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赞美绍兴的诗,并注明作者,出处

边建松： 当代诗歌从来没有地理位置，不只是绍兴，云南的诗人雷平阳要写活云南，但也没有多少地域特色，只能说是他个人特色。

小说可以写好一个地方。鲁迅写了鲁镇，沈从文写了湘西边城，马尔克斯写了马孔多，福克纳写了邮票大的一块地方。

他们笔下的村落、城镇，已经成为一个具体的符号，成为后来者经济创新的动力，切实地造福后人。 但诗歌没有，不是从来没有。

早年的艾青写到自己成长的金华乡村，他的故乡，但这个乡村无论如何不能成为当地人的骄傲。浙江才子潘维写了太湖，氤氲出一派江南气象，希望太湖成为他的安眠之地，但他写的太湖，尤其说是传达了太湖水乡风情，不如说是主观的一个意象而已。

这是因为当代诗歌的抒情特点决定的。 古人诗歌里所涉及的地名，比当代诗歌涉及的地名要敞亮和骄傲。

比如一条剡溪，承载了多少文化含量。 当然，不是没有出现过地名，比如蒋立波诗歌里写过南山，濮波诗歌里写过绍兴的海关钟楼，但这些似乎都不是真正地理意义上的。

所以，严格意义上的彰显绍兴地域风情的诗歌，我以为是不可能出现的。 绍兴诗歌群，只能这样限定：成长经历和绍兴分不开的那一群诗人。

比如骆寒超，比如回地，一直到成年才离开绍兴；而叶想，毕业后一直居住在绍兴。

2. 骆烨的社会评价

骆烨作品评论（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文学评论家骆寒超点评骆烨作品）骆烨的小说集《天堂里的贫民窟》，是青年作家骆烨这几年发表过的小说中精选出来的，这些作品中，有好几篇我以前读过，较熟悉，现在加上未读过的几篇合在一起通读，也就使我有了一个完整的印象，深感到这个二十岁出头、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人真有灵气，对生活的敏感力强，小说语言流畅泼辣，而由此写下的这批作品也的确值得推荐。

集子里的作品大都写得较成熟，而我特别欣赏《偷猎》、《爱我》、《杭州，杭州》、《天堂里的贫民窟》、《江湖远去》、《黑夜，在西湖奔跑》、《你也在寻找》、《问题学生》。可以说：这些作品无论从生活反映的深广程度或者艺术表现的现代色彩，在当下小说创作的格局中，都可以上水平线，有个别的甚至能成为这个格局的标志。

我十分注意骆烨小说的题材选择和典型人物的塑造。一般的青年作家关注的往往只是自己生活周围的内容，骆烨不同，他的小说题材很广泛。

他第一次给我看的是长篇儿童文学《海迪历险记》，这部初试之作虽有点学习《哈利·波特》，大多出于幻想，却也已涉及世纪风云变幻的全球性内容，塑造了一批不同年龄，生活在不同地区中的各类人物。这些人物虽难免有抽象性类型化的稚嫩，不过也反映着骆烨拥抱世界的开阔胸襟。

后来我读了他的第二部长篇《问题学生》，这部作品题材涉及的范围虽然是一个小镇上的中学，但作品中的这个学校并未同社会绝缘，而是和正向现代化转型但骨子里仍保持着中世纪意识、因此有点畸形的小镇社会构成一个生态环境了，而活跃在其中的人物又是远远超越了学校环境中的教师、学生那种单纯性的，更多点社会人的色彩。这一点尤其反映在被称为“问题学生”的“我”的形象塑造上。

这个人物不仅有着向成人转型的精神特质，更有着从学生型转为社会型的过渡期所特有的性格行为复杂性。这两部初试之作显然展示着骆烨已有把笔投向更广阔的社会生活的趋势。

因此，他在以后写的小说中，都以多种行业为题材、各类职业性格为人物塑造的对象了。不错，《杭州，杭州》中的生活题材和主角王留下，《江湖远去》中的小镇生活和主角黑哥，还脱不了骆烨所熟悉的生活，但多数作品却已有所超越了。

其中特别令我吃惊的是他敢于大写都市流浪者。这批由农村流入城市的农民工和在城市底层挣扎了多年的劳役者，他们污秽、卑微的生活内容和单纯、勤劳的性格行为，竟然被骆烨描写得栩栩如生、真切可感。

尤其是在《天堂里的贫民窟》、《你也在寻找》、《黑夜，在西湖奔跑》等作品中有着深刻的表现。骆烨似乎天生地具有拥抱这个五花八门的社会的兴趣。

这种对复杂人世生活超于常态的追求，对一个小说作者来说，既是知识积累的问题，也是社会阅历的问题，而更是一个艺术胸襟的问题。我赞赏骆烨这种对复杂人世生活的爱好，这里面有他复杂中的开阔。

正是这些，为骆烨小说中的生活反映的深广度打下了基础。所谓小说中的生活反映，大致显示为在特定时代氛围映衬下对社会现实生态与人性精神心态的典型概括。

在《问题学生》、《天堂里的贫民窟》等作中，他成功地概括了教育界、民工阶层的现实生态实况。《问题学生》这部作品十分形象地证实：“问题学生”是“问题教育”、“问题学校”、“问题教师”逼出来的；《天堂里的贫民窟》揭示了底层劳役者苦难深重的畸形生活现象。

他们无疑对社会现实的典型概括具有历史穿透力。《偷猎》是浪漫象征的，写的是一个草原上的少年救活一只被狼咬伤的藏羚羊，而正当人兽间有了信任与互爱时，羚羊却被偷猎者夺走了生命，破坏了自然世界的和谐生态。

小说以此来隐喻现实社会中美的遭受毁坏。这是对一个和谐时代的失去而唱出的凄艳挽歌。

《爱我》以汶川大地震造成深重灾难为题材，表现了天灾毁坏和谐生态后以爱来重组生态和谐，骆烨这两篇小说所提供的是：从人性失落又到人性回归。可以认为是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一代中国人以大爱为底蕴的精神造型。

因此这些因了对人性精神的典型概括而具有灵魂净化意味。骆烨正当青春年华，精力旺盛。

随着多部作品的创作，他的艺术表现也在发展传统中探寻现代化出路。如果说中国传统小说艺术主要显示在情节结构的有序性，细节描写的逼真性和人物性格的行动性，那么骆烨倒是在继承上化过一番功夫的。

不妨留意一下《天堂里的贫民窟》中不忍卒读的情节进展，《黑夜，在西湖奔跑》中那非同寻常的偷窃场面的设计，《你也在寻找》中一开头背尸体的细节描写，就可见出。但骆烨却把更多精力放在对西方现代小说表现艺术的吸收上、融化和作自我创新的探索上。

《爱我》中多多那个幽灵人物的设置以及她与还在生命线上挣扎的江南、护理江南的苏洁之间时隐时现的关系的穿插，以及多少有点怪诞神秘的情节设置、结构安排，都能凸现出对大爱精神的隐喻表现。这是有更多的现代色彩的。

《你也在寻找》中，赵武林拣垃圾中因为拣到一只红色高跟鞋而生幻觉，以致于丢失父亲，由此推排下去推出了一连串情节，同身为区长二奶的“美少妇”的情节作了交错的设计，又以“红色。

3. 国学热对我国乃至世界经济的影响有哪些呢

1.国人兴起国学热 一头银发的庞朴教授在讲台上，一边讲，一边用幻灯片打出一张张图片，讲述象形字所折射出的哲学思想与西方也是相通的。

简单汉字中蕴育深邃 这是12月14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国学论坛”首场开讲的一幕。从山东大学专程赶来的庞朴教授的题为《谈“无”说“玄”》首场讲座，让包括夹道上席地而坐的听众们听得津津有味。

从甲骨文到竹帛字，他通过造字的初意讲述中国古代哲学中最难的命题———“有”和“无”。演讲中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

庞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科学文化发展史》国际编委会中国代表、国际简帛研究中心主任，他也是人大国学院专家委员会委员。 离讲座开始还有半个多小时，可容纳400多人的中国人民大学逸夫楼报告厅已经座无虚席。

除来自人大国学院的全体师生，还有闻讯而至的人大其他专业、北京其他高校的学生和社会人士。整个报告厅连后面走廊和过道中都挤满了听众，很多人站着听完了全场。

讲座一直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当庞先生走下讲台时，全场的掌声持续了半分多钟。

“没想到‘无’字这么简单的一个字，竟蕴含着这么深邃的哲学思想。”外国语学院的李慕对记者说，这次讲座让她对中国文化有了新的认识。

作为人大国学院的新生，段真子的体会就更深了。她说，“这个‘无’的概念对她作研究和做人都很有启发，一件事情，你没有看到并不代表它是不存在的。

回去我还得好好消化一下。” 国学既要研究也要普及 人大国学院“国学论坛”的所有讲座是免费向社会开放的，这让60多岁的张老先生分外高兴。

已经退休的张老先生家住北京西四环，他从网上得知了讲座的信息后，特意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赶来。“以后有这样的讲座我还会来”，他对记者说。

“要加大国学普及的社会化。学习国学，学习祖先留下的精粹不仅仅是大学生的事情。

应该让更多社会上的人来接触，并发扬光大。” “国学教育既要有系统而精深的专业化研究，也要有面向社会大众的常识性教育。

人大国学院不仅仅要培养一批有志于国学研究的精英，而且要为普及国学基本知识尽一份责任和义务。”人大校长纪宝成表示。

“要从先秦两汉一直讲到清末，为社会塑造一种浓郁的学术氛围。”国学院院长、81岁高龄的著名红学家冯其庸透露：“今后国学院还将陆续推出系列国学讲座，如思想史讲座、古典诗词讲座、简帛学讲座、西域学讲座、红学讲座等。”

“国学可以增加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它就像凝聚剂，可以增强国家的凝聚力。”庞朴说。

国学热是一种必然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是今年10月揭牌的。从人大遴选的58名学生成为国学院的第一批学生。

他们将接受为期6年的本硕连读。学院副院长袁济喜教授介绍说，国学班的课程，重点以国学为主，此外还将开设西域学、敦煌学、汉画、简帛学等。

这是近年来在中国兴起的“接续文脉，重振国学”的一个缩影。 ———2002年4月6日，由中华孔子学会会长、国学大师张岱年老先生题写馆名的“安定门国学馆”在北京孔庙正式开馆。

38名4至6岁的学前儿童身穿唐装，开始了人生的第一堂国学启蒙课。 ———2002年9月开始，山东济南市大明湖路小学的学生们每周多了一节校本课程———国学。

该学校把国学编为12册校本课程教材，对各年级学生循序渐进地进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每天的早自习和课前5分钟，校园内便会回荡起朗朗的国学诵读声。

———2005年10月29日，苏州“菊斋私塾”正式开课，私塾教学内容主要是经学、韵文、古乐、书画、茶道等，目的则在于弘扬国学，培养儿童的古典文化底蕴和优雅情怀。 ———2005年11月19日，北大哲学系“乾元国学教室”正式开课。

40多位来自企业界、银行界的成功人士开始为期一年的国学精粹学习，课程包括《四书》、《道德经》、《庄子》、《周易》等。此外，在沈阳、兰州等地，“古文鉴赏”、“中国传统文化”、“国学精粹讲坛”等类似讲座，已逐渐形成一股热浪。

“国学热的兴起是一种必然，这是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对中国文化的一种回归。”中国消费力经济研究院院长应光荣对记者说。

2.国学热是文化寻根还是时髦游戏 尽管“国学式微”一说由来已久，可最近在都市里，“国学”被提到的频率却越来越多：有少儿国学吟诵班，有国学讲座，有手机国学，甚至有年轻人穿着汉服走上街头、公园。 到6月初，杭州联邦教育大家艺校向市民推出的首个免费国学班即将结束。

从4月初推出以来，在一个月内，有1000多人报名，学员们学得热火朝天。鉴于大家对国学班的热情，该校正在酝酿推出“淑女堂”。

目前，报名还没开始，咨询电话已是络绎不绝。 “国学”两个字突然成为了时尚话题，一句句智慧、深邃的国学警句甚至可以成为年轻人“酷”的表现。

抛开了厚重的国学原典，国学以时尚的名义，轻轻松松地走入当下生活。 杭州真的掀起国学热，还是热闹背后的国学已经偏离了原来的方向？都市里的年轻人为什么在吃惯了快餐文化之后，又开始追捧国学？记者做了一番调查。

国学热是文化寻根 还是时髦游戏 杭州一国学班引来千余人报名 调查问题：国学真的。

4. 画蛇添足的诗歌

蛇我的寂寞是一条长蛇，静静地没有言语。

你万一梦到它时，千万呵，不要悚惧。它是我忠诚的侣伴，心里害着热烈的相思；它想那茂密的草原——你头上的、浓郁的乌丝。

它月光一般的轻轻地从你那儿轻轻走过；它把你的梦境衔了来，象一只绯红的花朵。冯至曾在《自选琐记》中说过：“我在晚唐诗、宋词、德国浪漫派诗人的影响下写抒情诗和叙事诗。”

这种影响在《蛇》里就明显地烙印着：那种绵绵细诉的哀婉腔调就来自晚唐诗和宋词，而选取如此奇绝，反丑为美的蛇的意象所透视的幽玄神秘色彩，却正是来自德国浪漫派。蛇，也从侧面反映出抒情主人公冷漠、平寂的外表下那一颗渴望生活美好、幸福的热烈的心。

冯至一走上诗坛便带来了独特的诗艺。1927年，他的第一部诗集《昨日之歌》出版，便在诗坛引起很大反响。

鲁迅曾赞誉冯至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1]《昨日之歌》所收入的是诗人1921-1926年间的早期诗作，分上下两卷，上卷为抒情诗，下卷为叙事诗。

在这些诗歌里，诗人哀婉地吟咏着爱情、寂寞、苦闷和忧郁，“诗里抒写的是狭窄的情感、个人的哀愁”和“五四以后一部分青年人的苦闷”。[2]《蛇》便是冯至早期最优秀的代表作之一。

在该诗中，诗人婉约地咏歌着怯懦而寂寞的爱情。这首诗自发表以来，一直受到评论者的好评。

有的学者从诗歌构思的角度对之进行评价，认为它构思精巧，把蛇的“乡思”化为人的“相思”，把蛇怀念不已的“茂密的草原”点化为人所缅怀的“头上的浓郁的乌丝”。[3]有的学者从“蛇”这一意象入手进行分析，认为冯至把热恋中的“我”的寂寞比作“一条长蛇”，冰冷无言，令人悚惧。

这个大胆的意象本身，就有现代诗人的超前性；后面关于蛇衔来梦境像衔来一只绯红的花朵的奇想，更冲去了浓重的感情色彩，具有了明显的理智性的特征，这种美学追求的智性特点有点波特莱尔的影子。[4]有的评论者则认为，此诗的成功源于诗人青年时期对“寂寞”有深切的感受，因而就得到了一个奇异的比喻：寂寞“冰冷地没有言语”，像一条蛇。

[5]种种说法，不一而足。但我认为，总的说来，这些评论还停留在文本的浅层次上，还没有深入到文本的文化、心理层面。

因此，我将在这里对这首诗进行重新的解读，以期获得一种新的发现。让我们先来分析诗中的意象“蛇”和“花朵”。

也许人们会认为，这仅仅是诗人为了表达他的“寂寞”与“相思”之情而找到的“客观对应物”。其实不尽然，我在这里要探讨的是，“蛇”和“花朵”这些意象的文化含义。

根据文化人类学者的考察，在原始社会，人类始则崇拜女性生殖器，注意其构造，寻找其象征物，继则崇拜男性生殖器，注意其构造，寻找其象征物，又进而运用文化手段给予写实式的再现和抽象化的表现，包括再现和表现男女结合的情景。例如，印度先民以莲花象征女阴，以颈屏膨起的眼镜蛇象征男根。

[6]那么，冯至在该诗中同时使用的“蛇”和“花朵”这两个意象，是否具有生殖崇拜的文化涵义呢？我想我们并不能如此草率地先下结论。关于蛇，在《圣经》里也提到过。

不过，在那里，蛇是一个引诱女人堕落的坏蛋。如果读者有兴趣的话，不妨让我们来温习一下这个古老的宗教故事：上帝创造亚当后，又从亚当身上取出一根肋骨创造了夏娃。

他们二人生活在伊甸园中。上帝吩咐他们，伊甸园里的所有东西都可以吃，只有善恶树上的果子不能摸，也不能吃，吃了必死。

蛇唆使夏娃说，那善恶果，鲜美异常，而且吃了它，人就会心明眼亮，知善恶，辨真假，跟上帝一样聪明。夏娃禁不住诱惑，便果真吃了一个，感觉味道很好。

她便又劝亚当也吃了一个。他们吃后便心明眼亮了。

后来上帝知道了，便惩罚他们，让蛇变成现在的样子，在地上爬行，让夏娃要经受分娩之苦，让亚当要承受劳动和养家之累，然后将亚当和夏娃逐出了伊甸园。[7]根据宗教教义，这么一个故事是旨在告诫人类：每个人来到世上都带有“原罪”，因此应该虔诚地信奉基督，以期赎罪。

但如果我们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对其进行仔细的分析，我们就会得到一个令人惊讶的新的文本。据赵国华先生分析，希伯来人的先民以植物象征女阴，果子也是女阴的象征物之一。

伊甸园中的“生命树”、“善恶树”以及树上的“善恶果”，都是女阴象征物的神奇化和神圣化（古希腊神话中的金苹果也有这种意味）。希伯来人的先民又以蛇和鸟象征男根。

伊甸园中的蛇有一双漂亮的翅膀，能在空中飞行，具有鸟的特征，是蛇和鸟这两种男根象征物的合体和神异化。[8]如果我们承认上述分析不是无稽之谈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对这则“始祖犯罪”的宗教故事进行还原：夏娃和亚当偷吃了善恶果，其实就是他们违背上帝的意愿发生了性关系（我们现在仍用偷吃“禁果”来隐喻男女青年发生婚前性行为）。

上帝之所以驱逐他们，是因为上帝创造了人类进而想统治人类。而亚当夏娃两性结合，就能繁衍后代，上帝的威严受到挑战，所以要将他们逐出伊甸园。

或许有人会对此推断提出质疑：如果按照以上的分析，应该是象征男根的“蛇”吃了象征女阴的“果”，这才隐喻两性结合，而亚当夏娃吃了“善恶果”怎能断。

5. 画蛇添足的诗歌

蛇我的寂寞是一条长蛇，静静地没有言语。

你万一梦到它时，千万呵，不要悚惧。它是我忠诚的侣伴，心里害着热烈的相思；它想那茂密的草原——你头上的、浓郁的乌丝。

它月光一般的轻轻地从你那儿轻轻走过；它把你的梦境衔了来，象一只绯红的花朵。冯至曾在《自选琐记》中说过：“我在晚唐诗、宋词、德国浪漫派诗人的影响下写抒情诗和叙事诗。”

这种影响在《蛇》里就明显地烙印着：那种绵绵细诉的哀婉腔调就来自晚唐诗和宋词，而选取如此奇绝，反丑为美的蛇的意象所透视的幽玄神秘色彩，却正是来自德国浪漫派。蛇，也从侧面反映出抒情主人公冷漠、平寂的外表下那一颗渴望生活美好、幸福的热烈的心。

冯至一走上诗坛便带来了独特的诗艺。1927年，他的第一部诗集《昨日之歌》出版，便在诗坛引起很大反响。

鲁迅曾赞誉冯至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1]《昨日之歌》所收入的是诗人1921-1926年间的早期诗作，分上下两卷，上卷为抒情诗，下卷为叙事诗。

在这些诗歌里，诗人哀婉地吟咏着爱情、寂寞、苦闷和忧郁，“诗里抒写的是狭窄的情感、个人的哀愁”和“五四以后一部分青年人的苦闷”。[2]《蛇》便是冯至早期最优秀的代表作之一。

在该诗中，诗人婉约地咏歌着怯懦而寂寞的爱情。这首诗自发表以来，一直受到评论者的好评。

有的学者从诗歌构思的角度对之进行评价，认为它构思精巧，把蛇的“乡思”化为人的“相思”，把蛇怀念不已的“茂密的草原”点化为人所缅怀的“头上的浓郁的乌丝”。[3]有的学者从“蛇”这一意象入手进行分析，认为冯至把热恋中的“我”的寂寞比作“一条长蛇”，冰冷无言，令人悚惧。

这个大胆的意象本身，就有现代诗人的超前性；后面关于蛇衔来梦境像衔来一只绯红的花朵的奇想，更冲去了浓重的感情色彩，具有了明显的理智性的特征，这种美学追求的智性特点有点波特莱尔的影子。[4]有的评论者则认为，此诗的成功源于诗人青年时期对“寂寞”有深切的感受，因而就得到了一个奇异的比喻：寂寞“冰冷地没有言语”，像一条蛇。

[5]种种说法，不一而足。但我认为，总的说来，这些评论还停留在文本的浅层次上，还没有深入到文本的文化、心理层面。

因此，我将在这里对这首诗进行重新的解读，以期获得一种新的发现。让我们先来分析诗中的意象“蛇”和“花朵”。

也许人们会认为，这仅仅是诗人为了表达他的“寂寞”与“相思”之情而找到的“客观对应物”。其实不尽然，我在这里要探讨的是，“蛇”和“花朵”这些意象的文化含义。

根据文化人类学者的考察，在原始社会，人类始则崇拜女性生殖器，注意其构造，寻找其象征物，继则崇拜男性生殖器，注意其构造，寻找其象征物，又进而运用文化手段给予写实式的再现和抽象化的表现，包括再现和表现男女结合的情景。例如，印度先民以莲花象征女阴，以颈屏膨起的眼镜蛇象征男根。

[6]那么，冯至在该诗中同时使用的“蛇”和“花朵”这两个意象，是否具有生殖崇拜的文化涵义呢？我想我们并不能如此草率地先下结论。关于蛇，在《圣经》里也提到过。

不过，在那里，蛇是一个引诱女人堕落的坏蛋。如果读者有兴趣的话，不妨让我们来温习一下这个古老的宗教故事：上帝创造亚当后，又从亚当身上取出一根肋骨创造了夏娃。

他们二人生活在伊甸园中。上帝吩咐他们，伊甸园里的所有东西都可以吃，只有善恶树上的果子不能摸，也不能吃，吃了必死。

蛇唆使夏娃说，那善恶果，鲜美异常，而且吃了它，人就会心明眼亮，知善恶，辨真假，跟上帝一样聪明。夏娃禁不住诱惑，便果真吃了一个，感觉味道很好。

她便又劝亚当也吃了一个。他们吃后便心明眼亮了。

后来上帝知道了，便惩罚他们，让蛇变成现在的样子，在地上爬行，让夏娃要经受分娩之苦，让亚当要承受劳动和养家之累，然后将亚当和夏娃逐出了伊甸园。[7]根据宗教教义，这么一个故事是旨在告诫人类：每个人来到世上都带有“原罪”，因此应该虔诚地信奉基督，以期赎罪。

但如果我们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对其进行仔细的分析，我们就会得到一个令人惊讶的新的文本。据赵国华先生分析，希伯来人的先民以植物象征女阴，果子也是女阴的象征物之一。

伊甸园中的“生命树”、“善恶树”以及树上的“善恶果”，都是女阴象征物的神奇化和神圣化（古希腊神话中的金苹果也有这种意味）。希伯来人的先民又以蛇和鸟象征男根。

伊甸园中的蛇有一双漂亮的翅膀，能在空中飞行，具有鸟的特征，是蛇和鸟这两种男根象征物的合体和神异化。[8]如果我们承认上述分析不是无稽之谈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对这则“始祖犯罪”的宗教故事进行还原：夏娃和亚当偷吃了善恶果，其实就是他们违背上帝的意愿发生了性关系（我们现在仍用偷吃“禁果”来隐喻男女青年发生婚前性行为）。

上帝之所以驱逐他们，是因为上帝创造了人类进而想统治人类。而亚当夏娃两性结合，就能繁衍后代，上帝的威严受到挑战，所以要将他们逐出伊甸园。

或许有人会对此推断提出质疑：如果按照以上的分析，应该是象征男根的“蛇”吃了象征女阴的“果”，这才隐喻两性结合，而亚当夏娃吃了“善恶果”怎能断。

6. 好诗歌应该 是什么样子

“好诗歌应该是什么样子？”4月24日，由金华市作家协会、《诗探索》、《文学港》、《星河》、《诗江南》主办的第二届“中国好诗歌”新诗创作论坛在东阳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近百名诗人、专家参加了研讨。

《诗探索》杂志主编、朦胧派代表诗人之一的林莽回顾了上世纪80年代中国诗坛风起云涌的火热情景，表达了对当下诗歌热的欣喜之情。他同时认为，当下中国诗歌虽然开始复热，但公认的好诗不多，有影响力的诗人也不多。“中国好诗歌”这个创意很好，网络时代通讯快捷，交流广泛，不管是诗人还是写作者，都遇上了一个好时代。

柯平是中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诗坛创作和评论的风云人物之一。现在喜欢诗歌的人那么多，他很欣慰。柯平建议，诗坛的眼光不要只盯住名家，应更多关注民间诗歌。至于什么是好诗歌，标准很难定。正如欣赏女性一样，容貌第一印象固然重要，内在的美应该更重要。诗歌也是这样，好的诗歌，重在内涵。好诗的第一个标准要有与众不同的、出色的东西，比如令人佩服的想象力、比喻，自己独特的语言等；第二个标准是要有思想性，能让人产生思考，能给心灵和思想带来启迪。诗歌是丰富的，现在因为诗歌的短小，可以在微信和手机上不断地被快速传播，阅读量不断被刷新，这不是一本杂志能比的。所以说，目前的时代是诗歌应该繁荣的时代。

《星河》诗刊主编、诗歌评论家骆寒超认为，好诗应在语言运用上追求反语法、修辞、逻辑，完成一种直觉语言。意象化、节奏感、结构美都是好诗应该追求的目标。诗歌翻译家董继平则从诗歌翻译的角度，谈到要写出好诗歌，诗人的视野要开阔，要学会从外国优秀诗人诗作中汲取营养。诗人冰释之认为，好诗靠好句流传，好句靠好的思维支撑。不断读诗，比读小说、读散文更能锻炼思维。他以普希金为例，说明了好诗歌能提升民族语言。正是普希金的诗歌，引领不入流的俄语走向精致化。

《江南诗》执行主编、诗人谢鲁渤用通俗的语言谈了自己对好诗的评判标准：如果一首诗，让人读完后想跟人说说，那就是好诗；如果一首诗，让人读完后，想跟所有的人说说，那绝对是优秀的诗。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刘福春、诗歌评论家郭吟也参与了论坛。

当晚与会诗人还举行了诗歌朗诵会，现场气氛热烈，诗人们的朗诵赢得了阵阵热烈的掌声。

7. 格律体新诗的简介

从“五四”至今，格律体新诗经历了四个阶段，即：1。

酝酿期——“五四”到1925年，探索者包括郭沫若、刘半农、刘大白、宗白华等诗人；2。建设期——1926到1931年， 闻一多发表被后人称为新格律诗理论奠基石的《诗的格律》，明确提出新诗应有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建筑的美“三美”主张。

由于闻一多、徐志摩、朱湘、陈梦家、饶孟侃、孙大雨、刘梦苇等新月派诗人的大力推崇和努力实践，新格律诗创研局面一度繁荣；3。潜伏期——1932年到1976年，创作新格律诗的高潮虽已过去，但仍有不少诗人如何其芳、卞之琳、林庚、袁水拍、袁可嘉、臧克家、王亚平、余冠英、邹绛、鲁藜、阮章竞、绿原、屠岸、公木等坚持创作格律体新诗，并在理论上进行探索；4。

新时期——1976年后，宽松的政治环境和改革开放的国策，有力地推动了新格律诗创研事业的历史性复兴。1980年1月，《诗刊》发表了林子的十四行组诗，稍后，花城等出版社推出了唐湜的《海陵王》和《幻美之旅》、林子的《给他》、屠岸的《屠岸十四行诗》等新格律诗集。

1993年9月，新文学史上第一家以倡导现代格律诗为宗旨的文学社团——中国现代格律诗学会注册成立，公木任名誉会长，于公平任名誉顾问，艾青、卞之琳、李瑛、张志民、吴松营、吴奔星、杨子敏、林祖基、贺敬之、徐迟、屠岸、臧克家等任顾问，胡建雄任会长，黄淮任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腾励任副秘书长，首届理事会由袁忠岳、桑恒昌、丁芒、于宗信、吕进、毛翰、万龙生、鲁德俊、骆寒超、潘颂德、丁鲁等近300名成员组成，于1994年10月23日至25日在北京雅园宾馆召开第一届年会（即“雅园诗会”），60余位诗人、诗评家、学者到会，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并倡议建立中华诗塔与中华诗书画博物院。会上，还发行了会刊《现代格律诗坛》，该刊以书籍的形式出版，丁元担任社长，黄淮、周仲器担任主编，思宇担任副主编，至今已经出版9卷。

新世纪以来，随着网络交流平台的出现和《世界汉诗》、《诗歌与音乐》、《格律体新诗》、《东方诗风》等发表阵地的应时诞生，又涌现出了沈用大、程文、许霆、孙则鸣、王端诚、晓曲、李长空、周拥军、严希、齐云、刘年、宋煜姝、王世忠、张先锋、刘聪美等一大批格律体新诗创研实践者，他们同格律体新诗前辈们一起，明确反对诗歌与现实、与大众、与传统隔绝，强调诗歌要贴近现实、语言晓畅、注重音乐美、兼顾形式美，编选出版了《中国现代格律诗选萃》、《中国现代格律诗大观》、《新世纪格律体新诗选》、《2006年格律体新诗选》等作品选集及《点之歌——黄淮新格律诗选》（黄淮/著）、《秋琴集》（王端成/著）、《梦中家园》（李长空/著）、《八行、十四行诗百首》（万龙生/著）、《我的诗》（严希/著）、《齐云新诗选》（齐云/著）、《秋水涟滟格律体新诗选集》（王世忠/著）、《香生格律诗集》（张先锋/著）等格律体新诗专著，发表了《新诗：诗体重建》（吕进/著）、《汉语新诗格律概论》（孙逐明/著）、《格律体新诗论纲》（万龙生/著）、《汉语新诗格律学》（程文/著）、《新诗格律与格律体新诗研究》（许霆/著）、《简论中国格律体新诗的先锋性》（晓曲/著）、《论格律体新诗的艺术属性》（周拥军/著）、《论格律体新诗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李长空/著）等大量格律体新诗诗学论文。关于“格律体新诗”名称由来：“格律体新诗”名称最迟在上世纪80年代即已出世，《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编发了陈良运的《试议格律体新诗发展前途》论文 ，《文艺争鸣》1992年第5期也编发了孙大雨的《格律体新诗的起源》一文 。

由于某种原因，其时这个诗体并未受到广泛关注，以至于不为诗界所熟知。2005年，万龙生赴合肥出席“古典新诗苑”（“东方诗风”的前身）举办的诗会，他在诗会上提出“新格律诗”、“现代格律诗”命名不够准确，易与现（当）代人写的旧体格律诗混淆，建议沿用“格律体新诗”名称。

对此，“东方诗风”论坛首先响应，并得到“中国格律体新诗网”会员的认同。但是，该提议并未成为新格律诗界的广泛共识，“新格律诗”、“现代格律诗”诸名称依然活跃在传统及网络诗坛，并诞生了“韵律新诗”等诗体新名称，一时间各诗体名称异彩纷呈，分外热闹，但都奉闻一多先生的《诗的格律》为理论奠基石。

格律体新诗的基本体式有三种：即整齐对称式、参差对称式和复合对称式。其中，整齐对称式又包括三种基本形式：朗诵型整齐式（全为两字尾收句的朗诵句）、吟诵型整齐式（全为三字尾收句的吟诵句）和混诵型整齐式（朗诵句和吟诵句混合使用）；参差对称式又包括四种基本形式：开放型参差式（句式先短后长）、收缩型参差式（句式先长后短）、凸型参差式（句式首尾短中间长）和凹型参差式（句式首尾长中间短）；复合对称式又包括三种基本形式：变步整齐复合式（全部为整齐式，只改变步数的复合式）、变型参差复合式（参差式里的四种诗式相互组合的复合式）和整齐参差复合式（整齐式和参差式的复合式）。

并能根据上述三种基本形式创作出无限多样的具体形式，亦即一诗一体。2007年。

8. 我参加了中外诗歌散文创作大赛,获二等奖,还要交会费报名费三四千

守住梦想，守住人生的翅膀 守住梦想，守住心上的阳光 不为一朵乌云放弃蓝天 不为一次沉船放弃海洋 荒漠中守住一方绿洲 风暴里守住一片明朗 守住一句承诺 守住久别的造访 守住一封远方的信 守住爱的目光 守住鲜花的呼唤 守住明天的太阳 纵有严寒，守住梦想的花 也会在冰天雪地里开放 纵有险关，守住梦想的江 也会浩浩荡荡地奔向远方 守住梦想，守住不谢的花季 守住梦想，守住迷人的远航 ——《守住梦想》这是一个守住梦想的人。

面对无数荣誉，他从不在乎；面对无数工作，他从不厌倦；面势头追求诗化人生，守对无数困难，他从不退却。轻世俗之所重，重世俗之所轻，住了不谢的花季，守住了迷人的远航。

这就是中国诗学研究中心的吕进教授。 “吕进，以他对中国古典与现、当代诗歌诗论的广识，以他对世界诗史与著名诗歌理论的博知，以他对哲学、心理学、创造思维学的理会，以他敏锐的领悟、独立的思考，以他虽不算多却深有体味的创作经验，呕心沥血，运筹帷幄，终于为中国现代诗学创造了一个新的颇是完整的理论体系。

这种理论体系集中地体现在它一本本著作基础上完成的力作：《中国现代诗学》，也体现在这本《选集》里。”这是著名诗人阿红为《吕进诗论选》写的序文中的一段话。

这段精妙的论述，道出了吕进诗学的来龙去脉及其辐射的学科领域；也道出了吕先生在现代诗学的传承和发展上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一朵小花也会幻化出梦的故事一泓小溪也会掀起诗的波澜 在诗歌界与诗学界，吕进主要是以一位诗论家的身份出现的。

从《新诗的创作与鉴赏》到《中国现代诗学》，从《给新诗爱好者》到《一得诗话》，从《新诗文体学》到《吕进诗论选》，从《对话与重建》到《现代诗歌文体论》，从《外国名诗鉴赏辞典》到《爱我中华诗歌鉴赏》……吕进的诗学著作和他主编的诗选、诗歌鉴赏著作，得到了诸多读者、专家的好评。但多数人并不知道他和缪斯的缘分，这还得追溯到小学时代。

那时，《少年报》、《红领巾》杂志成了他最初的梦。吕先生说那是在20世纪50年代，电话还是绝大多数人不敢问津的奢侈品，更没有E-mail，投稿者与编辑部的联系全靠邮件往返。

只要是投稿，只需在信封右上方剪去一角，就可以不贴邮票，而且没有听说邮局有什么成本之类的抱怨。虽然不时兴邮编，但是邮件投递的速度很快，本市邮件一般是朝发夕至。

当时，编辑部来信总是称这个系着红领巾的小男孩为″吕进小友″。由于稿费太微薄，每次只有2000元甚至1000元，所以“编辑叔叔”总是将现金夹在信里寄给他。

当时的1000元也就是现在的区区1毛钱。 当然，对于一个文学少年来说，稿费只不过是附带的收获，重要的是趣味，是成就感，是对另一个世界的发现。

从儿时开始打造的诗的天地，可以说，大大改变了吕进先生的人生。他曾说，研究诗歌的人最好有一点创作经历，否则就难以真正进入诗的情境，也就很难把握诗歌艺术的真谛。

吕先生如是说，也如是做。 “诗虽然直接来源于生活但它一般并不直接反映生活而是直接表现人的情感；诗不长于细致地叙述客观现实而是长于细致地叙述情感浪花。

换句话说诗的内容本质在于抒情它是生活的感情化。它通过表现人的感情去反映生活；它通过细致地叙述感情浪花去叙述客观现实。”

这是吕进关于诗歌如何反映现实的理论论述也是对他自己诗歌创作的一种阐释。 在诗歌创作中对于现实人生的关注自然成为吕进诗歌的主旋律。

他呼唤香港回归，创作了《香港十四行》；他关注世界政治风云变幻创作了《俄罗斯素描》和《书与花》；他细心体验、深入思索异国文明 于是有了《东京》、《曼哈顿》、《狗年》等诗篇。他的诗充满了拥抱时代、关注世事的艺术精神。

他对于现实人生的热爱和关注在诗歌中也化成了脉脉深情。他《致卡纳别相教授》“一切都会过去/但不是一切都会遗忘/比如您和夫人给我的情谊/比如您住宅里飘散的书香”。

一个生活在诗的世界的人，对诗外世界就有了一番打量。这种打量，为他树立了理想人格的目标和典范；这种打量，使他别有向往，得以洒脱地面对那些难免的令人不愉快的人和事，使他得以轻松地度过这一生中那些不轻松的岁月；这种打量，使他常常“忽略”一些诗外世界似乎不应忽略的事：轻人之所重，重人之所轻。

守住梦想，守住人生的翅膀守住梦想，守住心上的阳光 吕进先生一直与诗并肩而行。时间久了，他开始打量这位同行。

于是，在70年代末，他开始转入诗论这个园地。 对话与重建，就是吕进先生的现代诗学研究的逻辑起点。

在他看来，从诞生起，中国现代诗学就一直面临三项美学使命：中国诗歌在跨入现代之后的诗歌重建；新诗在实现“诗体解放”后的诗体重建；在现代科技条件下诗歌传媒与传播方式重建。作为现代形态的中国诗学，中国现代诗学要实现与中国传统诗学的对话；作为中国诗学的现代形态，中国现代诗学要实现与外国现代诗学的对话。

他认为，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诗学的人文精神，适当地借鉴外国尤其是西方现代诗学的重分析、重体系的科学精神，实现古与今、中与外的整合，中国现代诗学必定会走向丰满与辉煌。 现任新诗所所长。

9. 海飞的海飞的几个房间

朝潮海飞有着一颗相对饱满的头颅，这颗头颅热爱想像，喝了酒以后，那些想像就会发出光亮来。

从此他轻而易举地爱上了喝酒这项业余工作，大概因为酒精喜欢挑战人的情绪的原故。最后一次见海飞，是在年初的一个暖暖的下午。

此前下过两场雪，这天是气温回升的第一天，暖的印象格外强烈地提到我的感觉日程。海飞问我要不要开空调。

我说不用，我感觉很暖。然后，一人一杯清茶，两人像两片纹理绵密的木板，暖暖的烘晒在语言的光亮里。

这间单独的办公用的房间，是用来寄居他的身体的，同时也是身体以外的事物的寄寓地，包括潜伏着的众多他未来小说里的人和事，这些人事会以碎片的形式存在于此，他一不小心就会踢到它们，唤醒它们。这个房间我是第一次来，我知道它对于海飞来说只是他一生无数个房间中的一个，是他最初的房间与最后的房间这条直线中的一个点，而那颗头颅散发出来的现象，就像天体那样绕着圆圈运动，头颅的光亮能照到多远，半径就多远。

海飞当过兵，复员后在一家国有化肥厂做经济民警。我们就是在那时相识的。

当时我们生活在同一座叫做诸暨的小城市，三天两头栖在一处，像两羽同类鸟，总想找到对方；参加文联的活动时，这两羽鸟也习惯于挨着坐在某个角落里，窃窃私语。那时他写的小说，我总是第二个读者；第一个读者通常是一个叫徐珉的女孩，成了他的妻子。

他在这座城市的第一个房间，是单位分配给他的，十多平米，一分为二，像一个鸟窝。那是一间阳光很难照顾到的房间，尤其是里面的半间，那半间里存放着一个简易的书橱，书籍堆放零乱，写字的空间大概刚够放下他的两只胳膊。

我去那个房间的次数并不多，但印象远远深刻于他那宽阔的跃层的组合的房间。有一次我们站在那个房间的门口，他告诉我他第一次想写东西的戏剧化情景。

那是一九九0年代的初期。那时的我们太年轻，无知而无畏，以为这个世界所有的房间对我们来说都是敞开的。

那个鸟窝一样的房间早没了，被一个虚张声势的巨大的广场所霸占着。除了人，此前生长在这里的所有东西都死掉了，企业，建筑，草木等等，大概只有那个鸟窝一样的房间里生长出来的文字还存活着，存活在书刊上，和海飞的两本文集里。

有关这两本文集，赵丽宏、骆寒超、叶舟、安黎等人分别就此作过不同程度的书面肯定。后来的海飞分别做过内部和公开报纸的编辑、记者，那时我们见面已经不像此前这么从容了。

我到北京工作的三年里，见面的机会就更少，倒是经常在各地赠阅的刊物上看到他的名字，“海飞”两字，像一个四处奔波的商标，越来越为一部分读者所熟悉。几年前他写过一个叫《快枪手》的中篇，只花了两天时间，他写完的第二天就告诉我了，那种声色就像他第一个小说发表时那样，欲压而扬。

余华说他第一次在刊物上发小说后，他将那本印有他名字的刊物放在枕头下，一遍遍的拿出来看。估计海飞也大凡如此。

在我眼里，海飞的写作也像一个快枪手（他的名字也正好楔合这种行为），无论小说或者散文，速度和效果是同步的，像一种飞翔。速度是他的宿命，他有一个短篇就叫《飞翔的鱼》。

海飞的出生地叫丹桂房，听起来像一个诗意命名的房间。也确凿是海飞身体内部的一个房间。

他的小说和散文里经常会提到这个梦幻格式的地名，以一种虔诚的态度；这个地名也一直为他开着一扇门，成了他的内心的一种眷顾。写作接近于祈祷，这是海飞感情细腻而强烈的意志行为，然后才是勤奋──这可以成为他的速度的注解之一。

他在找寻一种他自己驾驭不住的速度，从身体内部的一个房间抵达半径另一端的那个房间。对于这种速度，海飞很清楚，也从负面的一方替自己担心过。

这个话题我与他从未深入地谈及过。有人在非正式的场合说，海飞的这种速度之下的写作是一种功利。

急于否定一个成长期的相对虔诚的写作者，不见得就不功利；鼓励和指导好像更人性一些。我们都活在红尘滚滚的俗世上，啄食尘土，卑微如蚁，谈纯粹好像有点虚伪。

海飞在一个办公条件不错的房间里写作，依然保持着一种卑微的姿态。他有不少机会离开这里的，一些大城市也有更好的房间在邀约他，等待他的入住。

他平和地跟我说：我的家在这里。并且在这句话的后面加一声“呵呵”。

他跟人说话时经常“呵呵”，是一种宽容的态度，宽容生活和他人，也宽容他自己。他是个理性的人，他的小说是感性的。

我的这种看法，在我们表面平淡如故的交情中，它时不时会摇晃起来，甚至想要倒塌。这不是我的错误。

大概就是所谓的多重性了，无论是他的人还是他的小说。他写的三个小长篇《花雕》《壹千寻》《三生三世》，就给我一种新鲜的印象，甚至困惑。

他在文字里飞扬时，是另外一个人，因为那时的他在一个他人无法访问的房间里。写作也因此而神秘。

一个人占有的物质空间是有限的，海飞向往的是内心的空间。而实际上，内心的空间越大，人就越孤独。

一个写作者的孤独是没有房间可供歇息的，像置身荒野的一匹狼，狂野而无助。“让我们保持握笔的姿势，直到日落西山。”

这是新千年的第一天，海飞写给我的信里的一句话。这封信很动情，海飞没有寄给我，他寄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