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为什么说唐诗标志着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峰

中国是一个诗乐的国度，有“大乐与天地同和”的思想。

在中国人思想中，文明的进程、朝代的更替是宇宙节奏的一种呈现，作为人类社会的文化活动也是一种有节奏的运动。中国的诗经、楚辞、汉赋到唐诗、宋词、元曲以至明清文艺就表达了中国文化史一种有节奏的美的运动。

中国的诗经、楚辞、汉赋到唐诗、宋词、元曲以至明清文艺的创作在广义上讲都与音乐有关，在文字上都追求适合吟咏或歌唱的韵律，在内容上体现天地节奏和人类心音。中国从诗经、楚辞、汉赋到唐诗、宋词、元曲以至明清文艺，从内容和形式上既有传承又有自我独立，形成了一部美的乐章，其中“唐诗、宋词、元曲”就是这部乐章中最美妙的音符。

唐诗中运转不息的生命之力和千姿百态的生命节奏；宋词里轻巧尖新的意境美学和缠绵绮靡的人生情感；元曲苍茫寥廊的宇宙意象和风流倜傥的浪子情怀；明清文艺中的色彩斑斓的人世画卷。构成中国文化史中美的旋律。

唐代历史揭开了中国古代最为灿烂夺目的篇章。唐代政治开明，经济繁荣，军事强大，文化自由，中外交流频繁，国力强盛，呈现出一派兴盛的辉煌局面。

自太祖开国，太宗承位，直至玄宗的100多年间，采取了开明的政治，使李唐社会保持了长期的稳定，经济上也得到持续的发展，为文化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促使了唐代文化艺术的全面繁荣。唐代推行以诗取士、以书取士的科举制度，进士科的考试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考诗歌创作，这样诗歌写得好坏直接关系着一个人的政治前途。

以诗取士从制度上带动了整个社会崇尚诗歌的风气，从封建帝王到落泊文人，从达官贵人到引车卖浆之徒，无不以能诗为荣。唐代的皇帝如唐太宗、唐玄宗、唐德宗等自己就是诗歌的热烈爱好者，他们不仅经常自己写诗，而且也常常鼓励别人写诗，并大力提拔能诗者，为诗歌的普及提高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诗歌是构筑唐代文化史高峰的一座巨大丰碑，唐代的诗歌空前繁荣，达到完美的艺术境界，成为大唐王朝时代的文化标志。诗歌是唐代艺术精神的集中点，诗歌不仅表达了诗人的思想感情，而且展现出社会繁荣兴旺、人文精神昂扬蓬勃的大唐气象。

唐代（公元618-907年）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全盛时期，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峰。唐诗是我国优秀的文学遗产之一，也是全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灿烂的明珠。

在唐代三百余年的历史中，诗歌特别繁荣。唐代诗歌体裁多样，风格各异，他们的作品之多、题材之广、内容之丰、技巧之精，都是空前绝后的，流传于后世的诗歌就有四万八千九百多首。

唐代诗歌的繁荣造就了很多伟大的诗人，唐代的诗人特别多，他们有的被后人贴上了“标签”，成为“品牌”，如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佛王维、诗怪李贺等。 唐诗的题材非常广泛，有的描绘祖国河山的秀丽多娇；有的歌颂正义战争，抒发爱国思想；有的抒写个人抱负和遭遇的，表达人生悲欢的；有是从侧面反映当时社会的阶级状况和阶级矛盾，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等等。

总之从自然现象、政治动态、劳动生活、社会风习，直到个人感受，都逃不过诗人敏锐的目光，成为他们写作的题材。在创作方法上，既有现实主义的流派，也有浪漫主义的流派，形成了我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

在形式上有五言和七言、绝句和律诗。唐代还创造了风格特别优美整齐的近体诗，把我国古曲诗歌的音节和谐、文字精炼的艺术特色，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古代抒情诗找到一个最典型的形式。

唐诗美丽，唐诗的最大特点是生机勃然，气象峥嵘，异彩纷呈，犹如春天，万木竞发，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这就是唐代的生气。唐诗是大唐旺盛生命力迸溅的火花，走进唐诗，犹如走进春天的森林，鸟语花香，清芳扑鼻。

唐诗多以丰神情韵见长，字里行间充满一种丰满的、具有青春活力的热情和想象，闪灼着自由和欢乐。 唐诗有着生龙活虎腾踔的节奏，在一气到底而又缠绵往复的旋律之中，有着欣欣向荣的情绪，即使是感叹人生孤独、描写边关征战的诗歌也是流畅、优美、轻快。

唐代诗歌的顶峰是李白，他靠天才的想象，把庄子的飘逸和屈原的瑰丽融而为一，奏出了唐代诗歌艺术的最强音，被称为盛唐之音，达到了中国古代浪漫文学的极峰。唐诗至今还特别为人民所喜闻乐见，到现在在中国还流行"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 "的口头禅，可见中国人对唐诗的热爱。

词，又名近体乐府、琴趣，还被称作诗余、长短句。这许多名称说明词与音乐的密切关系，并与汉乐府、唐诗等有一定的内在联系。

宋之词就是配合新兴乐曲而唱的歌词，是按照某种乐调曲拍之谱填制的歌词。曲调的名称如《菩萨蛮》、《蝶恋花》、《念奴娇》等叫做"词调"或"词牌"，按照词调作词称为"倚声"或"填词"，相当于现代歌曲的歌词。

词是在汉乐府曲调和唐诗格律的基础上加以发展，用五、七言长短参差的句式、变化多端交替迭代的格律和音韵，表达出轻巧尖新或豪放雄阔的意境与缠绵绮靡或慷慨激昂的人生情感。北宋后期词集中反映了中国古代文人心态，成为被之管弦的歌唱文体。

宋词唱法早已失传，现已成为失却"声情"的半璧"哑词"。但读者当时的倚声或后来依谱所填。

2. 唐诗的组成和形成

唐代的诗人特别多.李白、杜甫、白居易是世界闻名的伟大诗人，除他们之外，还有其他无数的诗人，象满天的星斗一般.这些诗人，今天知名的就还有二千三百多人.他们的作品，保存在《全唐诗》中的也还有四万八千九百多首.唐诗的题材非常广泛.有的从侧面反映当时社会的阶级状况和阶级矛盾，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有的歌颂正义战争，抒发爱国思想；有的描绘祖国河山的秀丽多娇；此外，还有抒写个人抱负和遭遇的，有表达儿女爱慕之情的，有诉说朋友交情、人生悲欢的等等.总之从自然现象、政治动态、劳动生活、社会风习，直到个人感受，都逃不过诗人敏锐的目光，成为他们写作的题材.在创作方法上，既有现实主义的流派，也有浪漫主义的流派，而许多伟大的作品，则又是这两种创作方法相结合的典范，形成了我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唐诗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唐代的古体诗，基本上有五言和七言两种.近体诗也有两种，一种叫做绝句，一种叫做律诗.绝句和律诗又各有五言和七言之不同.所以唐诗的基本形式基本上有这样六种：五言古体诗，七言古体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古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宽：一首之中，句数可多可少，篇章可长可短，韵脚可以转换.近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严：一首诗的句数有限定，即绝句四句，律诗八句，每句诗中用字的平仄声，有一定的规律，韵脚不能转换；律诗还要求中间四句成为对仗.古体诗的风格是前代流传下来的，所以又叫古风.近体诗有严整的格律，所以有人又称它为格律诗.唐诗的形式和风格是丰富多彩、推陈出新的.它不仅继承了汉魏民歌、乐府传统，并且大大发展了歌行体的样式；不仅继承了前代的五、七言古诗，并且发展为叙事言情的长篇巨制；不仅扩展了五言、七言形式的运用，还创造了风格特别优美整齐的近体诗.近体诗是当时的新体诗，它的创造和成熟，是唐代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把我国古曲诗歌的音节和谐、文字精炼的艺术特色，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古代抒情诗找到一个最典型的形式，至今还特别为人民所喜闻乐见.但是近体诗中的律诗，由于它有严格的格律的限制，容易使诗的内容受到束缚，不能自由创造和发挥，这是它的长处带来的一个很大的缺陷.。

3. 唐诗繁荣的标志体现在哪些方面

唐诗的繁荣，主要是指诗歌的艺术水平、题材范围、思想内容等，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广度、深度。

提起唐诗的繁荣，人们习惯于标举这e799bee5baa6e79fa5e98193e4b893e5b19e31333363373039一昭然事实：清代康熙年间编辑的《全唐诗》收录作品四万八千九百多首，诗人二千二百多家。其实，仅仅从作品的数量着眼来称道唐诗的繁荣，那只是一种皮相的认识。诚然，如此灿然可观的数量，不失为繁荣的标志之一，但唐诗之所以能在我们古代诗歌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居于显赫地位，成为“一代”之胜，与楚辞、汉赋、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并传不朽，主要原因还不在数量之巨，而在质量之精。若纯以数量论，有唐一代，不到三百年时间，遗留下将近五万首诗歌，比西周至南北朝一千六七百年间遗留下的诗歌多出两三倍以上，固然足堪称羡，但较之清诗，数量上便无优势可占了。清代诗歌作者、作品究竟有多少？由于迄今还没有一部较为完备的清诗总集，无法精确地加以统计，仅《晚晴簃清诗汇》即有作者六千一百多位。据统计，现存清诗专集，当不下于四千种。这意味着清诗的总数不是以万计，而是以数十万计，显然远过于唐诗。但却很少有人称赞清诗的繁荣，其原因便在于清诗的质量不及唐诗远矣！

倘若从质量着眼来审视唐诗的繁荣，我们就会看到，唐诗不仅拥有一支声势浩大的作者队伍，更重要的是这支队伍中名家辈出，巨匠迭现，因而其“精锐”的程度是前代和后世都无与伦比的。中国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李白与杜甫固不待言，即如初唐四杰、陈子昂、孟浩然、王维、高适、岑参、王昌龄、韩愈、孟郊、白居易、元稹、李贺、刘禹锡、柳宗元、杜牧、温庭筠、李商隐、皮日休、杜荀鹤等人，也都取得了后人所企慕的杰出成就。他们“既娴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伍，论宫商则太康不逮”（殷璠《河岳英灵集序》），无论是体制的完备，还是技巧的成熟，无论是意境的高远，还是韵律的精严，无论是揭示生活的深度，还是反映现实的广度，都已达到了殆难后继、不可逾越的地步。鲁迅先生说： “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佛掌心的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 《致杨霁云》），其意大约即是如此。

尤为可贵的是，唐代许多优秀诗人还不断将探求的触角和耕耘的犁头伸向新的未经开拓的领域，努力出以戛戛独造的艺术风貌，让人们听到自己独具音色的高歌。这就必然带来题材、风格和形式的多样化，使诗歌园地里绽满千姿百态、姹紫嫣红的奇葩。以初唐四杰而论，虽然后人一般均相提并论，但细细较之，其风格特征却不尽一致。陆时雍《诗镜总论》已指出： “王勃高华，杨炯深厚，照邻清藻，宾王坦易”。可以认为，司空图正是根据唐代诗人各不雷同的创作实践而概括出颇具美学意义的“二十四诗品”的。正因为题材、风格和形式的多样化，唐诗不仅以其所表现的积极向上的生活理想和精神风貌给后人以感染，而且以其所显示的异彩纷呈的艺术画面和审美情趣给后人以陶冶。当我们在唐诗的苑囿里徜徉时，辄有目不暇接、心驰神往之感。

明代诗论家胡应麟曾经在其代表作《诗薮》中赞叹道： “甚矣，诗之盛于唐也！其体则三、四、五言，六、七杂言，乐府、歌行，近体、绝句，靡弗备矣。其格，则高卑、远近、浓淡、浅深、巨细、精粗、巧拙、强弱，靡弗具矣。其调，则飘逸、浑雄、沉深、博大、绮丽、幽闲、新奇、猥琐，靡弗诣矣。其人，则帝王、将相、朝士、布衣、童子、妇人、缁流、羽客，靡弗预矣。”这正是对唐诗高度繁荣的局面的精当概括。

4. 为什么说唐诗标志着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峰

中国是一个诗乐的国度，有“大乐与天地同和”的思想。

在中国人思想中，文明的进程、朝代的更替是宇宙节奏的一种呈现，作为人类社会的文化活动也是一种有节奏的运动。中国的诗经、楚辞、汉赋到唐诗、宋词、元曲以至明清文艺就表达了中国文化史一种有节奏的美的运动。

中国的诗经、楚辞、汉赋到唐诗、宋词、元曲以至明清文艺的创作在广义上讲都与音乐有关，在文字上都追求适合吟咏或歌唱的韵律，在内容上体现天地节奏和人类心音。中国从诗经、楚辞、汉赋到唐诗、宋词、元曲以至明清文艺，从内容和形式上既有传承又有自我独立，形成了一部美的乐章，其中“唐诗、宋词、元曲”就是这部乐章中最美妙的音符。

唐诗中运转不息的生命之力和千姿百态的生命节奏；宋词里轻巧尖新的意境美学和缠绵绮靡的人生情感；元曲苍茫寥廊的宇宙意象和风流倜傥的浪子情怀；明清文艺中的色彩斑斓的人世画卷。构成中国文化史中美的旋律。

唐代历史揭开了中国古代最为灿烂夺目的篇章。唐代政治开明，经济繁荣，军事强大，文化自由，中外交流频繁，国力强盛，呈现出一派兴盛的辉煌局面。

自太祖开国，太宗承位，直至玄宗的100多年间，采取了开明的政治，使李唐社会保持了长期的稳定，经济上也得到持续的发展，为文化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促使了唐代文化艺术的全面繁荣。唐代推行以诗取士、以书取士的科举制度，进士科的考试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考诗歌创作，这样诗歌写得好坏直接关系着一个人的政治前途。

以诗取士从制度上带动了整个社会崇尚诗歌的风气，从封建帝王到落泊文人，从达官贵人到引车卖浆之徒，无不以能诗为荣。唐代的皇帝如唐太宗、唐玄宗、唐德宗等自己就是诗歌的热烈爱好者，他们不仅经常自己写诗，而且也常常鼓励别人写诗，并大力提拔能诗者，为诗歌的普及提高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诗歌是构筑唐代文化史高峰的一座巨大丰碑，唐代的诗歌空前繁荣，达到完美的艺术境界，成为大唐王朝时代的文化标志。诗歌是唐代艺术精神的集中点，诗歌不仅表达了诗人的思想感情，而且展现出社会繁荣兴旺、人文精神昂扬蓬勃的大唐气象。

唐代（公元618-907年）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全盛时期，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峰。唐诗是我国优秀的文学遗产之一，也是全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灿烂的明珠。

在唐代三百余年的历史中，诗歌特别繁荣。唐代诗歌体裁多样，风格各异，他们的作品之多、题材之广、内容之丰、技巧之精，都是空前绝后的，流传于后世的诗歌就有四万八千九百多首。

唐代诗歌的繁荣造就了很多伟大的诗人，唐代的诗人特别多，他们有的被后人贴上了“标签”，成为“品牌”，如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佛王维、诗怪李贺等。 唐诗的题材非常广泛，有的描绘祖国河山的秀丽多娇；有的歌颂正义战争，抒发爱国思想；有的抒写个人抱负和遭遇的，表达人生悲欢的；有是从侧面反映当时社会的阶级状况和阶级矛盾，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等等。

总之从自然现象、政治动态、劳动生活、社会风习，直到个人感受，都逃不过诗人敏锐的目光，成为他们写作的题材。在创作方法上，既有现实主义的流派，也有浪漫主义的流派，形成了我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

在形式上有五言和七言、绝句和律诗。唐代还创造了风格特别优美整齐的近体诗，把我国古曲诗歌的音节和谐、文字精炼的艺术特色，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古代抒情诗找到一个最典型的形式。

唐诗美丽，唐诗的最大特点是生机勃然，气象峥嵘，异彩纷呈，犹如春天，万木竞发，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这就是唐代的生气。唐诗是大唐旺盛生命力迸溅的火花，走进唐诗，犹如走进春天的森林，鸟语花香，清芳扑鼻。

唐诗多以丰神情韵见长，字里行间充满一种丰满的、具有青春活力的热情和想象，闪灼着自由和欢乐。 唐诗有着生龙活虎腾踔的节奏，在一气到底而又缠绵往复的旋律之中，有着欣欣向荣的情绪，即使是感叹人生孤独、描写边关征战的诗歌也是流畅、优美、轻快。

唐代诗歌的顶峰是李白，他靠天才的想象，把庄子的飘逸和屈原的瑰丽融而为一，奏出了唐代诗歌艺术的最强音，被称为盛唐之音，达到了中国古代浪漫文学的极峰。唐诗至今还特别为人民所喜闻乐见，到现在在中国还流行"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 "的口头禅，可见中国人对唐诗的热爱。

词，又名近体乐府、琴趣，还被称作诗余、长短句。这许多名称说明词与音乐的密切关系，并与汉乐府、唐诗等有一定的内在联系。

宋之词就是配合新兴乐曲而唱的歌词，是按照某种乐调曲拍之谱填制的歌词。曲调的名称如《菩萨蛮》、《蝶恋花》、《念奴娇》等叫做"词调"或"词牌"，按照词调作词称为"倚声"或"填词"，相当于现代歌曲的歌词。

词是在汉乐府曲调和唐诗格律的基础上加以发展，用五、七言长短参差的句式、变化多端交替迭代的格律和音韵，表达出轻巧尖新或豪放雄阔的意境与缠绵绮靡或慷慨激昂的人生情感。北宋后期词集中反映了中国古代文人心态，成为被之管弦的歌唱文体。

宋词唱法早已失传，现已成为失却"声情"的半璧"哑词"。但读者当时的倚声或后来依谱所填。

5. 戴望舒的哪三首诗标志了他的诗歌艺术变化历程

感觉不止三首的样子：雨巷、望舒草、元日祝福、狱中题壁以及我用残破的手掌纵观戴望舒的诗歌创作，大体可分为前、中、后三个阶段。

他的第一部诗集《我的记忆》中，收录的作品大多都是情诗和愁诗。尤其是“旧锦囊”辑中留存的12首诗作，大体都是抒发这种个人哀愁感伤情绪的作品。

如《寒风中闻雀声》、《山行》等；1928年发表于《小说月报》的《雨巷》，标志着诗人在新月派的影响之下由浪漫式抒情向象征式表现的一个转折，戴望舒也因此而赢得了"雨巷诗人"的美誉。 1933年由现代书局出版的《望舒草》表现了作者诗歌艺术的日趋成熟。

此时的诗人生活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使他的精神苦闷而低沉。但诗人不论从艺术上还是心理上都已不再稚嫩，也不再是穿着别人的鞋子走路，而是努力开拓自己的诗歌创作领域，从而形成属于自己的风格。

1937年抗战爆发后，戴望舒的诗歌观念和创作实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决心在敌人的阴霾气候中挣扎，以自己微渺的光亮尽一点照明之责。1939年的元旦，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他写出了《元日祝福》："新的年岁带给我们新的力量/祝福！我们的人民/艰苦的人民/英勇的人民/苦难会带来自由解放"。

1942年，戴望舒被日本侵略军逮捕下狱后，他的个人命运更和祖国的命运交汇在一起，其诗风有了新的变化。《狱中题壁》抒发了诗人为民族解放慷慨赴义的勇气和胸有成竹的信心。

《我用残损的手掌》是诗人在铁牢中唱出的属于"永恒的中国"的悲壮的歌："我把全部的力量运在手掌/贴在上面/寄予爱和一切希望"。

6. 文人五言诗形成的标志

文人的五言诗是东汉才有的，东汉末年，桓、灵二帝时期，五言诗作者有秦嘉、蔡邕、郦炎、赵壹、辛延年、宋子侯等。

此时的五言诗已经较为成熟，是与之前的汉乐府民歌分不开的。当时，影响最显著、艺术成就最出色的则为辛延年的《羽林郎》和宋子侯的《董娇饶》二篇。

《羽林郎》部分诗句如下： 昔有霍家妈，姓冯名子都。依倚将军势，调笑酒家胡。

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垆。长裾连理带，广袖合欢襦。

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两鬓何窈窕，一世良所无！ 这首诗有模拟 《陌上桑》的迹象，也是写了与罗敷一样的坚贞不屈的女性形象，诗中的故事、对话、结构和夸张的描写方法都具有乐府民歌的特色。

东汉末年的五言诗可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展示了那时文人五言诗的最高艺术成就，也标志着东汉文人五言诗成熟的新阶段。

7. 唐诗出现在哪一时期

中国诗歌史上的初唐时期，从公元618年唐朝建立开始，大致延伸至713年玄宗即位时。初唐诗歌本身并没有呈现出统一的风格：它只是结束了漫长的宫廷诗时代，缓慢地过渡到新的盛唐风格。在七世纪所发生的变化中，宫廷诗的传统处于中心。“宫廷诗”在这里特指南朝后期、隋及初唐宫廷的诗。虽然在此前后，宫廷中也作诗，但只有在五世纪后期及六七世纪，宫廷才真正成为中国诗歌活动的中心。在这一时期里，不但作于各种宫廷场合的诗篇在现存集子中占了很大的比例，就是那些写于宫廷外部的诗篇中，鲜明的“宫廷风格”也占了上风。

到了七世纪前半叶，宫廷风格日益变得矫揉造作、刻板严格；强烈的对立潮流得到了发展，或修正宫廷风格，或寻觅替代的诗风。随着诗人们越出宫廷诗所严格控制的题材和场合，诗歌的主题范围开始扩大。此外，宫廷诗严格的修饰技巧对于创作过程的刻板控制也减轻了。通过这些变化，加上其他一些方式，七世纪后期、八世纪初期的诗人在保留旧风格许多优点的同时，迈向了新的自由。

文学自由应该从反面加以定义：必须先有一个标准和惯例的背景，作为诗人超越的对象。从七世纪后期起，宫廷诗的各种惯例所发挥的正是这样一种功用：形成一组能够为较出色的诗人用来表达其自由的诗歌期待。八世纪中叶的诗歌，即盛唐诗，经常被描绘成“直率”、“自然”，然而这些特性从来不是文学的内在本性。盛唐诗歌之所以呈现出这些特性，是由于有七世纪诗歌作为比较的背景。

这本书研究的就是这些标准化的惯例，以及初唐诗人如何突破它们，如何学会利用它们为自己的目标服务。虽然这里的研究局限于初唐诗，但是这些同样的标准化惯例也形成了八九世纪诗歌的隐蔽背景。八九世纪的诗人甚至比初唐后期的诗人更善于运用这些惯例和传统，尽管他们并不喜欢初唐诗。他们赞美作于宫廷诗时代之前的作品，因为那些作品体现了“古风”。然而在具体的实践上，他们依靠的仍然是发展于七世纪的处理法则。

八世纪对初唐诗的偏见持续了一千多年。直至目前，甚至在中国和日本，有关初唐诗的研究论著寥寥无几。现存的论著主要是关于个别诗人或声调格律发展的研究。较大部头的文学史著作通常只限于确认这一时期的重要诗人，及注意初唐诗风与南朝诗风的关系。没有人试图对这一时期进行广泛的、整体的探讨，或追溯此时期在诗歌方面发生的重要变化。

这一研究不得不略去最有意思的两个诗集，即寒山和王梵志的诗，至少是其中写于初唐的部分。这一删略是很可惜的，但却是必要的，因为这两个集子中的作品离开诗歌传统的主流太远，而且在创作日期及作者归属方面呈现出许多问题，如果考虑这些问题，势必会偏离对这一时期实际的文学史问题的讨论。此外，也没有迹象表明他们的作品曾为当时的京城诗人所了解。另一位诗人王绩的作品，表面上看与寒山、王梵志的作品相似，却包括在这部书里，这是由于他的作品表现了对于宫廷诗传统的自觉排斥。我还将刘希夷和张若虚忽略不计，他们的作品准确地说属于八世纪初期，但他们却经常被误认为初唐诗人。

这里需要说明本书正文及译文的一些凡例。由于量度在诗歌中极少被精确运用，所以我随意地以英制不精确地代替汉制，例如将“一里”译成“一英里”。我保留了中国人计算年龄的体制，即婴儿一出生就是一岁。我还把中国的阴历纪年转换成大致的西历纪年，例如景隆三年十二月，准确地说已经进入710年，却仍然称为709年。

与任何试图包括大量资料的著作一样，我不得不保持最低限度的注释。对于诗中的典故成语，只有在对本书的论述有益，或必须了解诗篇的字面意义时，才加以解释。中国诗歌的文本往往是综合性的。如果有现成的校注本，如陈子昂的诗，我通常加以采用。（《文苑英华》所录经常是现存惟一的、最早的原始文本，但其质量众所周知是很粗劣的。在没有其他早期文本的情况下，我用（《文苑英华》的文字校正《全唐诗》，除非《全唐诗》纠正了明显的讹误。我所引用的本文，往往综合了数种原始资料。除非出现特殊的问题，我将不讨论各种异文。为了方便那些需要查找各种早期文本及其他未翻译诗篇的读者，我根据平冈武夫等编纂的《唐代的诗篇》，标出了《全唐诗》的编码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