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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唐诗和宋诗的异同

    1. 唐诗和宋诗的区别有哪些

    唐诗与宋诗的比较 基本上宋诗、唐诗虽是各富风采,但因为宋人以诗馀(词)为先,诗反而成为配角了,因此唐诗不仅数量上胜过宋诗,在素材上也多于宋诗。

    宋诗有以下特色: 1.从艺术旨趣和风格看,宋诗主要向理想、显露和精细方面发展,这是宋诗较精之处。 2.宋诗倾向议论化、散文化。

    3.派别多。 4.诗话多。

    5.消失了唐代悲壮的边塞派的作风,但是整链规矩,无唐诗有时不工整之病。 6.消失了唐代感伤的社会派的作风,但描写越发细致,无唐诗有时粗率之病。

    7.失去了唐代哀艳的闺怨宫怨诗的作风,很多诗人描写时特别冲淡,无唐人豪迈意气的作风。 8.不同於唐代缠绵活泼的情诗的作风,宋诗中有一种充满画意的诗(题画诗)。

    9.宋诗之弊:模拟、诗话、诗派杂。其中各诗派还成为相互竞逐甚至批判的情形,这与唐诗诗人各派之间相互共融的情形颇为不同。

    10.词本作为诗馀却反而越居诗的上位。 唐宋诗可作以下比较: 唐诗:主情、蕴蓄,表现上韵流言外,风格上多比兴,作法上婉而微,词评论方面诗论少。

    宋诗:主理、发露,表现上意尽其中,风格上多赋,作法上径以直,词评论方面诗论精。 宋诗的派别及人物(后有**记号者为反江西之诗派) 1.西昆-宗李义山,代表为杨亿、刘筠、钱惟演。

    五七言近体,以「雕章丽句」为主。 2.晚唐体-宗晚唐贾岛、姚合,代表为寇准、林逋、魏野。

    多隐士和尚,五律为主,重构思,以轻丽小巧之辞,写眼前景,抒情苦琐细之意。 3.白居易体-宗白居易,代表为王禹偁、徐铉。

    「闲中取适」,切近易晓。及「惟歌生民病」。

    4.唐体(复古派)-宗杜、韩,代表为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重视创作古体,追求散文 笔法。

    5.元佑体(革新派)-代表为苏轼、黄庭坚、王安石。使诗走向散文化、议论化。

    6.江西派-宗杜甫,代表为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以故为新」发展为「点铁成金」「夺胎换骨」。

    7.理学派-宗邵雍,代表为程颐、张载、朱熹。以「道学」为诗。

    ** 8.中兴四诗人-宗江西派,代表为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尤袤。

    多爱国题材及深入农村。 9.永嘉派-宗晚唐贾岛、姚合,代表为徐照(灵晖)、徐玑(灵渊)、翁卷(灵舒)、赵师秀 (灵秀)。

    忌用典故,不发议论,主张「以浮声切响单字只句计巧拙」破江西之生硬拗捩。** 10.江湖派-宗晚唐五代,代表为刘克庄、戴复古、方岳。

    多名士山人。

    ** 11.晚宋遗民诗-文天祥、谢枋得、谢翱、林景熙。 宋初以来,宋诗仍受残唐诗风的影响,尚未出现具体新创的系统。

    真正的宋诗,是由宋真宗、仁宗时代的欧阳脩及其好友梅尧臣开其端。欧、梅之后,出现了两个宋诗大宗——王安石与苏轼。

    苏轼的门生黄庭坚后来的影响超过苏轼,形成了所谓「江西诗派」。江西诗派除了黄庭坚之外,还有陈师道、陈与义两大诗人。

    南、北宋之文,江西诗派的影响笼罩大半诗坛,流弊也因之而生。南宋三大诗人——陆游、范成大、杨万里刚好出现在这一阶段。

    他们都受江西诗派影响,也都想在江西诗派之外另谋出路。在他们之后,宋诗走向没落。

    以上所提诸人——欧阳脩、梅尧臣、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

    陈与义、陆游、范成大、杨万里——可说是宋诗的大宗,其中苏、黄、陆三人尤其重要,是可以跟唐代的李、杜、韩(愈)、白(居易)并称的大诗人。 缪钺曾说过: 唐诗以韵深,故浑雅,而贵酝藉空灵; 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析透辟。

    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 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 鲁迅先生说过:“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以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

    而宋诗的代表作家如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正是“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在极高的起点之上,苦心孤诣终于唐诗双峰并峙,各领风骚,亦不能不为后人称道。

    2. 唐诗和宋诗的区别

    通常区分唐、宋诗,除了时代概念以外,则还指风格。风格当然与时代有关,不能几械的用时间段来划开;唐诗从韩孟诗派起下启宋调,而宋朝也有传承唐音者,比如宋初的白体和西昆体。就总体而言,唐宋诗风颇有不同,自宋以后直到近代,我国古典诗歌的风格,一般都没有超出过唐、宋诗这两大类的范围。

    《诗词散论·宋诗》中说:“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这番话说的便是唐、宋诗各自的特色。

    举一个例子说明,比如李白的《洞庭湖》(之一):“洞庭西望楚江分,水尽天南不见云。日落长沙秋色远,不知何处吊湘君。”此诗只是写洞庭西望之所见,信手拈来,毫不着力,读来的确是蕴藉空灵,情在景中,这是以韵胜。

    再看黄庭坚的《题郑防画夹》(之一):“惠崇烟雨归雁,坐我潇湘洞庭。欲唤扁舟归去,故人言是丹青。” 这首诗前三句写的是湖中景致及景色之动人,待到诗人欲买舟一游时,方明白并非真景,原来乃是画。前三句的烘托作势,目的全为闪出最后一句,足见颇费匠心,深折透辟,即以意胜。

    唐诗重韵致,所以大都情景交融,或情寓景中。又如像李白《望庐山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四句均写景,并无特别深意,然其中洒脱高远,读者自能体会;其美全在情辞。这便是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所讲的“不涉理路,不落言诠”。

    而同是写庐山,苏轼《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便不尽相同,前两句还是写景,但后两句却是议论,不过正因有此议论,更能让人充分领略到庐山的峰回路转。清人赵翼评论道:“庐山名作如林,若再实做,断难出色。坡公想落天外,巧于以偏师取胜。”

    的确,本诗与李白诗相比,意思较为深刻,以气骨见长;但情辞之丰腴则有所不如了。苏轼此诗的意义还不仅于此,读者还可从中领悟到深刻的哲理;而这也是宋诗的特色之一,即富于理趣。

    至于富理趣,唐诗中本有,像王维的《酬张少府》“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诗人只是叙事写景,松风山月、解带弹琴,均可资以悟道。最后以不答作答,耐人寻味。理寓于景,意在言外,这是唐诗说理的特色。

    而宋诗说理的特色,则可以照看黄庭坚的《次韵答斌老病起独游乐园二首》(之一):“万事同一机,多虑即禅病。排闷有新诗,忘蹄出兔径。莲花出淤泥,可见嗔喜性。小立近幽香,心与晚色静。”相对上一首而言,二诗其实含义相同,但黄诗在写法上较为曲折,说理更加透辟;只不过言尽句中,论到含蓄则有所不如了。

    在说理诗上唐、宋诗各有各的特色,写景诗亦然。再如像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北风卷地百草折),虽然极尽描摹之能事,但款款道来,数换韵脚以作停顿,步骤合拍。宋诗中例苏轼的《百步洪》(长洪斗落生跳波),效仿韩愈《送石处士序》中的比喻手法,一气呵成,使人应接不暇;且中间不换韵脚,大有直下之势。诗的优美与文的流畅兼有,写作技巧可说比岑诗有进步,但不免失之急迫,没有唐诗的雍容之态。

    宋诗不仅在章法上,在音调上也一改旧观,多挺拔瘦劲,以黄庭坚诗为代表,与唐诗的浑雅之音迥异。此外,严羽曾指摘黄庭坚和江西诗派“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实际这也正是宋诗区别于唐诗之处,是宋诗的一大特点。

    宋人既求新求变,于是天地万物、嬉笑怒骂皆入文章,独辟蹊径。而唐诗中香草美人、男女情辞,在宋诗中却很少能见到;这主要是唐末出现并在宋代发展起来的词,其体裁形式适于言情,故宋人的这类情感大多转注到了词中。

    唐、宋诗的孰优孰劣历来纷争不止,褒贬取舍因人而异。宋诗的长处在于技法上较唐诗有所进步,以及题材的扩大,不过文学技巧越是进步,天籁自然越失,难免露出斧凿之痕,失却雍容浑厚之美,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而与此同时,若一味求新求变、求深求险,一但无新意所得,只好留意于字句之间,舍本逐末,便有损诗境,因辞害意。而宋诗不及唐诗之处也正在于此。

    就文学的发展而言,贵独创而不贵拘泥,宋诗人在唐诗已然兴盛至斯的情况下,难以为继;穷则思变,于是开辟新境,涉足唐人未到之处,另创一格与唐诗形成分庭抗礼之势。元明之后,诗尽管也有所变化,却均越不出这两大派的藩篱。

    3. 唐诗与宋诗的异同

    通常区分唐、宋诗,除了时代概念以外,则还指风格。风格当然与时代有关,不能几械的用时间段来划开;唐诗从韩孟诗派起下启宋调,而宋朝也有传承唐音者,比如宋初的白体和西昆体。就总体而言,唐宋诗风颇有不同,自宋以后直到近代,我国古典诗歌的风格,一般都没有超出过唐、宋诗这两大类的范围。

    《诗词散论·宋诗》中说:“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这番话说的便是唐、宋诗各自的特色。

    举一个例子说明,比如李白的《洞庭湖》(之一):“洞庭西望楚江分,水尽天南不见云。日落长沙秋色远,不知何处吊湘君。”此诗只是写洞庭西望之所见,信手拈来,毫不着力,读来的确是蕴藉空灵,情在景中,这是以韵胜。

    再看黄庭坚的《题郑防画夹》(之一):“惠崇烟雨归雁,坐我潇湘洞庭。欲唤扁舟归去,故人言是丹青。” 这首诗前三句写的是湖中景致及景色之动人,待到诗人欲买舟一游时,方明白并非真景,原来乃是画。前三句的烘托作势,目的全为闪出最后一句,足见颇费匠心,深折透辟,即以意胜。

    唐诗重韵致,所以大都情景交融,或情寓景中。又如像李白《望庐山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四句均写景,并无特别深意,然其中洒脱高远,读者自能体会;其美全在情辞。这便是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所讲的“不涉理路,不落言诠”。

    而同是写庐山,苏轼《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便不尽相同,前两句还是写景,但后两句却是议论,不过正因有此议论,更能让人充分领略到庐山的峰回路转。清人赵翼评论道:“庐山名作如林,若再实做,断难出色。坡公想落天外,巧于以偏师取胜。”

    的确,本诗与李白诗相比,意思较为深刻,以气骨见长;但情辞之丰腴则有所不如了。苏轼此诗的意义还不仅于此,读者还可从中领悟到深刻的哲理;而这也是宋诗的特色之一,即富于理趣。

    至于富理趣,唐诗中本有,像王维的《酬张少府》“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诗人只是叙事写景,松风山月、解带弹琴,均可资以悟道。最后以不答作答,耐人寻味。理寓于景,意在言外,这是唐诗说理的特色。

    而宋诗说理的特色,则可以照看黄庭坚的《次韵答斌老病起独游乐园二首》(之一):“万事同一机,多虑即禅病。排闷有新诗,忘蹄出兔径。莲花出淤泥,可见嗔喜性。小立近幽香,心与晚色静。”相对上一首而言,二诗其实含义相同,但黄诗在写法上较为曲折,说理更加透辟;只不过言尽句中,论到含蓄则有所不如了。

    在说理诗上唐、宋诗各有各的特色,写景诗亦然。再如像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北风卷地百草折),虽然极尽描摹之能事,但款款道来,数换韵脚以作停顿,步骤合拍。宋诗中例苏轼的《百步洪》(长洪斗落生跳波),效仿韩愈《送石处士序》中的比喻手法,一气呵成,使人应接不暇;且中间不换韵脚,大有直下之势。诗的优美与文的流畅兼有,写作技巧可说比岑诗有进步,但不免失之急迫,没有唐诗的雍容之态。

    宋诗不仅在章法上,在音调上也一改旧观,多挺拔瘦劲,以黄庭坚诗为代表,与唐诗的浑雅之音迥异。此外,严羽曾指摘黄庭坚和江西诗派“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实际这也正是宋诗区别于唐诗之处,是宋诗的一大特点。

    宋人既求新求变,于是天地万物、嬉笑怒骂皆入文章,独辟蹊径。而唐诗中香草美人、男女情辞,在宋诗中却很少能见到;这主要是唐末出现并在宋代发展起来的词,其体裁形式适于言情,故宋人的这类情感大多转注到了词中。

    唐、宋诗的孰优孰劣历来纷争不止,褒贬取舍因人而异。宋诗的长处在于技法上较唐诗有所进步,以及题材的扩大,不过文学技巧越是进步,天籁自然越失,难免露出斧凿之痕,失却雍容浑厚之美,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而与此同时,若一味求新求变、求深求险,一但无新意所得,只好留意于字句之间,舍本逐末,便有损诗境,因辞害意。而宋诗不及唐诗之处也正在于此。

    就文学的发展而言,贵独创而不贵拘泥,宋诗人在唐诗已然兴盛至斯的情况下,难以为继;穷则思变,于是开辟新境,涉足唐人未到之处,另创一格与唐诗形成分庭抗礼之势。元明之后,诗尽管也有所变化,却均越不出这两大派的藩篱。

    4. 唐诗和宋诗的对比

    我比较喜欢唐诗,在这里谈一下我的看法。

    唐诗格调更积极向上,即使边塞诗也写的那么意境高远,乐观。唐诗题材多样,边塞,田园,风土人情,征夫怨妇,游子思家,家国情怀等等。

    而且,唐诗奠定了以后诗的格式,后世的诗无不按照这个既定的格式来,直到五四时期新体诗的出现。

    宋朝诗人以模仿唐诗为风尚。一批伟大的唐朝诗人在宋代有一大批拥趸,比如杜甫。

    宋朝的诗除了苏轼,辛弃疾等少数豪放派诗人外,大部分诗写的都是那么婉约,阴郁,困顿。这和宋朝的政治环境有关。宋词可能更值得推崇一些。

    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5. 唐诗和宋诗创作风格的异同

    在中国的诗歌史上,唐诗、宋诗(词)作为两个难以逾越的高峰,灿烂着中国的文化领域,同时,又备受文人们的争议,从诗歌的写作背景,到诗歌的谋篇结构、锤词炼句、修辞用典,都是人们热爱和攻击的目标。

    抛开思想观念及出发点的考虑,见仁见智,针对诗歌本身的争论毕竟是有益于诗歌自身发展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张毅先生的《20世纪唐诗宋诗之争》,不仅综合、罗列了别人的观点,更明白无误地摆明了自己的观点,可谓不卑不亢。

    愿读者能于其中受益 唐宋诗之争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学唐与宗宋的问题,主要指的是在古典诗歌创作当中是向唐人学习还是向宋人学习。这个问题的争论主要是在古代,特别是宋代就开始了,一直到清代,一直到近代。

    这在当时学诗的人当中,是有着很现实的实际意义的。 历代的唐宋诗之争,或者是20世纪的唐宋诗之争,实际上并不存在着说唐诗好不好的问题。

    唐宋诗之争实际上涉及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唐以后的古典诗歌宋诗是不是也有存在的必要、也有它存在的价值。从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来看,李白、杜甫、苏东坡、黄庭坚,前两位诗人是唐诗的代表,后两位诗人是宋诗的代表。

    实际上,宋诗是唐诗之后中国古典诗歌的另外的一种典范,所以宋以后学习诗歌创作的人,不是入于唐,就是出于宋,没有其它的。唐宋诗之争实际上最后涉及的问题,就是说宋诗是不是也有它独立存在的价值? 陈衍实际上是“同光体”宋诗派的在理论上和创作上的一个代表人物,他提出的几点内容对我们后来的宋诗研究都影响很大。

    比如说一个观点,就是所谓的“三元说”。“三元说”认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最主要的是“三元”:一个是“开元”。

    开元十五年左右,是盛唐诗歌形成的标志,盛唐诗歌形成的标志就是所谓的“声律与风骨兼备”,这是中国诗歌的一个高峰;另外一个是“元和”。“元和”实际指的是中唐,就是白居易、元稹,还有韩愈,还有孟郊,“韩孟诗派”。

    有一句话叫“诗到元和体变新”,它出现了很多变化,这种变化对后来的元和诗歌的发展、对后来的宋诗都有影响;宋诗发展的高峰是北宋的元佑时期,就是苏、黄为代表的“元佑”,也就是“三元说”中的第三个“元”。“三元”是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最重要的阶段,在这“三元”当中,“元和”又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陈衍提出的第二点很有影响的观点是,他主张“学人之诗”。唐诗是“诗人之诗”,而宋诗是“学人之诗”,这个“学人”就是学者。

    这一点,也是宋代的作家和唐代的作家不一样的地方。我感觉到宋代作家的人文修养、文化修养,甚至包括艺术修养,都高过了唐人,归结到一点,就是宋代诗人的学养是比较丰富的。

    我们现在有的人提倡作家的学者化,其实早在宋代作家就已经是学者化了。学者化有好处,也有不好的地方。

    不好的地方,就是理性的、理智的东西太强了,这样往往会抹杀掉一些诗意的东西。陈衍看到了这方面,所以他主张诗歌创作,最好是要把“学人之诗”和“诗人之诗”合二为一。

    陈衍还有一个观点,也是影响比较大的,就是关于宋诗的精华在什么地方。过去对宋人的评价,都是以苏东坡作为宋诗的代表的。

    而苏东坡的主要成绩是他的古体诗,古体诗当中又主要体现为以文为诗——诗歌创作的散文化。所以,更多地认为宋诗写得好的是古体,特别是“七古”,它的精华部分是在那一部分里面。

    但是陈衍提出来——他在《宋诗精华录》里面认为,宋诗的精华不在古体诗而在近体诗。根据他的说法,真正能成为宋诗的代表的,最典型的应该是黄庭坚,应该是陈师道。

    他的这种观点就认为宋诗的发展如果要说以之为诗,可以说是从欧阳修开始,然后到苏东坡达到顶峰。如果是从近体诗歌的创作来说,应该是宋诗在近体诗创作当中,也自有自己的特色;而自己的特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从王安石开始到黄庭坚完成的。

    后来的朱自清、程千帆一直到钱钟书先生,他们对宋诗的看法大体上、总体上可以明显地看出,涤受陈衍的影响。当时和陈衍有一个直接对抗的是柳亚子,柳亚子的南社。

    南社就是主张诗学盛唐。实际主张诗歌创作学习唐人并不是从南社开始的,明人学唐有句口号叫“诗必盛唐”,诗歌就是盛唐的好。

    另外,有个问题我再提一下,因为涉及宋人是否懂形象思维的问题。对宋诗的讨论,不论是否定也好、肯定也好,基本上都是根据前人对于宋诗的说法来展开的。

    严羽《沧浪诗话》当中提到宋诗的时候,他认为(严羽也是宋代的人)本朝人是以文为诗——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那么这三个方面就被认为是宋诗的特征。《沧浪诗话》一个最主要的核心,就是提倡“别材”“别趣”,提倡“妙悟”,提倡“兴趣”。

    “妙悟”和“兴趣”,就是指的诗歌创作应该靠直觉,诗歌应该有言有尽而意无穷的韵味,应该有神韵。用这两条来衡量,唐人的诗歌是最符合他这个标准的,所以他提倡要学习唐人,以盛唐为法;而对宋代的诗歌,他讲的“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就是对宋诗的批评。

    把严羽对宋诗的批评作为宋诗的特点来看待是否妥当,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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