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乾隆刻本

1. 唐诗300首是乾隆年间谁编纂的

《唐诗三百首》的编选者蘅塘退士孙洙。

蘅塘退士（171l一1778），本名孙洙，字临西，江苏无锡人，乾隆十六年（1751）进士，曾任过知县。他因不满于当时广为流传的《千家诗》选诗不精，且仅五绝、七绝两体，遂“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择其尤要者”，模仿《诗经》的规模，选编了《唐诗三百首》。初时只是想为学童提供“家塾课本”，后因所选大多是唐诗传世佳作，并且选诗数量适中，故得以广泛流行，甚至达到“风行海内，几至家置一编”的程度。

《唐诗三百首》，诗实选309首，显然是让篇数和《诗经》311篇（其中六篇有目无辞）大体相同。杜甫《咏怀古迹》五首只选了两首。道光十一年四滕吟社重印时将五首选全，故今本为312首。

衡塘退士在书前写了一篇仅132字的序，他的选择标准也只是“脍炙人口之作择其尤要者”而已。

令人惊讶的是这样一个“家塾课本”竟有极强的生命力。历代的诗歌选本其流传之广，影响之深，除《诗经》、《文选》之外，五七言诗选没有任何一本可以和《唐诗三百首》相比；而且它较之《诗经》、《文选》更容易为一般人所接受。《千家诗》虽流传亦广，但确有孙洙所说的缺点，够不上档次。“五四”以来，特别是1949年以后，近代学者用“新观点”编的唐诗选本多不胜数，有若干种还冠以“新选唐诗三百首”的名目，竟然没有一种可以和孙选相抗。孙选三百首无数次重印，总是出来就一抢而空，今人选本却默默无闻，甚至不久就湮没了。

《唐诗三百首》成功的秘诀究竟何在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孙洙让所选的作品范围在一个美学体系、一种审美标准之内。全书凡选录77位诗人的作品，但我们读起来除极少数以外，好像是在读同一作者不同时期的诗作，只觉其温厚和平，和谐顺畅，不会因风格内容变化太大而感到不谐调。因为他所选的都是风格典雅浑厚而语言典范流畅的诗篇，节奏和美，音韵铿锵，而于冷峭幽涩险怪纤巧绮靡之作则加以排斥。一般不涉复杂的历史事件，即使涉及，由于表达的顺畅也容易理解；白居易的《长恨歌》即属于这种典型（少数作品如韩愈《石鼓歌》、李商隐《韩碑》例外），作品绝大多数非常优美。

孙洙的选录标准，自有其时代渊源。孙氏生当乾隆盛世，其时在江南，沈德潜的诗教影响很大，孙洙的选诗标准，基本上脱不出沈氏的藩篱。沈德潜论诗强调“温柔敦厚”，追求“体格声调”。他在《唐诗别裁序》中揭示他的选诗标准时说：“既审其宗旨，复观其题材，徐讽其音节，未尝立异，不求苟同，大约去淫滥以归于雅正，与古人所云微而婉、和而庄者，庶几一合焉；此原意所存也。”这正是孙氏三百首选录的依归，所选录的作品也明显受沈氏《唐诗别裁》的影响。全书312首诗，有239首与《唐诗别裁》所选相同，只有73首是别裁所没有选的。所选大多仍符合沈德潜的诗选标准。沈德潜的诗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乾隆盛世的风尚，因之受沈氏影响选就的《唐诗三百首》也曲折地反映出乾隆盛世的气象。

《唐诗三百首》之所以成功，还有一个重要却又简单的作法，就是突出重点。有唐三百年，突出盛唐一段，选录达150首之多，将近全书的二分之一。盛唐又突出李白、杜甫、王维三家，凡选录98首，也将近全书的三分之一。其次孟浩然、王昌龄、岑参等选录也不少。盛唐以后也各有重点。由盛唐进入大历的诗人突出韦应物和刘长卿。白居易的诗入选不算太多，只有六首，但因选入了《长恨歌》、《琵琶行》两篇无与伦比的长诗，就使白居易在书中具有特殊的分量。中晚唐近体诗则突出李商隐和杜牧。如此重点突出，使全书的作品成为最优的选择。不过，尽管《唐诗三百首》所选的作品绝大多数确是优秀之作，也有少数作品选录不当。如綦毋潜《春泛若耶溪》、元结《石鱼湖上醉歌》，都不够水平。

应该看到，《唐诗三百首》的选择，受选家诗论的局限，从整体说也是有缺点的。孙洙强调风格的协调，而忽视甚至排斥艺术的多样性。如李贺的作品一首也不选，大概是认为他过于诡谲；储光羲的作品也不选，可能是嫌其轻淡。初唐仅选了王勃、骆宾王、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问五律各一首，沈还选了一首七律，而卢照邻《长安古意》、张若虚《春江花月夜》都不入选，显然是认为他们风格轻绮。《唐诗三百首》皈依温柔敦厚、中正和平的诗教，而回避矛盾斗争，对于反映现实较为尖锐的作品都尽力排斥。李白的作品总的说来选录恰当，但《古风五十九首》一篇不录。杜甫诗选录如此之多，而“三吏”“三别”《赴奉先咏怀》《北征》这些名作一篇未选。整个中唐新乐府运动的作品一篇不取。中唐李绅的《悯农诗》，晚唐聂夷中的《伤田家》、皮日休的《正乐府》，这些反映社会现实较为深切的作品都一概摈斥。因之《唐诗三百首》作为怡情悦性的读物是很好的，而于通过诗歌了解历史、认识生活则有严重的不足。

2. 清代诗的乾隆时期诗歌

主要活动年代在雍正和乾隆初年的厉鹗，著有《宋诗纪事》，搜罗广博，对宋诗钻研颇深，所作诗幽峭妍秀，工于炼字，五古尤胜，在学宋诗派中能够别开生面，号为“浙派”领袖。乾隆朝的重臣沈德潜作诗注重“格调”，效法汉魏盛唐，少数篇章能反映现实，但多数作品具有浓厚的封建卫道气息，较乏新鲜活泼的情致，他的诗被称为“格调派”，他的选诗和诗歌评论的影响颇大。继厉鹗而起的浙人钱载，他的诗在苍劲俚质中别饶清韵，也能避开“熟调”，自具一格，以生涩取胜。他的诗号称学韩愈，但受宋诗的影响也很深。在“神韵”、“格调”、宗唐、宗宋各派诗歌流行之后，相仿相袭，清诗又逐渐形成新的窠臼。这时期的诗人，能开新格局的是袁枚和赵翼。袁、赵和蒋士铨合称“乾隆三大家”。袁枚的思想在当时比较通达，论事论情，务求平恕，敢于菲薄崇古、泥古的观念，冲击沈德潜一派所宣扬的传统“诗教”。他作诗反对模拟，提倡自写“性灵”。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有新鲜之处。可惜创作态度不够严肃，不少篇章境界趣味不高，陷于轻薄。赵翼也是学识博通、重视创新的人。他的五言古诗，说理诙谐，评论世事，常有精辟而进步的见解，很有特色。蒋士铨诗骨力的坚苍胜于袁、赵，但创新不如。早年所作的《京师乐府词》，比较别致，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袁、赵两人，是清代“性灵派”诗的代表人物。除这三家外，郑燮所作古诗如《私刑恶》、《逃荒行》、《姑恶篇》、《孤儿行》，继承古代乐府诗的优良传统，朴素生动，具有同情人民的思想，感情较厚。黄景仁是一个早熟而短命的诗人，诗才极高。他的描写社会不平和个人遭遇不幸之作，感情强烈，笔调清新，境界真切，兼有“清窈之思”和“雄宕之气”，读起来使人回肠荡气。郑燮、黄景仁诗在重意境、重白描方面，和“性灵派”相近。这时期还有提倡“肌理”说的翁方纲，他把经史考据、金石勘研都写进诗中，成为所谓“学问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