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和宋诗的精神差异
1. 唐诗与宋诗的异同
通常区分唐、宋诗,除了时代概念以外,则还指风格。
风格当然与时代有关,不能几械的用时间段来划开;唐诗从韩孟诗派起下启宋调,而宋朝也有传承唐音者,比如宋初的白体和西昆体。就总体而言,唐宋诗风颇有不同,自宋以后直到近代,我国古典诗歌的风格,一般都没有超出过唐、宋诗这两大类的范围。
《诗词散论·宋诗》中说:“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
这番话说的便是唐、宋诗各自的特色。 举一个例子说明,比如李白的《洞庭湖》(之一):“洞庭西望楚江分,水尽天南不见云。
日落长沙秋色远,不知何处吊湘君。”此诗只是写洞庭西望之所见,信手拈来,毫不着力,读来的确是蕴藉空灵,情在景中,这是以韵胜。
再看黄庭坚的《题郑防画夹》(之一):“惠崇烟雨归雁,坐我潇湘洞庭。欲唤扁舟归去,故人言是丹青。”
这首诗前三句写的是湖中景致及景色之动人,待到诗人欲买舟一游时,方明白并非真景,原来乃是画。前三句的烘托作势,目的全为闪出最后一句,足见颇费匠心,深折透辟,即以意胜。
唐诗重韵致,所以大都情景交融,或情寓景中。又如像李白《望庐山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四句均写景,并无特别深意,然其中洒脱高远,读者自能体会;其美全在情辞。
这便是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所讲的“不涉理路,不落言诠”。 而同是写庐山,苏轼《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便不尽相同,前两句还是写景,但后两句却是议论,不过正因有此议论,更能让人充分领略到庐山的峰回路转。
清人赵翼评论道:“庐山名作如林,若再实做,断难出色。坡公想落天外,巧于以偏师取胜。”
的确,本诗与李白诗相比,意思较为深刻,以气骨见长;但情辞之丰腴则有所不如了。苏轼此诗的意义还不仅于此,读者还可从中领悟到深刻的哲理;而这也是宋诗的特色之一,即富于理趣。
至于富理趣,唐诗中本有,像王维的《酬张少府》“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
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
诗人只是叙事写景,松风山月、解带弹琴,均可资以悟道。最后以不答作答,耐人寻味。
理寓于景,意在言外,这是唐诗说理的特色。 而宋诗说理的特色,则可以照看黄庭坚的《次韵答斌老病起独游乐园二首》(之一):“万事同一机,多虑即禅病。
排闷有新诗,忘蹄出兔径。莲花出淤泥,可见嗔喜性。
小立近幽香,心与晚色静。”相对上一首而言,二诗其实含义相同,但黄诗在写法上较为曲折,说理更加透辟;只不过言尽句中,论到含蓄则有所不如了。
在说理诗上唐、宋诗各有各的特色,写景诗亦然。再如像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北风卷地百草折),虽然极尽描摹之能事,但款款道来,数换韵脚以作停顿,步骤合拍。
宋诗中例苏轼的《百步洪》(长洪斗落生跳波),效仿韩愈《送石处士序》中的比喻手法,一气呵成,使人应接不暇;且中间不换韵脚,大有直下之势。诗的优美与文的流畅兼有,写作技巧可说比岑诗有进步,但不免失之急迫,没有唐诗的雍容之态。
宋诗不仅在章法上,在音调上也一改旧观,多挺拔瘦劲,以黄庭坚诗为代表,与唐诗的浑雅之音迥异。此外,严羽曾指摘黄庭坚和江西诗派“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
实际这也正是宋诗区别于唐诗之处,是宋诗的一大特点。 宋人既求新求变,于是天地万物、嬉笑怒骂皆入文章,独辟蹊径。
而唐诗中香草美人、男女情辞,在宋诗中却很少能见到;这主要是唐末出现并在宋代发展起来的词,其体裁形式适于言情,故宋人的这类情感大多转注到了词中。 唐、宋诗的孰优孰劣历来纷争不止,褒贬取舍因人而异。
宋诗的长处在于技法上较唐诗有所进步,以及题材的扩大,不过文学技巧越是进步,天籁自然越失,难免露出斧凿之痕,失却雍容浑厚之美,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而与此同时,若一味求新求变、求深求险,一但无新意所得,只好留意于字句之间,舍本逐末,便有损诗境,因辞害意。
而宋诗不及唐诗之处也正在于此。 就文学的发展而言,贵独创而不贵拘泥,宋诗人在唐诗已然兴盛至斯的情况下,难以为继;穷则思变,于是开辟新境,涉足唐人未到之处,另创一格与唐诗形成分庭抗礼之势。
元明之后,诗尽管也有所变化,却均越不出这两大派的藩篱。
2. 唐诗与宋诗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诗中有画”是诗词创作的高境界,也是诗词评论中常用的褒扬之辞。
这里的诗中这“画”大体上蕴含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形体,二是色彩。李清照照词《醉花阴》中“人比黄花瘦”之句,以人比黄花,不但有形,而且有色,既描绘了憔悴的面色,又刻划了娇弱的体态。
用黄花的形色作比,把闰中少妇憔悴、娇弱、病态的形象生动地展现在读者眼前。诗人把“形”与“色”统一于一体,创造了浑然一体的诗词画意。
本文试图略去诗词中有关形体的刻划,单纯对其色彩加以品评。这样,一方面可以避免诗词中生动的形体刻划影响我们对色彩的品味,另一方面暂时放置“形体”不论,可以更加深刻地领会诗词中有关色彩描绘的丰富内含和艺术魅力。
一、两类色彩,风格各异。 唐宋时代的诗人十分注意现实生活中的各种色彩,并在作品中把这些色彩生动地表现出来。
他们不像画家那样把色彩直接铺陈在读者面前,而是通过对于色彩的描绘和形容,通过读者的想象,间接地把动人的画面展现在读者的面前。总观诗人笔下描绘和形容色彩的词,大致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用以描绘和形容有明确色相的色彩的词。如:赤、红、橙、蓝、紫、黑、白等。
这类词每一个都表现了明确而固定的色相。不论是单独出现,还是同别的词组成其它语汇,这类词所表现 的色相都有是固定不变的。
无需依靠上下文义来判断。 例如: 1、“飞红万点愁如海。”
(秦观《千秋岁》) 2、“朱门酒肉臭。”(杜甫《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 3、“留取丹心照汗青。”
(文天祥《过零丁洋》) 4、“万紫千红总是春。”(朱熹《春日》) 5、“一行白鹭上青天。”
(杜甫《绝句》) 6、“霜黄碧梧白鹤。”(杜甫《暮归》) 7、“春来江水绿如蓝。”
(白居易《忆江南》) 8、“黑云压城城欲摧。”(李贺《雁门太守行》) 从以上例句可以看出,这类描绘色彩的词不论在什么环境中,其色相不变。
第二类是用以描绘和形容没有固定色相的色彩的词。这类词所描绘的色相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各不相同,要根据上下文意来判断。
如:青、绿、碧、苍、翠等词。 例如: 1、“青”在不同的语境中表现不同的色相。
“一行白鹭上青天。”(杜甫《绝句》)其中青为蓝色;在“客舍青青柳色新”(王维《送元二使安西》)中青为灰蓝色;在“点溪荷叶叠青钱”(杜甫《漫兴》)中青为石绿色;在“山外青山楼外楼”(林升《题临安邸》)中青为灰绿色;而在“朝如青丝暮成雪”(李白《将进酒》)中青则为黑色。
2、“碧”在不同语境中表现的色相也是各不相同。“便引诗情到碧宵”(刘禹锡《秋词》)“孤帆远影碧空尽”(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明月不归沉碧海”(李白《哭晁卿衡》)“闲来钓碧溪上”(李白《行路难》)“万里浮云卷碧山”(李白《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映阶碧草自春色”(杜甫《蜀相》)这些句子中碧空、碧水、碧山、碧草所描绘的色相各异。
碧空描写蔚蓝色的天空;碧水形容澄澈的绿水;碧山指的是翠绿的山峦;碧草即是嫩绿的青草。碧字所描绘的具体色彩,只有品味全诗方可领会。
3、“翠”字在“翠掩重门燕子闲”(郑会《题邸间壁》)中为绿色,而在“燕姬翠黛愁”(杜甫《纳凉晚际遇雨二首》)中则为浓黑色。 4、“苍”在色相的表现上更为宽泛。
“应怜屐齿印苍苔”(叶绍翁《游园不值》)“两鬓苍苍十指黑”(白居易《卖炭翁》)“高标跨苍穹”(杜甫《同诸公登慈恩寺塔》)“日暮苍山远”(刘长卿《逢雪宿芙蓉山主人》)“寒山转苍翠”(王维《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此五句中苍字所表现 的色相各不相同。 总观上述两类词在诗词中的具体运用,会让人明显地感觉出不同的色彩风格。
第一类词表现 了明确色相,产生出一种明快、清爽的色彩效果。准确、鲜明、生动地表现了诗人的独特感受和强烈的激情。
红、黄、橙、蓝、紫等每一个词都浸透了诗人的心绪。第二类词与第一类词相比显得曲折含蓄、耐人寻味。
在苍、翠、青等词汇的运用上,给读者留下了丰富的想象余地。这类词像是寄托了某种弦外之音,造成一种细腻、繁复、微妙的色彩效果,以其丰富的节奏韵律创造了另一种美的境界。
二、两种手法,各显千秋。 唐宋诗人描绘色彩的手法是各不相同的。
如同画家用同样的颜料画出不同风格的作品一样,其手法是丰富多样的。这里把唐宋诗人描绘色彩的典型手法粗略地归纳为两种,并加以简单地分析。
一是对比调合法。这是唐宋诗人运用得最为普遍的一种描绘色彩的手法。
这种手法的最大特点是强调生活中各种色相的个性。根据色相之间的对比程度,我们可以把这种手法归纳为三种不同的类型。
第一种类型:强烈对比,即不同色调的色彩对比。 “千里莺啼绿映红”(杜牧《江南绝句》)中“红”对“绿”,“紫蝶黄蜂俱有情”(李商隐《二月二日》)中“黄”对“紫”‘“一行白鹭上青天”(杜甫《绝句》)中“白”对“青”,这些不同色调的色彩都有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又如“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其中莲叶和天色形成一个绿色的调子,而荷花和落日又形成了红色的调。
3. 唐诗和宋诗的不同特点
唐诗和宋诗,不仅是两个朝代诗歌的总名,而且代表了我国诗歌史上两种诗法和诗歌。
它们不同之处在于:唐诗主言情,即使说理,也多以抒情方式出之;宋诗喜说理,崇尚议论。唐诗多含蓄;宋诗多直露,言尽意亦尽。
唐诗多注重生活感受的直接描写和抒发;宋诗的优秀之作也来自生活,但往往先从理性上把握,然后再选择恰当的形式。所以宋诗即令句句生动具体,总是有某种逻辑思维的潜流贯穿其中,不像唐诗的意境大都以直观形式表现出来。
总之,唐诗总用感性形象来把握现实,宋诗则多借助理性思维来解剖现实;唐诗诗味较浓,宋诗诗味较淡,但却以思想的细致深刻、技巧语言的精益求精弥补之。由于这些原因,宋诗比唐诗好学。
唐诗靠灵感,宋诗靠才学;才学可以通过努力获得,灵感却不能勉强。唐诗靠感性,宋诗靠理性;理性可以深思熟虑获得,而感性(形象思维)却比较难于捕捉。
而且,清代学宋者并不排斥唐诗,往往还由宋窥唐,故用力较易,又不致造成粗犷肤廓之弊。因此,宗宋往往比宗唐获得的成就要大。
4. 唐诗和宋诗创作风格的异同
在中国的诗歌史上,唐诗、宋诗(词)作为两个难以逾越的高峰,灿烂着中国的文化领域,同时,又备受文人们的争议,从诗歌的写作背景,到诗歌的谋篇结构、锤词炼句、修辞用典,都是人们热爱和攻击的目标。
抛开思想观念及出发点的考虑,见仁见智,针对诗歌本身的争论毕竟是有益于诗歌自身发展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张毅先生的《20世纪唐诗宋诗之争》,不仅综合、罗列了别人的观点,更明白无误地摆明了自己的观点,可谓不卑不亢。
愿读者能于其中受益 唐宋诗之争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学唐与宗宋的问题,主要指的是在古典诗歌创作当中是向唐人学习还是向宋人学习。这个问题的争论主要是在古代,特别是宋代就开始了,一直到清代,一直到近代。
这在当时学诗的人当中,是有着很现实的实际意义的。 历代的唐宋诗之争,或者是20世纪的唐宋诗之争,实际上并不存在着说唐诗好不好的问题。
唐宋诗之争实际上涉及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唐以后的古典诗歌宋诗是不是也有存在的必要、也有它存在的价值。从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来看,李白、杜甫、苏东坡、黄庭坚,前两位诗人是唐诗的代表,后两位诗人是宋诗的代表。
实际上,宋诗是唐诗之后中国古典诗歌的另外的一种典范,所以宋以后学习诗歌创作的人,不是入于唐,就是出于宋,没有其它的。唐宋诗之争实际上最后涉及的问题,就是说宋诗是不是也有它独立存在的价值? 陈衍实际上是“同光体”宋诗派的在理论上和创作上的一个代表人物,他提出的几点内容对我们后来的宋诗研究都影响很大。
比如说一个观点,就是所谓的“三元说”。“三元说”认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最主要的是“三元”:一个是“开元”。
开元十五年左右,是盛唐诗歌形成的标志,盛唐诗歌形成的标志就是所谓的“声律与风骨兼备”,这是中国诗歌的一个高峰;另外一个是“元和”。“元和”实际指的是中唐,就是白居易、元稹,还有韩愈,还有孟郊,“韩孟诗派”。
有一句话叫“诗到元和体变新”,它出现了很多变化,这种变化对后来的元和诗歌的发展、对后来的宋诗都有影响;宋诗发展的高峰是北宋的元佑时期,就是苏、黄为代表的“元佑”,也就是“三元说”中的第三个“元”。“三元”是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最重要的阶段,在这“三元”当中,“元和”又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陈衍提出的第二点很有影响的观点是,他主张“学人之诗”。唐诗是“诗人之诗”,而宋诗是“学人之诗”,这个“学人”就是学者。
这一点,也是宋代的作家和唐代的作家不一样的地方。我感觉到宋代作家的人文修养、文化修养,甚至包括艺术修养,都高过了唐人,归结到一点,就是宋代诗人的学养是比较丰富的。
我们现在有的人提倡作家的学者化,其实早在宋代作家就已经是学者化了。学者化有好处,也有不好的地方。
不好的地方,就是理性的、理智的东西太强了,这样往往会抹杀掉一些诗意的东西。陈衍看到了这方面,所以他主张诗歌创作,最好是要把“学人之诗”和“诗人之诗”合二为一。
陈衍还有一个观点,也是影响比较大的,就是关于宋诗的精华在什么地方。过去对宋人的评价,都是以苏东坡作为宋诗的代表的。
而苏东坡的主要成绩是他的古体诗,古体诗当中又主要体现为以文为诗——诗歌创作的散文化。所以,更多地认为宋诗写得好的是古体,特别是“七古”,它的精华部分是在那一部分里面。
但是陈衍提出来——他在《宋诗精华录》里面认为,宋诗的精华不在古体诗而在近体诗。根据他的说法,真正能成为宋诗的代表的,最典型的应该是黄庭坚,应该是陈师道。
他的这种观点就认为宋诗的发展如果要说以之为诗,可以说是从欧阳修开始,然后到苏东坡达到顶峰。如果是从近体诗歌的创作来说,应该是宋诗在近体诗创作当中,也自有自己的特色;而自己的特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从王安石开始到黄庭坚完成的。
后来的朱自清、程千帆一直到钱钟书先生,他们对宋诗的看法大体上、总体上可以明显地看出,涤受陈衍的影响。当时和陈衍有一个直接对抗的是柳亚子,柳亚子的南社。
南社就是主张诗学盛唐。实际主张诗歌创作学习唐人并不是从南社开始的,明人学唐有句口号叫“诗必盛唐”,诗歌就是盛唐的好。
另外,有个问题我再提一下,因为涉及宋人是否懂形象思维的问题。对宋诗的讨论,不论是否定也好、肯定也好,基本上都是根据前人对于宋诗的说法来展开的。
严羽《沧浪诗话》当中提到宋诗的时候,他认为(严羽也是宋代的人)本朝人是以文为诗——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那么这三个方面就被认为是宋诗的特征。《沧浪诗话》一个最主要的核心,就是提倡“别材”“别趣”,提倡“妙悟”,提倡“兴趣”。
“妙悟”和“兴趣”,就是指的诗歌创作应该靠直觉,诗歌应该有言有尽而意无穷的韵味,应该有神韵。用这两条来衡量,唐人的诗歌是最符合他这个标准的,所以他提倡要学习唐人,以盛唐为法;而对宋代的诗歌,他讲的“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就是对宋诗的批评。
把严羽对宋诗的批评作为宋诗的特点来看待是否妥当,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