也。”（《词源》卷下）就是对这方面特征的一个总结。宋词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第一个抒写艳思恋情的专门文体，“诗言志词言情”、“词为艳科”都是宋词这种创作主流倾向的归纳。宋词的题材集中在伤春悲秋、离愁别绪、风花雪月、男欢女爱等方面，与“艳情”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被后人推尊为“豪放词”开山祖的苏轼，其绝大多数词仍属“艳科”范围。即使是“艳情”之外的题材，也要受到主流倾向的渗透，或多或少地沾带着“艳”的情味

宋词创作的主流倾向，正属于被孔子屏弃的淫靡的“郑卫”之声一流，与风雅篇什背道而驰。它只有表层次上的享乐生活追求，决没有深层的意蕴供回味。所以，宋词人们一面沉湎于声色的快乐享受，另一面又自我掩饰，自我辩解，“自扫其迹”。后人“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也为其曲意解释。贪图享受，人所难免，兴发情动，形诸歌咏。事后又觉得不合雅趣，有失颜面。这种矛盾普遍存在于歌词的创作之中。如能将艳情的表述含蓄化、朦胧化，似有兴寄，让接受者产生无限言外托喻之想。且将字面、句子、声韵皆加以锻炼，使其具有典丽高雅之风貌，岂不是两全其美？基于这样的立场，“去俗复雅”作为宋词创作的主要努力方向，从不自觉到自觉，从零星的努力到形成创作流派，从创作的实践到出现较完整.

苏轼是文人抒情词传统的最终奠定者。陈师道用“以诗为词”评价苏词，道中苏词革新的本质。从整体上观照，词的“雅化”进程，某种意义上也是词逐渐向诗靠拢的一个过程，努力跨越“言志”与“言情”界限的过程，所以，陆辅之才说：“雅正为尚，仍诗之支流。不雅正，不足言词。”苏轼以前，这个过程是渐进的，至苏轼却是一种突飞猛进的演变。首先，苏轼词扩大了词境。苏轼之性情、襟怀、学问悉见之于诗，也同样融之于词。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他外出打猎，便豪情满怀地说：“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他望月思念弟弟，便因此悟出人生哲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水调歌头》）他登临古迹，便慨叹：“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念奴娇》）五彩纷呈，令人目不暇接。刘熙载《艺概》卷四概括说：“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其次，苏轼词提高了词品。苏轼的“以诗入词”，把词家的“缘情”与诗人的“言志”很好结合起来，文章道德与儿女私情并见乎词，在词中树堂堂之阵，立正正之旗。即使写闺情，品格也特高。《贺新郎》中那位“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的美人，可与杜甫《佳人》“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之格调比高。胡寅《酒边词序》因此盛称苏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豪气超乎尘埃之外。”词至东坡，其体始尊。再次，苏轼改造了词风。出现在苏轼词中的往往是清奇阔大的景色，词人的旷达胸襟也徐徐展露在其中。传统区分宋词风格，有“婉约”、“豪放”之说，苏轼便是“豪放”词风的开创者。凡此种种“诗化”革新，都迅速地改变着词的内质，况周颐因此肯定说：“熙丰间，词学称极盛，苏长公提倡风雅，为一代山斗。”（《蕙风词话》卷二）刘熙载转换一个角度评价说：“太白《忆秦娥》，声情悲壮，晚唐、五代，惟趋婉丽，至东坡始能复古。”（《艺概》卷四）东坡的复古，正是词向诗的靠拢，突出“志之所之”，也是向唐诗的高远古雅复归。至此，词之“雅化”也取得了本质性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