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韩孟、元白诗风有何不同,两派在诗歌史上有怎样的地位

韩孟是指韩愈和孟郊，元白是指元稹和白居易。

1、风格不同：

韩孟诗派主张“不平则鸣”，苦吟以抒愤，“以丑为美”，以震荡光怪为美，以瘁索枯槁为美，以五彩斑斓为美。

元白诗派重写实，尚通俗。

2、语言不同：

韩孟诗派的语言不仅要有创造性的诗思，又要对物象进行主观裁夺。

元白诗派在语言方面则力求通俗易解，强调诗歌的惩恶扬善，补察时政的功能。

3、创作理念不同：

韩孟诗派主动从禅宗及佛教思想与艺术中吸收合理成分，把“心”当作诗歌创作的源泉。常把现实生活中的感受，与自己虚构的世界融合在一起，其诗想像离奇怪诞，往往使人感到虚实不定，跳跃怪奇，不可确解。

元白诗派发起了轰轰烈烈的新乐府运动，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创作宗旨。

韩孟诗派的诗歌的新的追求与新的变化，积极推动了盛唐以后诗歌艺术境界的开拓。

元白诗派的出现是中唐文化向世俗化转型的证明。

参考资料：

百度百科-元白诗派

百度百科-韩孟诗派

2.比较韩孟诗派与元白诗派

这个前人已经有比较，语出《瓯北诗话》卷四：“中唐诗以韩、孟、元、白为最。韩、孟尚奇警，务言人所不敢言；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

其实举几个例子就很好说明了，元白诗派是追求通俗，据传白居易写诗，诗成后要念给老太太听，听不懂就改，听懂了就不改了。再者元白的诗多倾向于生活纪实，所以他们的口号是：“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而韩孟诗派他们就有点不走寻常路了，韩愈跟孟郊的推敲故事广为流传，可为他们诗派的一个典范，这个诗派有个特点就是反复推敲，用词新颖，陈腔滥调他们不喜欢，认为不雅，所以他们的口号是：力求“陈言之务去”。

他们都生活在同一个王朝，唐朝。却都不走老路子，是的，走别人走过的路没意思嘛。他们都要搞创新，但是理念又不同，观察，切入点也不同，所以造成了分歧。韩孟诗派喜欢挑战，简单的他们不来，标新立异是也。元白诗派呢，因为生活的时代已经比较混乱，所以更加关注社会生活，人民疾苦，则比较务实，不作无病之呻吟。相同的都是创新。

下面是这两个诗派的简介：

“韩孟诗派”是中唐的一个诗歌创作流派，以韩愈为领袖，包括孟郊、李贺、卢仝、马异、刘叉。他们主张“不平则鸣”，苦吟以抒愤，并互相切磋酬唱他们具有变态的审美趣味，“以丑为美”，以震荡光怪为美，以瘁索枯槁为美，以五彩斑斓为美。表现出重主观心理、尚奇险怪异的创作倾向。诗歌形成一种奇崛硬险的风格。他们在艺术上力求避熟就生，标新立异，力矫大历诗风的平弱纤巧。这种诗歌的新的追求与新的变化，积极推动了盛唐以后诗歌艺术境界的开拓。

元白诗派是指韩孟诗派同时稍后中唐以元稹、白居易为代表的诗歌流派，他们重写实，尚通俗。他们发起新乐府运动，强调诗歌的惩恶扬善，补察时政的功能，语言方面则力求通俗易解。

3.韩孟的诗歌主张

论韩孟诗派的功利主义诗歌思想 吴河清 曾广开 关键词 古代文学；韩孟诗派；诗歌思想；功利主义 唐贞元中至元和末年，是功利主义诗歌思想发展的重要阶段，元白诗派被视为这一思想的主要推动者。

而与之处于同一文化背景中的韩孟诗派，特别是韩愈本人，有的学者却认为其“在诗歌思想上，却丝毫也找不到儒家诗教的影响”，“甚至未尝提出言志说”〔（1）〕。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元和时期功利主义的诗歌主张，并不仅仅为元白诗派所提倡，而是当时整个诗坛的普遍要求。尽管韩孟等人关于功利主义诗歌主张的论述极少，只要我们能够深入研究这些理论论述，并注意“从作品中抽象出文学规律和艺术方法”〔（2）〕，我们就可以发现韩孟诗派也曾倡导儒家功利主义的诗教传统。

毫无疑问，我们赞同韩孟诗派的诗歌思想是重主观尚怪奇的看法，但我们认为韩孟诗派是在元和初年以后才逐渐确立这种主要创作倾向的。认真研究一下元和时期功利主义诗歌思潮发生、发展的实际，很容易看到韩孟诗派在元和初年以前，确实是表现出浓厚的功利主义倾向，是当时功利主义诗歌思潮的主要推动者。

安史之乱的爆发，结束了盛唐的历史。经过肃、代两朝的努力，唐王室才挣脱了覆亡的威胁。

德宗即位后，也曾考虑励精图治，开始也有一些善政。但由于这位皇帝为人忌刻，任用宦官奸邪，不能稳定政局，致使兵祸连年不息，国家财政日益枯竭。

朱泚、李怀光等的叛乱，几乎危及了唐室的生存。直至贞元初年，整个社会才渐趋安定。

但这暂时安定的代价是巨大的，河北、淮西不遵王命，犹如列国，方镇节度骄横跋扈，宦官擅权作威作福，整个社会充满了一种沉重的危机感。 贞元以后，韩愈、刘禹锡、柳宗元、元稹、白居易等渐次登上仕途，这是一批与前代迥然不同的诗人。

他们既没有盛唐诗人那种不通实务却自视甚高、认为可以坐取卿相的浪漫气息，也没有大历诗人那种感伤时世、希望逃离现实苦难而避时避世的消沉。诗人的敏感使他们较早地感受到历史潮流的气息，他们立即清醒地意识到盛唐的繁华如梦一样逝去，再也难以寻觅。

他们几乎是本能地觉察到新兴文人集团在认真寻找消除社会危机的道路和方法，社会改革的大潮正在形成。所以，当韩愈等人一旦进入仕途，便不遗余力投身于新兴文人集团所从事的政治改革斗争。

在现实生活中，他们自然而然地要把文学作为政治改革和政治斗争的手段，这种强烈的政治功利目的自然会影响到他们的文学思想，要求诗歌创作和其他文学创作有助于政治教化，特别是有助于他们所从事的政治改革，从而在整个文学领域内掀起功利主义的文学改革运动。 早在贞元初年，孟郊献诗于国子祭酒包佶，称赞包佶的诗为“时吟五君咏，再举七子风”〔（3）〕，推重颜延之和建安七子，流露出对建安以来现实主义诗歌传统的向往。

贞元六年（790），孟郊寓居苏州，与著名诗人韦应物唱和。在《赠苏州韦郎中使君》诗中，孟郊把韦应物比作建安诸子和谢灵运，明确提出以“雅正”为诗歌创作的准绳。

其诗云：“谢客吟一声，霜落群听清。文含元气柔，鼓动万物轻。

嘉木依性植，曲枝亦不生。尘埃徐庾词，金玉曹刘名。

章句做雅正，江山益鲜明。苹萍一浪草，菰蒲片池荣。

曾是康乐咏，如今搴其英。顾惟菲薄质，亦愿将此并。”

〔（4）〕孟郊倡言“雅正”，实际上与韩愈在散文方面倡导征圣宗教的文学思想是一致的，都是在宣扬儒家从《诗经》等经典中演绎出来的政治教化论。孟郊推重建安七子和谢灵运，主要也是对六朝的淫靡诗风不满，从中也可看出孟郊在诗歌创作上的基本观点。

贞元十年（794）以后，孟郊继续强调“大雅”的诗教传统应该是诗歌创作的圭臬，要求诗人把讽谕时政得失作为诗歌创作的主要任务。其《出东门》云：“一生自组织，千首大雅言。”

〔（5）〕《答友人》云：“落落出俗韵，琅琅大雅词。”〔（6）〕《答姚怤见寄》亦云：“大雅难具陈，正声易漂沦。”

〔（7）〕在《读张碧集》一诗中，孟郊标举“六义”、“国风”，明确地称赞张碧的诗歌是“下笔证兴亡，陈词备风骨”，期待着统治者能够恢复儒家采诗观风的传统，有“采诗官”来收集张碧这些讽谕时政得失的作品〔（8）〕。孟郊的主张，直接启发了白居易，其元和初年所作《采诗以补察时政》一文和《采诗官》一诗完善了孟郊的观点。

从孟郊现存的全部作品来看，虽然大多数篇章是他自己贫困生活的记录和失意的哀叹，但他同时却一再告诫世人，他的诗歌并不是仅仅为了反映自己的窘迫和辛酸，而是有着强烈的政治教化目的。其《奉报翰林张舍人见遗之诗》云：“昔咏多写讽，今词讵无因。”

〔（9）〕《送淡公十二首》亦云：“兹焉激切句，非是等闲歌。”〔（10）〕孟郊也知道时人视其诗为“矫激”之作，他申辩说自己的诗乃有为而作，因意在讽谕才会形成“激切”的特点。

如其《杀人不在边》、《感怀》、《伤春》等诗反映建中以来的战乱现实，痛伤百姓的流离失所，并讽刺“操弧者”的养寇自重；《审交》、《伤时》等感叹贫士孤立无援，谴责世态炎凉的小人；《连州吟》、《乱离》、《汴州离乱后忆韩愈李翱》等反映现实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对执政者进行。

4.元白诗派是出自哪里

元白诗派是指韩孟诗派同时稍后中唐以元稹、白居易为代表的诗歌流派，他们重写实，尚通俗。他们发起新乐府运动，强调诗歌的惩恶扬善，补察时政的功能，语言方面则力求通俗易解。

元稹

元稹（779~831），字微之，河南人。一生经历丰富，既曾入相出将，也曾远谪边邑，艰苦与专权的宦官作过斗争。

元稹的乐府诗创作受到了同代的李绅的影响。

李绅就是那位以“锄禾日当午”出名的诗人，他写过二十首“新题乐府”，元稹看后深受启发，作了十二首和诗。后来他与别人互相唱和，又作了十九首《乐府古题》，如《织妇词》、《田家词》、《连昌宫词》。

《连昌宫词》是一首叙事长诗。诗人意图通过连昌的兴废变迁，探索安史之乱前后唐代朝政治乱的因由。开篇从“连昌宫中满宫竹，岁久无人森似束”的荒凉景象写起，引出了一位“宫中老翁”对连昌宫今昔盛衰的追述。

白居易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是一位极富才华而且早慧的诗人。他在十七八岁的时候，一度到过长安，并且带上了自己的诗文去拜见当时著名的诗人顾况。顾况很看不起这个初来乍到的年轻人，他看着诗卷上的名字，就开玩笑说：“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可是读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时候，老夫子赶紧改口说：“有才如此，居易不难！”这个小小的成功，也许从此坚定了白居易以毕生精力从事诗歌创作的想法。

白居易一生勤于写作，他在晚年的时候回忆平生，这样说道：“凡平生所慕、所感、所得、所丧、所经、所逼、所通，一事一物已上，布在文章中，开卷而尽可知也。”

现存白居易诗将近三千首，数量上远远地超过了李、杜，在唐代首屈一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