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唐诗和宋诗的区别有哪些

唐诗与宋诗的比较 基本上宋诗、唐诗虽是各富风采，但因为宋人以诗馀（词）为先，诗反而成为配角了，因此唐诗不仅数量上胜过宋诗，在素材上也多于宋诗。

宋诗有以下特色： 1.从艺术旨趣和风格看，宋诗主要向理想、显露和精细方面发展，这是宋诗较精之处。 2.宋诗倾向议论化、散文化。

3.派别多。 4.诗话多。

5.消失了唐代悲壮的边塞派的作风，但是整链规矩，无唐诗有时不工整之病。 6.消失了唐代感伤的社会派的作风，但描写越发细致，无唐诗有时粗率之病。

7.失去了唐代哀艳的闺怨宫怨诗的作风，很多诗人描写时特别冲淡，无唐人豪迈意气的作风。 8.不同於唐代缠绵活泼的情诗的作风，宋诗中有一种充满画意的诗（题画诗）。

9.宋诗之弊：模拟、诗话、诗派杂。其中各诗派还成为相互竞逐甚至批判的情形，这与唐诗诗人各派之间相互共融的情形颇为不同。

10.词本作为诗馀却反而越居诗的上位。 唐宋诗可作以下比较： 唐诗：主情、蕴蓄，表现上韵流言外，风格上多比兴，作法上婉而微，词评论方面诗论少。

宋诗：主理、发露，表现上意尽其中，风格上多赋，作法上径以直，词评论方面诗论精。 宋诗的派别及人物（后有**记号者为反江西之诗派） 1.西昆-宗李义山，代表为杨亿、刘筠、钱惟演。

五七言近体，以「雕章丽句」为主。 2.晚唐体-宗晚唐贾岛、姚合，代表为寇准、林逋、魏野。

多隐士和尚，五律为主，重构思，以轻丽小巧之辞，写眼前景，抒情苦琐细之意。 3.白居易体-宗白居易，代表为王禹偁、徐铉。

「闲中取适」，切近易晓。及「惟歌生民病」。

4.唐体（复古派）-宗杜、韩，代表为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重视创作古体，追求散文 笔法。

5.元佑体（革新派）-代表为苏轼、黄庭坚、王安石。使诗走向散文化、议论化。

6.江西派-宗杜甫，代表为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以故为新」发展为「点铁成金」「夺胎换骨」。

7.理学派-宗邵雍，代表为程颐、张载、朱熹。以「道学」为诗。

** 8.中兴四诗人-宗江西派，代表为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尤袤。

多爱国题材及深入农村。 9.永嘉派-宗晚唐贾岛、姚合，代表为徐照（灵晖）、徐玑（灵渊）、翁卷（灵舒）、赵师秀 （灵秀）。

忌用典故，不发议论，主张「以浮声切响单字只句计巧拙」破江西之生硬拗捩。** 10.江湖派-宗晚唐五代，代表为刘克庄、戴复古、方岳。

多名士山人。

** 11.晚宋遗民诗-文天祥、谢枋得、谢翱、林景熙。 宋初以来，宋诗仍受残唐诗风的影响，尚未出现具体新创的系统。

真正的宋诗，是由宋真宗、仁宗时代的欧阳脩及其好友梅尧臣开其端。欧、梅之后，出现了两个宋诗大宗——王安石与苏轼。

苏轼的门生黄庭坚后来的影响超过苏轼，形成了所谓「江西诗派」。江西诗派除了黄庭坚之外，还有陈师道、陈与义两大诗人。

南、北宋之文，江西诗派的影响笼罩大半诗坛，流弊也因之而生。南宋三大诗人——陆游、范成大、杨万里刚好出现在这一阶段。

他们都受江西诗派影响，也都想在江西诗派之外另谋出路。在他们之后，宋诗走向没落。

以上所提诸人——欧阳脩、梅尧臣、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

陈与义、陆游、范成大、杨万里——可说是宋诗的大宗，其中苏、黄、陆三人尤其重要，是可以跟唐代的李、杜、韩（愈）、白（居易）并称的大诗人。 缪钺曾说过： 唐诗以韵深，故浑雅，而贵酝藉空灵； 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析透辟。

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 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 鲁迅先生说过：“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以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

而宋诗的代表作家如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正是“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在极高的起点之上，苦心孤诣终于唐诗双峰并峙，各领风骚，亦不能不为后人称道。

2. 唐诗和宋诗的区别

通常区分唐、宋诗，除了时代概念以外，则还指风格。风格当然与时代有关，不能几械的用时间段来划开；唐诗从韩孟诗派起下启宋调，而宋朝也有传承唐音者，比如宋初的白体和西昆体。就总体而言，唐宋诗风颇有不同，自宋以后直到近代，我国古典诗歌的风格，一般都没有超出过唐、宋诗这两大类的范围。

《诗词散论·宋诗》中说：“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这番话说的便是唐、宋诗各自的特色。

举一个例子说明，比如李白的《洞庭湖》（之一）：“洞庭西望楚江分，水尽天南不见云。日落长沙秋色远，不知何处吊湘君。”此诗只是写洞庭西望之所见，信手拈来，毫不着力，读来的确是蕴藉空灵，情在景中，这是以韵胜。

再看黄庭坚的《题郑防画夹》（之一）：“惠崇烟雨归雁，坐我潇湘洞庭。欲唤扁舟归去，故人言是丹青。” 这首诗前三句写的是湖中景致及景色之动人，待到诗人欲买舟一游时，方明白并非真景，原来乃是画。前三句的烘托作势，目的全为闪出最后一句，足见颇费匠心，深折透辟，即以意胜。

唐诗重韵致，所以大都情景交融，或情寓景中。又如像李白《望庐山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四句均写景，并无特别深意，然其中洒脱高远，读者自能体会；其美全在情辞。这便是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所讲的“不涉理路，不落言诠”。

而同是写庐山，苏轼《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便不尽相同，前两句还是写景，但后两句却是议论，不过正因有此议论，更能让人充分领略到庐山的峰回路转。清人赵翼评论道：“庐山名作如林，若再实做，断难出色。坡公想落天外，巧于以偏师取胜。”

的确，本诗与李白诗相比，意思较为深刻，以气骨见长；但情辞之丰腴则有所不如了。苏轼此诗的意义还不仅于此，读者还可从中领悟到深刻的哲理；而这也是宋诗的特色之一，即富于理趣。

至于富理趣，唐诗中本有，像王维的《酬张少府》“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诗人只是叙事写景，松风山月、解带弹琴，均可资以悟道。最后以不答作答，耐人寻味。理寓于景，意在言外，这是唐诗说理的特色。

而宋诗说理的特色，则可以照看黄庭坚的《次韵答斌老病起独游乐园二首》（之一）：“万事同一机，多虑即禅病。排闷有新诗，忘蹄出兔径。莲花出淤泥，可见嗔喜性。小立近幽香，心与晚色静。”相对上一首而言，二诗其实含义相同，但黄诗在写法上较为曲折，说理更加透辟；只不过言尽句中，论到含蓄则有所不如了。

在说理诗上唐、宋诗各有各的特色，写景诗亦然。再如像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北风卷地百草折），虽然极尽描摹之能事，但款款道来，数换韵脚以作停顿，步骤合拍。宋诗中例苏轼的《百步洪》（长洪斗落生跳波），效仿韩愈《送石处士序》中的比喻手法，一气呵成，使人应接不暇；且中间不换韵脚，大有直下之势。诗的优美与文的流畅兼有，写作技巧可说比岑诗有进步，但不免失之急迫，没有唐诗的雍容之态。

宋诗不仅在章法上，在音调上也一改旧观，多挺拔瘦劲，以黄庭坚诗为代表，与唐诗的浑雅之音迥异。此外，严羽曾指摘黄庭坚和江西诗派“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实际这也正是宋诗区别于唐诗之处，是宋诗的一大特点。

宋人既求新求变，于是天地万物、嬉笑怒骂皆入文章，独辟蹊径。而唐诗中香草美人、男女情辞，在宋诗中却很少能见到；这主要是唐末出现并在宋代发展起来的词，其体裁形式适于言情，故宋人的这类情感大多转注到了词中。

唐、宋诗的孰优孰劣历来纷争不止，褒贬取舍因人而异。宋诗的长处在于技法上较唐诗有所进步，以及题材的扩大，不过文学技巧越是进步，天籁自然越失，难免露出斧凿之痕，失却雍容浑厚之美，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而与此同时，若一味求新求变、求深求险，一但无新意所得，只好留意于字句之间，舍本逐末，便有损诗境，因辞害意。而宋诗不及唐诗之处也正在于此。

就文学的发展而言，贵独创而不贵拘泥，宋诗人在唐诗已然兴盛至斯的情况下，难以为继；穷则思变，于是开辟新境，涉足唐人未到之处，另创一格与唐诗形成分庭抗礼之势。元明之后，诗尽管也有所变化，却均越不出这两大派的藩篱。

3. 唐诗与宋诗的异同

通常区分唐、宋诗，除了时代概念以外，则还指风格。风格当然与时代有关，不能几械的用时间段来划开；唐诗从韩孟诗派起下启宋调，而宋朝也有传承唐音者，比如宋初的白体和西昆体。就总体而言，唐宋诗风颇有不同，自宋以后直到近代，我国古典诗歌的风格，一般都没有超出过唐、宋诗这两大类的范围。

《诗词散论·宋诗》中说：“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这番话说的便是唐、宋诗各自的特色。

举一个例子说明，比如李白的《洞庭湖》（之一）：“洞庭西望楚江分，水尽天南不见云。日落长沙秋色远，不知何处吊湘君。”此诗只是写洞庭西望之所见，信手拈来，毫不着力，读来的确是蕴藉空灵，情在景中，这是以韵胜。

再看黄庭坚的《题郑防画夹》（之一）：“惠崇烟雨归雁，坐我潇湘洞庭。欲唤扁舟归去，故人言是丹青。” 这首诗前三句写的是湖中景致及景色之动人，待到诗人欲买舟一游时，方明白并非真景，原来乃是画。前三句的烘托作势，目的全为闪出最后一句，足见颇费匠心，深折透辟，即以意胜。

唐诗重韵致，所以大都情景交融，或情寓景中。又如像李白《望庐山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四句均写景，并无特别深意，然其中洒脱高远，读者自能体会；其美全在情辞。这便是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所讲的“不涉理路，不落言诠”。

而同是写庐山，苏轼《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便不尽相同，前两句还是写景，但后两句却是议论，不过正因有此议论，更能让人充分领略到庐山的峰回路转。清人赵翼评论道：“庐山名作如林，若再实做，断难出色。坡公想落天外，巧于以偏师取胜。”

的确，本诗与李白诗相比，意思较为深刻，以气骨见长；但情辞之丰腴则有所不如了。苏轼此诗的意义还不仅于此，读者还可从中领悟到深刻的哲理；而这也是宋诗的特色之一，即富于理趣。

至于富理趣，唐诗中本有，像王维的《酬张少府》“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诗人只是叙事写景，松风山月、解带弹琴，均可资以悟道。最后以不答作答，耐人寻味。理寓于景，意在言外，这是唐诗说理的特色。

而宋诗说理的特色，则可以照看黄庭坚的《次韵答斌老病起独游乐园二首》（之一）：“万事同一机，多虑即禅病。排闷有新诗，忘蹄出兔径。莲花出淤泥，可见嗔喜性。小立近幽香，心与晚色静。”相对上一首而言，二诗其实含义相同，但黄诗在写法上较为曲折，说理更加透辟；只不过言尽句中，论到含蓄则有所不如了。

在说理诗上唐、宋诗各有各的特色，写景诗亦然。再如像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北风卷地百草折），虽然极尽描摹之能事，但款款道来，数换韵脚以作停顿，步骤合拍。宋诗中例苏轼的《百步洪》（长洪斗落生跳波），效仿韩愈《送石处士序》中的比喻手法，一气呵成，使人应接不暇；且中间不换韵脚，大有直下之势。诗的优美与文的流畅兼有，写作技巧可说比岑诗有进步，但不免失之急迫，没有唐诗的雍容之态。

宋诗不仅在章法上，在音调上也一改旧观，多挺拔瘦劲，以黄庭坚诗为代表，与唐诗的浑雅之音迥异。此外，严羽曾指摘黄庭坚和江西诗派“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实际这也正是宋诗区别于唐诗之处，是宋诗的一大特点。

宋人既求新求变，于是天地万物、嬉笑怒骂皆入文章，独辟蹊径。而唐诗中香草美人、男女情辞，在宋诗中却很少能见到；这主要是唐末出现并在宋代发展起来的词，其体裁形式适于言情，故宋人的这类情感大多转注到了词中。

唐、宋诗的孰优孰劣历来纷争不止，褒贬取舍因人而异。宋诗的长处在于技法上较唐诗有所进步，以及题材的扩大，不过文学技巧越是进步，天籁自然越失，难免露出斧凿之痕，失却雍容浑厚之美，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而与此同时，若一味求新求变、求深求险，一但无新意所得，只好留意于字句之间，舍本逐末，便有损诗境，因辞害意。而宋诗不及唐诗之处也正在于此。

就文学的发展而言，贵独创而不贵拘泥，宋诗人在唐诗已然兴盛至斯的情况下，难以为继；穷则思变，于是开辟新境，涉足唐人未到之处，另创一格与唐诗形成分庭抗礼之势。元明之后，诗尽管也有所变化，却均越不出这两大派的藩篱。

4. 唐诗和宋诗的对比

我比较喜欢唐诗，在这里谈一下我的看法。

唐诗格调更积极向上，即使边塞诗也写的那么意境高远，乐观。唐诗题材多样，边塞，田园，风土人情，征夫怨妇，游子思家，家国情怀等等。

而且，唐诗奠定了以后诗的格式，后世的诗无不按照这个既定的格式来，直到五四时期新体诗的出现。

宋朝诗人以模仿唐诗为风尚。一批伟大的唐朝诗人在宋代有一大批拥趸，比如杜甫。

宋朝的诗除了苏轼，辛弃疾等少数豪放派诗人外，大部分诗写的都是那么婉约，阴郁，困顿。这和宋朝的政治环境有关。宋词可能更值得推崇一些。

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5. 唐诗和宋诗创作风格的异同

在中国的诗歌史上，唐诗、宋诗（词）作为两个难以逾越的高峰，灿烂着中国的文化领域，同时，又备受文人们的争议，从诗歌的写作背景，到诗歌的谋篇结构、锤词炼句、修辞用典，都是人们热爱和攻击的目标。

抛开思想观念及出发点的考虑，见仁见智，针对诗歌本身的争论毕竟是有益于诗歌自身发展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张毅先生的《20世纪唐诗宋诗之争》，不仅综合、罗列了别人的观点，更明白无误地摆明了自己的观点，可谓不卑不亢。

愿读者能于其中受益 唐宋诗之争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学唐与宗宋的问题，主要指的是在古典诗歌创作当中是向唐人学习还是向宋人学习。这个问题的争论主要是在古代，特别是宋代就开始了，一直到清代，一直到近代。

这在当时学诗的人当中，是有着很现实的实际意义的。 历代的唐宋诗之争，或者是20世纪的唐宋诗之争，实际上并不存在着说唐诗好不好的问题。

唐宋诗之争实际上涉及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唐以后的古典诗歌宋诗是不是也有存在的必要、也有它存在的价值。从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来看，李白、杜甫、苏东坡、黄庭坚，前两位诗人是唐诗的代表，后两位诗人是宋诗的代表。

实际上，宋诗是唐诗之后中国古典诗歌的另外的一种典范，所以宋以后学习诗歌创作的人，不是入于唐，就是出于宋，没有其它的。唐宋诗之争实际上最后涉及的问题，就是说宋诗是不是也有它独立存在的价值？ 陈衍实际上是“同光体”宋诗派的在理论上和创作上的一个代表人物，他提出的几点内容对我们后来的宋诗研究都影响很大。

比如说一个观点，就是所谓的“三元说”。“三元说”认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最主要的是“三元”：一个是“开元”。

开元十五年左右，是盛唐诗歌形成的标志，盛唐诗歌形成的标志就是所谓的“声律与风骨兼备”，这是中国诗歌的一个高峰；另外一个是“元和”。“元和”实际指的是中唐，就是白居易、元稹，还有韩愈，还有孟郊，“韩孟诗派”。

有一句话叫“诗到元和体变新”，它出现了很多变化，这种变化对后来的元和诗歌的发展、对后来的宋诗都有影响；宋诗发展的高峰是北宋的元佑时期，就是苏、黄为代表的“元佑”，也就是“三元说”中的第三个“元”。“三元”是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最重要的阶段，在这“三元”当中，“元和”又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陈衍提出的第二点很有影响的观点是，他主张“学人之诗”。唐诗是“诗人之诗”，而宋诗是“学人之诗”，这个“学人”就是学者。

这一点，也是宋代的作家和唐代的作家不一样的地方。我感觉到宋代作家的人文修养、文化修养，甚至包括艺术修养，都高过了唐人，归结到一点，就是宋代诗人的学养是比较丰富的。

我们现在有的人提倡作家的学者化，其实早在宋代作家就已经是学者化了。学者化有好处，也有不好的地方。

不好的地方，就是理性的、理智的东西太强了，这样往往会抹杀掉一些诗意的东西。陈衍看到了这方面，所以他主张诗歌创作，最好是要把“学人之诗”和“诗人之诗”合二为一。

陈衍还有一个观点，也是影响比较大的，就是关于宋诗的精华在什么地方。过去对宋人的评价，都是以苏东坡作为宋诗的代表的。

而苏东坡的主要成绩是他的古体诗，古体诗当中又主要体现为以文为诗——诗歌创作的散文化。所以，更多地认为宋诗写得好的是古体，特别是“七古”，它的精华部分是在那一部分里面。

但是陈衍提出来——他在《宋诗精华录》里面认为，宋诗的精华不在古体诗而在近体诗。根据他的说法，真正能成为宋诗的代表的，最典型的应该是黄庭坚，应该是陈师道。

他的这种观点就认为宋诗的发展如果要说以之为诗，可以说是从欧阳修开始，然后到苏东坡达到顶峰。如果是从近体诗歌的创作来说，应该是宋诗在近体诗创作当中，也自有自己的特色；而自己的特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从王安石开始到黄庭坚完成的。

后来的朱自清、程千帆一直到钱钟书先生，他们对宋诗的看法大体上、总体上可以明显地看出，涤受陈衍的影响。当时和陈衍有一个直接对抗的是柳亚子，柳亚子的南社。

南社就是主张诗学盛唐。实际主张诗歌创作学习唐人并不是从南社开始的，明人学唐有句口号叫“诗必盛唐”，诗歌就是盛唐的好。

另外，有个问题我再提一下，因为涉及宋人是否懂形象思维的问题。对宋诗的讨论，不论是否定也好、肯定也好，基本上都是根据前人对于宋诗的说法来展开的。

严羽《沧浪诗话》当中提到宋诗的时候，他认为（严羽也是宋代的人）本朝人是以文为诗——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那么这三个方面就被认为是宋诗的特征。《沧浪诗话》一个最主要的核心，就是提倡“别材”“别趣”，提倡“妙悟”，提倡“兴趣”。

“妙悟”和“兴趣”，就是指的诗歌创作应该靠直觉，诗歌应该有言有尽而意无穷的韵味，应该有神韵。用这两条来衡量，唐人的诗歌是最符合他这个标准的，所以他提倡要学习唐人，以盛唐为法；而对宋代的诗歌，他讲的“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就是对宋诗的批评。

把严羽对宋诗的批评作为宋诗的特点来看待是否妥当，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