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古诗发源地在哪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

《诗经》原本叫《诗》，共有诗歌305首（另外还有6篇有题目无内容，即有目无辞，称为笙诗），因此又称「诗三百」。从汉朝起儒家将其奉为经典，因此称为《诗经》。

汉朝毛亨、毛苌曾注释《诗经》，因此又称《毛诗》。 《诗经》中的诗的作者，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

其所涉及的地域，主要是黄河流域，西起山西和甘肃东部，北到河北省西南，东至山东，南及江汉流域。先秦的《诗三百》《诗经》是产生於中国先秦时代的一部古书，但在当时一些文献提到它时，只称它为《诗》或《诗三百》，并未见《诗经》的名称。

称它作《诗三百》，是就它的篇数说的。但若把全书逐篇数一下，实际共有305篇诗，那麽《诗三百》的名称，实际上是就诗篇的约数说的。

从诗到经但后来为什麽又出现了《诗经》这个名称呢？据考察，这名称是从汉代开始的。先秦儒家孔子是个大教育家，对《诗三百》这部诗集非常重视，曾经用它作教材来教学生，又对这部书说过很多评价很高的话。

这样，《诗三百》这部作品，就与孔子关系密切起来。到了汉武帝时代，为了统一思想，便抬高孔子的地位，实行「独尊儒术」的政策，把儒家看作至高无上，於是就把《诗三百》列为儒家的五部经典之一，从此就有了《诗经》这个名称。

2. 古诗发源地在哪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 《诗经》原本叫《诗》，共有诗歌305首（另外还有6篇有题目无内容，即有目无辞，称为笙诗），因此又称「诗三百」。从汉朝起儒家将其奉为经典，因此称为《诗经》。汉朝毛亨、毛苌曾注释《诗经》，因此又称《毛诗》。 《诗经》中的诗的作者，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其所涉及的地域，主要是黄河流域，西起山西和甘肃东部，北到河北省西南，东至山东，南及江汉流域。

先秦的《诗三百》

《诗经》是产生於中国先秦时代的一部古书，但在当时一些文献提到它时，只称它为《诗》或《诗三百》，并未见《诗经》的名称。称它作《诗三百》，是就它的篇数说的。但若把全书逐篇数一下，实际共有305篇诗，那麽《诗三百》的名称，实际上是就诗篇的约数说的。

从诗到经但后来为什麽又出现了《诗经》这个名称呢？据考察，这名称是从汉代开始的。先秦儒家孔子是个大教育家，对《诗三百》这部诗集非常重视，曾经用它作教材来教学生，又对这部书说过很多评价很高的话。这样，《诗三百》这部作品，就与孔子关系密切起来。到了汉武帝时代，为了统一思想，便抬高孔子的地位，实行「独尊儒术」的政策，把儒家看作至高无上，於是就把《诗三百》列为儒家的五部经典之一，从此就有了《诗经》这个名称。

3. “古诗”美在哪里

古诗是古代汉族诗歌的泛称，在时间上指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诗歌作品，从格律上看，古诗可分为古体诗和近体诗。以唐朝为界限，以前诗歌均为古体诗，其后，古体诗渐渐式微，逐渐消亡。古体诗又称古诗或古风；近体诗又称今体诗。从《诗经》到南北朝的庾信，都算是古体诗，但唐代之后的诗歌不一定都算近体诗，具体在于格律声韵之分。

古诗简介

古诗在时间上指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诗歌作品，从格律上看，古诗可分为古体诗和近体诗。以唐朝为界限，以前诗歌均为古体诗，其后，古体诗渐渐式微，逐渐消亡。古体诗又称古诗或古风；近体诗又称今体诗。从《诗经》到南北朝的庾信，都算是古体诗，但唐代之后的诗歌不一定都算近体诗，具体在于格律声韵之分。手法主要为；赋，比，兴。

折叠编辑本段意义

古诗源率逐臣弃妻，朋友阔绝，游子他乡，死生新故之感。或寓言，或显言，或反复言。初无奇辟之思，惊险之句，而西京古诗，皆在其下。”（《说诗语》）晋、宋时，这批“古诗”被奉为五言诗的一种典范。西晋陆机曾逐首逐句地摹仿了其中的12首。东晋陶渊明、宋代鲍照等，都有学习“古诗”手法、风格的《拟古诗》。到了梁代，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更从理论上总结评论了“古诗”的艺术特点和价值，探索了它们的作者、时代及源流，并大体确定它们是汉代作品。同时，萧统《文选》，以及陈代徐陵又从诗歌分类上确定了“古诗”的范围：凡无明确题目的作品，有作者的称“杂诗”，无名氏者为“古诗”。

因此，梁、陈以后，“古诗”已形成一个具有特定涵义的专类名称。它与两汉乐府歌辞并称，专指汉代无名氏所作的五言诗，并且发展为泛指具有“古诗”艺术特点的一种诗体。而便在文学史上占有“古诗”代表作的地位，这一标题也就成为了一个专题名称。

折叠编辑本段概述

郑板桥诗作

古体诗，别称古风，《诗经》中有十五国风，后人引申把诗歌也称为 “风” 。

唐代以前的古诗体是一种不讲究格律，也没有字数句数限制的诗体。唐以后，由于近体诗的产生，诗人为了将古体诗与新兴的格律诗相区别，便有意模仿汉魏六朝古诗的写法，在某些方面加以限定，从而形成了唐代古体诗的固定模式。其结果就是把唐以前完全自由的诗体，变成一种处于格律诗与自由诗之间的半自由诗。

近体诗，又叫今体诗（“近”和“今”都是就唐代而言的），讲求严格的格律。唐代形成的律诗和绝句的通称，句数、字数和平仄、用韵等都有比较严格的规定。

折叠

4. 唐诗出现在哪一时期

中国诗歌史上的初唐时期，从公元618年唐朝建立开始，大致延伸至713年玄宗即位时。初唐诗歌本身并没有呈现出统一的风格：它只是结束了漫长的宫廷诗时代，缓慢地过渡到新的盛唐风格。在七世纪所发生的变化中，宫廷诗的传统处于中心。“宫廷诗”在这里特指南朝后期、隋及初唐宫廷的诗。虽然在此前后，宫廷中也作诗，但只有在五世纪后期及六七世纪，宫廷才真正成为中国诗歌活动的中心。在这一时期里，不但作于各种宫廷场合的诗篇在现存集子中占了很大的比例，就是那些写于宫廷外部的诗篇中，鲜明的“宫廷风格”也占了上风。

到了七世纪前半叶，宫廷风格日益变得矫揉造作、刻板严格；强烈的对立潮流得到了发展，或修正宫廷风格，或寻觅替代的诗风。随着诗人们越出宫廷诗所严格控制的题材和场合，诗歌的主题范围开始扩大。此外，宫廷诗严格的修饰技巧对于创作过程的刻板控制也减轻了。通过这些变化，加上其他一些方式，七世纪后期、八世纪初期的诗人在保留旧风格许多优点的同时，迈向了新的自由。

文学自由应该从反面加以定义：必须先有一个标准和惯例的背景，作为诗人超越的对象。从七世纪后期起，宫廷诗的各种惯例所发挥的正是这样一种功用：形成一组能够为较出色的诗人用来表达其自由的诗歌期待。八世纪中叶的诗歌，即盛唐诗，经常被描绘成“直率”、“自然”，然而这些特性从来不是文学的内在本性。盛唐诗歌之所以呈现出这些特性，是由于有七世纪诗歌作为比较的背景。

这本书研究的就是这些标准化的惯例，以及初唐诗人如何突破它们，如何学会利用它们为自己的目标服务。虽然这里的研究局限于初唐诗，但是这些同样的标准化惯例也形成了八九世纪诗歌的隐蔽背景。八九世纪的诗人甚至比初唐后期的诗人更善于运用这些惯例和传统，尽管他们并不喜欢初唐诗。他们赞美作于宫廷诗时代之前的作品，因为那些作品体现了“古风”。然而在具体的实践上，他们依靠的仍然是发展于七世纪的处理法则。

八世纪对初唐诗的偏见持续了一千多年。直至目前，甚至在中国和日本，有关初唐诗的研究论著寥寥无几。现存的论著主要是关于个别诗人或声调格律发展的研究。较大部头的文学史著作通常只限于确认这一时期的重要诗人，及注意初唐诗风与南朝诗风的关系。没有人试图对这一时期进行广泛的、整体的探讨，或追溯此时期在诗歌方面发生的重要变化。

这一研究不得不略去最有意思的两个诗集，即寒山和王梵志的诗，至少是其中写于初唐的部分。这一删略是很可惜的，但却是必要的，因为这两个集子中的作品离开诗歌传统的主流太远，而且在创作日期及作者归属方面呈现出许多问题，如果考虑这些问题，势必会偏离对这一时期实际的文学史问题的讨论。此外，也没有迹象表明他们的作品曾为当时的京城诗人所了解。另一位诗人王绩的作品，表面上看与寒山、王梵志的作品相似，却包括在这部书里，这是由于他的作品表现了对于宫廷诗传统的自觉排斥。我还将刘希夷和张若虚忽略不计，他们的作品准确地说属于八世纪初期，但他们却经常被误认为初唐诗人。

这里需要说明本书正文及译文的一些凡例。由于量度在诗歌中极少被精确运用，所以我随意地以英制不精确地代替汉制，例如将“一里”译成“一英里”。我保留了中国人计算年龄的体制，即婴儿一出生就是一岁。我还把中国的阴历纪年转换成大致的西历纪年，例如景隆三年十二月，准确地说已经进入710年，却仍然称为709年。

与任何试图包括大量资料的著作一样，我不得不保持最低限度的注释。对于诗中的典故成语，只有在对本书的论述有益，或必须了解诗篇的字面意义时，才加以解释。中国诗歌的文本往往是综合性的。如果有现成的校注本，如陈子昂的诗，我通常加以采用。（《文苑英华》所录经常是现存惟一的、最早的原始文本，但其质量众所周知是很粗劣的。在没有其他早期文本的情况下，我用（《文苑英华》的文字校正《全唐诗》，除非《全唐诗》纠正了明显的讹误。我所引用的本文，往往综合了数种原始资料。除非出现特殊的问题，我将不讨论各种异文。为了方便那些需要查找各种早期文本及其他未翻译诗篇的读者，我根据平冈武夫等编纂的《唐代的诗篇》，标出了《全唐诗》的编码数字。

5. 唐诗宋词美在哪里

唐诗之美，是一种理性的美，沉淀着深邃，积蓄着厚重，凝结着辽远，负载着磅礴，是大漠里的孤烟，是长河里的落日，是客船上难眠的渔火，是山寺里传来的钟声，是海角与天涯的对接，是天长与地久的汇聚，尽管也会有碧落与黄泉的交融。

宋词之美，是一种感性的美，飞扬着轻灵，蹁跹着缠绵，氤氲着温柔，笼盖着细腻，是梧桐上的细雨，是小楼上的东风，是明月光下 闪过的鹊影，是稻花香里流淌的蛙鸣，是云涛与晓雾的相连，是落红与芳草的呓语，尽管也会有乱石与惊涛的交流。

于思想主题而言，唐诗之美，多在于言志；宋词之美，多在于抒情。言志多追求气度，则豁达；抒情多讲究韵味，需细腻。豁达者则多描写让人豁达之人、事、物、景或取豁达之面，细腻者亦同。豁达者多谈理，细腻者易伤情。

6. 唐诗宋词的发源地在什么地方

唐诗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世界上名列前茅的诗歌之国。

唐诗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高峰，是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灿烂夺目的瑰宝。 生活是文学艺术的源泉。

唐诗，是中国历史上较为开放时期的唐代社会生活的文学纪录，是当时中华民族各族人民丰富多采的生活感受和复杂曲折的思想历程的反映，是他们的心理素质、情感幻想、思维方式及其面对经济、生活、边疆战争、羁旅游宦、纯真友谊、缠绵情爱、优美风光时种种精神状态的结晶。 以作者论，上自帝王将相、文武官吏、进士举子，下至商贾伶工、田夫野老、渔父樵子、僧朋道侣、妇女儿童，各种人都喜爱作诗。

以题材论，政治军事、文学历史、边塞风情、田园风光、羁旅行役、宫怨闺情、都市里巷，整个社会生活领域都为之扫描覆盖。以风格论，由不同角度不同深度的现实主义和不同倾向不同色彩的浪漫主义创作，形成了流派纷繁、名家辈出的局面。

或简直，或繁密，或雄浑，或柔婉，或平淡，或富丽，或谨约，或狂放，展现出千姿百态的艺术个性。 以数量论，清代编《全唐诗》录诗近五万首，也只是传存而并非全貌。

明代唐诗研究专家胡震亨就估计起码佚失了一半。以质量论，在当时已是成群；众口流传、国外争购；如鸡林国（即新罗）商人就以重金收购白居易诗歌、今天读者所喜爱的著名唐人绝句，大体上都是当时风靡全国的流行歌曲的歌词。

鲁迅先生甚至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后代文学史研究中，唐诗与宋词、元曲同被列为代表一个历史时期的艺术部类而永远被人们珍视热爱。

宋词 词，是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它始于梁代，形成于唐代而极盛于宋代。

据《旧唐书》上记载；“自开元（唐玄宗年号）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由于音乐的广泛流传；当时的都市里有很多以演唱为生的优伶乐师，根据唱词和音乐拍节配合的需要，创作或改编出一些长短句参差的曲词，这便是最早的词了。

从敦煌曲子词中也能够看出，民间产生的词比出自文人之笔的词要早几十年。 唐代，民间的词大都是反映爱情相思之类的题材，所以它在文人眼里是不登大雅之堂的。

被视为诗余小道。只有注重汲取民歌艺术长处的人，如白居易、刘禹锡等人才写一些词，具有朴素自然的风格，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

以脂粉气浓烈的祟尚浓辞艳句而驰名的温庭筠和五代“花间派”，在词发展史上有一定的位置。而南唐李后主被俘虏之后的词作则开拓一个新的深沉的艺术境界，给后世词客以强烈的感染。

到了宋代，通过柳永和苏轼在创作上的重大突破，词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尽管词在语言上受到了文人诗作的影响，而典雅雕琢的风尚并没有取代其通俗的民间风格。

而词的长短句形式更便于抒发感情，所以“诗盲志，词抒情”的这种说法还是具有一定根据的。 词，大体上可分类为婉约派和豪放派。

婉约派的词，其风格是典雅涪婉、曲尽情态；象柳永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晏殊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晏几道的“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等名句，不愧是情景交融的抒情杰作，艺术上有可取之处。豪放词作是从苏轼开始的。

他把词从娱宾遗兴的天地里解助出来，发展成独立的抒情艺术。山川胜迹、农舍风光、优游放怀、报国壮志，在他手里都成为词的题材，使词从花间月下走向了广阔的社会生活。

从我们今天读者的情趣来看，象“大江东去”之类的豪放派的作品更易于接受。 词大致可分小令（58字以内）、中调（59一90字）和长调（91字以上，最长的词达240字）。

一首词，有的只一段，称为单调；有的分两段，称双调；有的分三段或四段，称三叠或四叠。 词有词牌。

词牌的产生大体有以下几种情况：沿用古代乐府诗题或乐曲名称；如《六州歌头》；取名人诗词句中几个字，如《西江月》；据某一历史人物或典故，如《念奴娇》；还有名家自制的词牌。词发展到后来逐渐和音乐分离，而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

7. 唐诗宋词之最都有哪些

唐诗宋词之最都有这些：

架子最大的人——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出自唐朝杜甫的《饮中八仙歌》。

最长的发——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出自唐代诗人《秋浦歌十七首》。

最深的情——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出自唐代诗人李白的《赠汪伦》。

最高的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出自唐代诗人李白的《望庐山瀑布》。

最高的楼——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出自唐代诗人李白的《夜宿山寺》。

最快的船——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出自唐代诗人李白的《早发白帝城》。

最害羞的人——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出自唐代诗人白居易的《琵琶引》。

最消瘦的人——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出自宋代词人李清照的《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

最痴情的人——衣带解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出自宋代词人柳永的《蝶恋花·柳永》。

最多的愁——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出自南唐词人李煜的《虞美人》。

眼力最差的人——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出自宋代词人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

最深的雪——夜来城外一尺雪，晓架炭车碾冰辙。出自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卖炭翁》。

最穷的人——右手秉遗穗，左臂悬敝筐。出自白居易的《观刈麦》

8. 唐诗的繁荣体现在什么地方

提起唐诗的繁荣，人们习惯于标举这一昭然事实：清代康熙年间编辑的《全唐诗》收录作品四万八千九百多首，诗人二千二百多家。其实，仅仅从作品的数量着眼来称道唐诗的繁荣，那只是一种皮相的认识。诚然，如此灿然可观的数量，不失为繁荣的标志之一，但唐诗之所以能在我们古代诗歌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居于显赫地位，成为“一代”之胜，与楚辞、汉赋、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并传不朽，主要原因还不在数量之巨，而在质量之精。若纯以数量论，有唐一代，不到三百年时间，遗留下将近五万首诗歌，比西周至南北朝一千六七百年间遗留下的诗歌多出两三倍以上，固然足堪称羡，但较之清诗，数量上便无优势可占了。清代诗歌作者、作品究竟有多少？由于迄今还没有一部较为完备的清诗总集，无法精确地加以统计，仅《晚晴簃清诗汇》即有作者六千一百多位。据统计，现存清诗专集，当不下于四千种。这意味着清诗的总数不是以万计，而是以数十万计，显然远过于唐诗。但却很少有人称赞清诗的繁荣，其原因便在于清诗的质量不及唐诗远矣！

倘若从质量着眼来审视唐诗的繁荣，我们就会看到，唐诗不仅拥有一支声势浩大的作者队伍，更重要的是这支队伍中名家辈出，巨匠迭现，因而其“精锐”的程度是前代和后世都无与伦比的。中国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李白与杜甫固不待言，即如初唐四杰、陈子昂、孟浩然、王维、高适、岑参、王昌龄、韩愈、孟郊、白居易、元稹、李贺、刘禹锡、柳宗元、杜牧、温庭筠、李商隐、皮日e79fa5e98193e78988e69d8331333363363462休、杜荀鹤等人，也都取得了后人所企慕的杰出成就。他们“既娴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伍，论宫商则太康不逮”（殷璠《河岳英灵集序》），无论是体制的完备，还是技巧的成熟，无论是意境的高远，还是韵律的精严，无论是揭示生活的深度，还是反映现实的广度，都已达到了殆难后继、不可逾越的地步。鲁迅先生说： “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佛掌心的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 《致杨霁云》），其意大约即是如此。

尤为可贵的是，唐代许多优秀诗人还不断将探求的触角和耕耘的犁头伸向新的未经开拓的领域，努力出以戛戛独造的艺术风貌，让人们听到自己独具音色的高歌。这就必然带来题材、风格和形式的多样化，使诗歌园地里绽满千姿百态、姹紫嫣红的奇葩。以初唐四杰而论，虽然后人一般均相提并论，但细细较之，其风格特征却不尽一致。陆时雍《诗镜总论》已指出： “王勃高华，杨炯深厚，照邻清藻，宾王坦易”。可以认为，司空图正是根据唐代诗人各不雷同的创作实践而概括出颇具美学意义的“二十四诗品”的。正因为题材、风格和形式的多样化，唐诗不仅以其所表现的积极向上的生活理想和精神风貌给后人以感染，而且以其所显示的异彩纷呈的艺术画面和审美情趣给后人以陶冶。当我们在唐诗的苑囿里徜徉时，辄有目不暇接、心驰神往之感。

明代诗论家胡应麟曾经在其代表作《诗薮》中赞叹道： “甚矣，诗之盛于唐也！其体则三、四、五言，六、七杂言，乐府、歌行，近体、绝句，靡弗备矣。其格，则高卑、远近、浓淡、浅深、巨细、精粗、巧拙、强弱，靡弗具矣。其调，则飘逸、浑雄、沉深、博大、绮丽、幽闲、新奇、猥琐，靡弗诣矣。其人，则帝王、将相、朝士、布衣、童子、妇人、缁流、羽客，靡弗预矣。”这正是对唐诗高度繁荣的局面的精当概括。（摘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