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请谈谈中国古诗的意向美

你问的应该是意象美。

意与象本来是两个概念，但二者并非简单的组合，它们最早出现于《周易》中，而把二者熔铸在一起的则是刘勰。他认为“意”指心意，“象”指物象，二者是心与物、情与景的融合体。

明胡应麟说：“古诗之妙，专求意象。”清·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评鲍照诗时说：“意象才调，自流畅也。”

随着时代的发展，意象的内涵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余光中说：“意象即是诗人内在之意诉之于外在之象，读者再根据这外在之象试图还原为诗人当初的内在之意。”

但不管怎样，意象是经过历史的发展而沉淀下来的，是作者为了表达一定的意念情感需要而选取的能够引起某种联想的具体物象的语言艺术形象。

2.唐朝诗歌对世界的影响

1、自由的氛围

2、诗歌文化的成熟

3、富足的朝代

唐朝诗歌能获得空前发展，除了社会经济繁荣的基本原因外，还有多方面的因素。

唐朝是庶族地主大量涌上政治舞台的时期，给诗坛增添了一大批新诗人，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风格来反映现实生活，使唐诗能够突破六朝门阀的只重形式、不重内容的浮靡文风，丰富、充实了诗歌的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

魏晋以后，诗歌这种文学形式趋向成熟，隋统一全国后，促使南朝的绮丽文风与北朝的质朴风格相融合，这都为唐诗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唐朝科举以诗赋取士，封建帝王对诗歌的提倡，刺激了文人对诗歌创作的重视。

当时国内各民族的融合和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频繁，也为诗歌增添了新的营养。这些都是促使唐诗创作繁荣的因素。

唐朝诗歌在我国文化史上是空前绝后的，是我国文化的瑰宝，同时也是我国文化对世界文化史的一大贡献。那么为什么这种文化现象会出现在唐朝呢，而不是其他朝代呢？下面就这个问题发表一下个人看法。

第一是经济因素。

经济因素是文化因素发展的基础性因素，在没有经济活动的基础上是很难创造出较高水平文化的，古今中外的历史都能够很好地证明这个命题，这也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

在中国历史上，唐朝之前的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两次较长时间的分裂，即三国时代和南北朝时期，这其中虽然有晋朝的统一，但是在生产力水平上没有超出汉朝水平，经过北方战事的冲击，带来北方生产力水平的下降，大量土地荒芜，大量劳动力或死或逃亡，这时江南虽然有一定程度的开发，但是这种增长势头没有能够弥补北方战事的冲击，在总体水平上中国的生产力在下降。

隋朝虽然统一了全国，但是由于时间较短和对外战争的原因，生产力水平虽然有了较快发展，但是短时间内又陷入了战事，文化的发展遵循长线效应，因此，文化在隋朝虽然略有发展，但是在高度上还没有达到教高水准。

经过唐王朝的统治，特别是前几朝的休养生息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经济政策的带动下，大量闲置的土地得到开发，大量劳动人口的出现，促进了经济水平的发展，生产力有了教大发展，这可以通过唐王朝时代出现的大量生产工具来证明，物质财富大量积累，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物质基础，这些经济因素的出现促进了文人对那个时代的讴歌，因此为文化的向前发展准备了物质动力和思考的源泉。

第二是政治因素。

唐朝较其前朝的任何时代在文化政策上都是比较开放的。我想这与唐王朝出身于北方少数民族（当时条件下）有关，他们虽然了解中原文化，特别是汉朝以来的儒家文化，但是唐朝统治者们有自己的理解，这对汉朝以来的儒家文化而言可以说是一种异质性文化理解，正是这种异质性的理解方式，使得唐王朝的统治者们可以推行一种不同于前朝的文化政策，而他们推行的文化政策正好是文化理解与文化共融，这种政策符合了当时民族融合的趋势，适应了当时文化发展的规律，促进了唐王朝文化的发展。

第三是文化因素

在前面两种因素的作用下，唐王朝的文化在向前发展着，在这种文化发展的推动下，文人所面临的就是文化模式的选择问题。这种文化模式的选择在今天看来是有必然性的，主要原因如下：

首先，六朝门阀的只重形式、不重内容的浮靡文风，是当时文化所不能选择的，因为这种文化模式不能很好地表达当时的要求。而诗歌模式是中华民族所早就有的，因此当时的文化对这种原有的文化模式进行了模式上的创新，就形成了唐朝的诗歌模式。

当然还有其他模式，这正是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的模式。

3.诸子百家对传播外国影响

“诸子”，是指这一时期思想领域内反映阶层利益的思想家及著作，也是先秦至汉各种政治学派的总称，属春秋后才产生的私学。春秋时代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学者们便周游列国，为诸侯出谋划策，到战国时代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传统上将百家划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纵横、杂、农小说、兵、医，共计十二家。

在春秋战国时期，各种思想学术流派的成就，与同期古希腊文明相辉映；以孔子、老子、墨子为代表的三大哲学体系，形成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西周灭亡，促使人们更多地转向对天下兴亡的思考，最有影响的主要是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各学派的人物针对一些社会问题四处游说，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或著书立说，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诸子百家的学术观点反映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也随之形成了不同的学术和文学派别。

儒家是战国时期重要的学派之一，它以春秋时孔子为师，以六艺为法，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主张“德治”和“仁政”，重视道德伦理教育和人的自身修养。

道家以“道”为核心理念而得名，其小邦寡民、桃花源和至德之世的政治理想，体现了“离用为体”的特点，因此成为了历代文人雅士远离残酷现实的精神家园。

墨家以“兼相爱，交相利”作为学说的基础：兼，视人如己；兼爱，即爱人如己。“天下兼相爱”，就可达到“交相利”的目的。政治上主张尚贤、尚同和非攻；经济上主张强本节用。同时，又提出“非命”的主张，强调靠自身的强力从事。

韩非、李斯、商鞅是法家的代表人物。法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主张以法治国，不别亲疏，不殊贵贱，其理论对秦始皇统一全国起到了重大作用。

至汉武帝时，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于是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成为正统，统治汉族思想与文化两千余年。百家思想通过不断发扬和传承，对后世各国也产生了不同影响。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社会，所传授的不外《四书》《五经》。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专制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

儒家思想在东亚各国都有广泛的影响。在日本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化改新，也是在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下而发生的。757年，孝谦天皇下诏，令全国每家必备一本《孝经》。由于统治阶级的积极扶持和奖励，这时儒学在日本已经超出贵族官僚上层社会范围而普及到各个阶层。

4.简述西方传播学中经验学派与批判学派,以及它们在方法论,社会观,

传播学批判学派

60年代以后在西欧一些国家形成的传播学研究学派。批判学派受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影响较大，对现存的资本主义传播制度持批判立场。批判学派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学者群体，其内部又分为各种流派。主要流派有：1）文化研究学派，以英国学者霍尔为代表，主要采用文本分析的方法，从“编码和释码”的角度出发。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与各种亚文化的对立、矛盾与冲突关系；2） 政治经济学派，以英国学者戈尔丁和默多克为代表，主要是从考察媒介所有权的集中和垄断程度入手，揭示资本主义媒介为垄断资本服务的本质；3）“意识形态霸权”研究，以普兰扎斯等人为代表，主要通过内容分析来揭示资本主义媒介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工具所起的作用。在研究方法上，批判学派反对美国主流学派的经验主义和行为科学的方法，重视哲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和语义学的分析方法。

传播学批判学派

60年代以后在西欧一些国家形成的传播学研究学派。批判学派受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影响较大，对现存的资本主义传播制度持批判立场。批判学派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学者群体，其内部又分为各种流派。主要流派有：1）文化研究学派，以英国学者霍尔为代表，主要采用文本分析的方法，从“编码和释码”的角度出发。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与各种亚文化的对立、矛盾与冲突关系；2） 政治经济学派，以英国学者戈尔丁和默多克为代表，主要是从考察媒介所有权的集中和垄断程度入手，揭示资本主义媒介为垄断资本服务的本质；3）“意识形态霸权”研究，以普兰扎斯等人为代表，主要通过内容分析来揭示资本主义媒介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工具所起的作用。在研究方法上，批判学派反对美国主流学派的经验主义和行为科学的方法，重视哲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和语义学的分析方法。

分歧：

两者的分歧关键在于社会观的对立。经验学者认为资本主义是多元社会，只要实现多元利益的协调和平衡便能够消除社会矛盾，那么自然会把传播看做是控制人的行为和实现社会“科学管理”的重要手段。与经验学派在现存制度内部寻找解决社会问题对策的立场相比，批判学派是把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作为变革对象。批判学者认为资本主义制度连同其传播制度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大众传媒在本质上是少数垄断资本对大多数人实行统治的意识形态工具。大众传播媒介在总体上是统治阶级利益和统治阶级思想文化的中转传播站。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尽管大众传播的受众时时想改变不合理的现状，却无法拥有自己的传播工具来宣传自己的主张，无法与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文化相抗衡。“经验学派着眼于事实判断，目的在于揭示传播活动的事实真相，进而把握其中的运行规律；而批判学派着眼于价值判断，目的在于探究传播活动的意义，从而为传播活动提供一种价值上的提高。” “经验学派只关心把话传出去，传得越远越好，传得越广越好，即传播的效率越高越好。而批判学派则关心这个话的意义、意味与意蕴，即传播的价值越大越好。”罗斯杰承认，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都关心传播的社会控制作用：经验学派的核心课题是“如何”控制或“多大程度上”进行控制；而批判学派关心的焦点则是“谁在控制”、“为什么存在着支配与控制”以及“为了谁的利益进行控制”。这种学术关心的不同，显然是由他们的社会观和意识形态立场所决定的。两种分歧的关键在于社会观的对立，如果去单独地批判一种无疑就纵容了另外一种从而涉嫌到对社会制度的批判，这无疑更是一个巨大的难解难分的争端，也将是另外一个领域的问题，本文在此不作探讨。

总结

对不同方法论的坚持并没有优劣之分

当我们以比较的视角探视传播学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时，不难看出，其根本不同并不在于工具层面的方法论，但至少在方法论层次上经过几十年的交互发展，此层面上已经有了融合的趋势。而且这种趋势有必要重视并加以提倡。事实上，传播学科本身就是一个学术圈地运动，由于传播领域的多样性和广泛性，从上个世纪传播学作为独立的学科诞生以来，它就涉及到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语言学、新闻学以及数学等各种不同的学科，学者们从各自的学科出发来研究信息传播的过程、规律和效果，学科本身构成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使得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被同时引入到传播学的研究中，并在后来的学科发展中演变成为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两种学派的争论本身就标示出人类对既有存在的超越，而人类社会正是在这两者内在张力的驱动下不断前行的。

归根结底，方法论也只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学者们各取所需、各有所用，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自己所研究的领域，无论是批判主义还是经验主义，都是传播学研究的经典范式，而且每一种学术研究方法必定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合理性。

5.诗歌方面的求助我想知道中国古代诗歌对外国文化的影响,最好具体的

一个民族或国家的进步，离不开文化交流。

没有交流的文化系统是没有生命力的静态系统；断绝与外来文化的信息交流的民族不可能是朝气蓬勃的民族。我国古代文化正是在不断博采外域文化中走向雄浑壮大的。

自汉代通西域开始中外文化交流的新纪元，中外文化交流一直很频繁。 如果说秦以前是我国本土文化的起源与发展期，那么从汉代开始，便进入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汇期。

五千年博采众长而形成的深厚的中国文化固然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而祖先们对于外来文化的态度、吸收外来文化的规律也同样是我们今天值得借鉴的宝贵经验。 中国对于外来文化的态度是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有选择地并加以改造地吸收。

因此，中国对于外来文化的吸收过程（或者说外来文化的传入过程）其规律一般是：选择——实践——改造——创新。这一特点与规律尤其是在汉唐时期吸收以佛教文化为主体的南亚次大陆文化的过程中体现得最为充分完整。

像汉朝、唐朝这样文化灿烂的时期，中国不仅不会采取他国的制度文化，对物质、精神文化也不会没有选择地吸收，不过有的选择很快，历史上没有留下什么痕迹；有的选择则经过了一段时期的被接受后又被淘汰。一经选择之后，就开始实践。

而外来文化也自然地设法适应本土的文化。 比如佛教为了能在中国传播，先是向原始道教靠拢，以至于使人们黄老浮屠难分，把它当作神仙方术的一种；继之又以“空”套“无”，使自己的教义得到传播；佛教徒口说“不敬王者”，实际上力图取得当权者的支持和援助；僧人与各种士人广为结交，通过与他们在一起活动，宣传佛教。

总之，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去适应中国国情，而中国却并没有被“佛化”，相反倒是佛教被“华化”。中国人创造了中国化的佛教——禅宗，并将其融入中国文化之中，使其与儒、道并行成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为各种文化艺术形式注入新鲜血液。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比较完整地反映了文化交流的全过程；中国对于外来佛教的吸收也堪称我国以我为主，取外来之菁英，创造发展本土文化的典范。 本文以汉唐时期中国佛学、中国哲学以及中国的多种文化形式对佛教文化的吸收为例，初步探讨汉唐时期中国文化对于外来文化的吸收规律与特点。

1 佛教传入中国与禅宗的诞生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中最为古老的，它产生于公元前6 世纪的印度。 宗教作为社会生活的一种反映，是人类思维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本身就是人类文化活动的结果，与各种文化形态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所以，佛教的出现可以说是对古印度文化的一次系统总结和重大变革，是古印度文化的代表。佛教虽和其他宗教一样具有其信仰理论，但在人生观上强调主体自觉，并把一己的解脱与拯救人类联系起来，其理论更重视考察人生的现实问题、对人生作出价值判断、寻求人生的真实，而不是只关注虚无飘渺的彼岸世界。

在世界观上，佛教否认有至高无上的“神”，认为事物是处在无始无终、无边无际的因果网络之中。它的理论蕴涵着极深的智慧，它对宇宙人生的洞察，对人类理性的反省，对概念的分析，有着深刻独到的见解。

恩格斯曾在《自然辩证法》中称誉佛教徒处在人类辩证思维的较高发展阶段上。 佛教创立之后，不但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复杂的理论体系，而且形成了主张平等、慈悲的伦理观念；形成了规范信徒的宗教生活、激发信徒宗教情感的礼仪制度；形成了传播和强化佛教思想的文学艺术。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佛教文化涵盖了整个印度社会生活。尤其是在公元前3世纪和公元2世纪时分别得到阿育王和迦腻色迦王的信奉和扶持，在国内外得到空前繁荣和广泛流传。

佛教在古印度的发展有以下几个阶段：最初是原始佛教，其后自公元前4世纪左右形成了部派佛教；至公元一二世纪间， 又从部派佛教大众部中产生了大乘佛教；最后其一部分派别又与婆罗门教相调和，产生了大乘密宗。印度本土佛教自公元9世纪渐趋衰微，到了12世纪左右，逐渐溃灭。

此后，世界佛教中心东移至中国。然而佛教并不是在12世纪才传入中国，而是在大乘佛教的兴盛期即中国的两汉之际就传入中国，并从此开始了它在中国为求得生存和发展而接受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改造，并最终带上中国色彩的过程；同时中国也开始了有选择地、加以改造地吸收外来文化，从而创造出新文化的过程。

首先，是以恢弘的气魄敞开国门，能够容纳外来佛教——西汉末年，它随着丝绸之路上的骆驼商队缓缓地踏上了古老的中国大地。西汉时期的中国虽已具有在当时来说相当发达的经济文化，但先秦时期延续下来的哲学思想抵制了宗教的发展。

从宗教思想看，我国古代没有出现定型的宗教。 像佛教这样组织、教义都十分完整的宗教，中国还没有过。

它提出的许多宗教观念、宗教理论都是新鲜的。但即使如此，中国也没有对佛教全盘吸收，而是有选择地接受了大乘佛教。

大乘佛教的“乘”是梵文的意译，原意为“乘载”或“车辆”、“道路”的意思。 它的教义旨在运载无量众生从生死轮回之此岸到达涅pán@①解脱之彼岸，而不坚持原有教义，只求自我解脱。

大乘佛经的主要内容都是说佛身常在和一切众生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