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建安文学的影响

1、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杰出的诗人曹操。他诗歌创作 代表作品有描写汉末战乱和人民苦难的《薤露行》《蒿里行》《苦寒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是《蒿里行》中的名句。表现统一天下雄心壮志、充满积极进取精神的《短歌行》中的“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表现了他博大的胸怀；《观沧海》中的“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描写了大海孕大含深的气派。《短歌行》中的“青青子矜，悠悠我心”表现了作者对贤才的渴慕，《龟虽寿》中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表现了曹操积极进取精神。

2、曹操是建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开用乐府旧题写时事的先河。他的作品除五言外，四言诗也不少优秀之作，他学习汉乐府，但又有自己的风格。

3、现存最早的完整的文人七言诗是曹丕的《燕歌行》；他的《典论·论文》是现存最早了文学专论，他提倡文学，对建安文学的繁荣起了推动作用。

4、曹植的生活和创作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以公元220年曹丕称帝为界线，

5、曹植诗歌创作的代表作有描写游侠少年的高超武艺和爱国精神的《白马篇》，其中“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集中表现了少年的爱国精神；鼓励朋友建功立业的《赠徐干》；在思妇身上寄托自己的失意和苦闷的《七哀》；描写一个少年斩断罗网，拯救一只黄雀的故事的《野田黄雀行》；描写海边人民贫困生活的《泰山梁甫吟》；以美女盛年未嫁的苦恼寄托自己怀才不遇之感慨的《美女篇》等。钟嵘称他的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

6、建安时期重要的作家有“三曹”“七子”和女诗人蔡琰。“三曹”指曹操、曹丕、曹植；“七子”之称见于曹丕的《典论·论文》，指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七人，成就最高的是王粲。

7、“七子”的诗歌创作中反映社会动乱和人民苦难的代表作有王粲的《七哀诗》其一，其中“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表现了战乱给人民带不的苦难。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阮瑀的《驾出北郭门行》等；抒写个人的抱负和遭遇的代表作是刘桢的《赠从弟》三首等。

8、现存题为蔡琰的作品有五言《悲愤诗》，骚体《悲愤诗》和《胡笳十八拍》。最可信的是蔡琰所作的是五言《悲愤诗》。

2. 建安文学开启后世诗歌发展道路的深远意义

[编辑本段]影响：

1、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杰出的诗人曹操。他诗歌创作 代表作品有描写汉末战乱和人民苦难的《薤露行》《蒿里行》《苦寒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是《蒿里行》中的名句。表现统一天下雄心壮志、充满积极进取精神的《短歌行》中的“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表现了他博大的胸怀；《观沧海》中的“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描写了大海孕大含深的气派。《短歌行》中的“青青子矜，悠悠我心”表现了作者对贤才的渴慕，《龟虽寿》中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表现了曹操积极进取精神。

2、曹操是建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开用乐府旧题写时事的先河。他的作品除五言外，四言诗也不少优秀之作，他学习汉乐府，但又有自己的风格。

3、现存最早的完整的文人七言诗是曹丕的《燕歌行》；他的《典论·论文》是现存最早了文学专论，他提倡文学，对建安文学的繁荣起了推动作用。

4、曹植的生活和创作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以公元220年曹丕称帝为界线，

5、曹植诗歌创作的代表作有描写游侠少年的高超武艺和爱国精神的《白马篇》，其中“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集中表现了少年的爱国精神；鼓励朋友建功立业的《赠徐干》；在思妇身上寄托自己的失意和苦闷的《七哀》；描写一个少年斩断罗网，拯救一只黄雀的故事的《野田黄雀行》；描写海边人民贫困生活的《泰山梁甫吟》；以美女盛年未嫁的苦恼寄托自己怀才不遇之感慨的《美女篇》等。钟嵘称他的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

6、建安时期重要的作家有“三曹”“七子”和女诗人蔡琰。“三曹”指曹操、曹丕、曹植；“七子”之称见于曹丕的《典论·论文》，指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七人，成就最高的是王粲。

7、“七子”的诗歌创作中反映社会动乱和人民苦难的代表作有王粲的《七哀诗》其一，其中“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表现了战乱给人民带不的苦难。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阮瑀的《驾出北郭门行》等；抒写个人的抱负和遭遇的代表作是刘桢的《赠从弟》三首等。

8、现存题为蔡琰的作品有五言《悲愤诗》，骚体《悲愤诗》和《胡笳十八拍》。最可信的是蔡琰所作的是五言《悲愤诗》。

3. 建安风骨对后世的影响

影响主要表现在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方面。首先，文学观念进一步明确。其次正是基于对诗歌辞情的重视，两晋诗坛辞藻大行，唯美风气昌炽。

影响巨大的是 建安风骨魏晋风度所给予盛唐气象的养料以及对近现代五四文学的影响。

要是分值小呢，就答到这里就够了 要是大的论述 再加上这些

建安作家直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真实而广泛地反映了动乱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苦难，展示了广阔的时代生活画面；表现了作家建功立业的理想壮志和积极进取精神；也流露了人生短促、壮志难酬的悲凉幽怨情绪。这些作品意境宏大，笔调明朗，风格雄健深沉、慷慨悲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个性特色。后人把建安诗歌的这种独特风格称为“建安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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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安文学在文学史中的地位

建安是汉献帝最后的年号，指公元196-220年间，建安文学实际上包含了建安年间和魏朝前期的文学，以三曹、建安七子的创作为代表。

建安时期的作家，与两汉的儒生相比，是在动乱中成长起来的。他们既有政治抱负，又有务实的精神、通脱的态度和应变的能力；他们这一时代的作家，逐步摆脱了儒家思想的束缚，注重作品本身的抒情性，加上当时处于战乱动荡的年代，思想感情常常表现得更为慷慨激昂，他们创作了一大批文学巨著，形成了文学作品内容充实、感情丰富的特点，政治理想的高扬、人生短暂的哀叹、强烈的个性、浓郁的悲剧色彩，构成了建安风骨这一时代风格。

5. 诗品评价建安文学得失

钟嵘《诗品》是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一部著名的诗歌理论批评专著。

钟嵘生活在齐梁时代，与刘勰年岁相当，大约生于公元468年，卒于518年。但是他的《诗品》写作却比刘勰《文心雕龙》要晚，根据他自己提出的“不录存者”的原则，可以考定《诗品》成书当在公元514—516年之间。

钟嵘出身寒门，“位末名卑”，只做过王府记室一类小官。虽然他自己颇想在政治上有作所为，然而在门阀制度的严格控制下，是不能如愿以偿的。

钟嵘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思想上受儒家传统观念影响较小，在文学上敢于对当时不良风气作比较尖锐的批评，是一位进步的文学理论批评家。钟嵘在《诗品》中评论了一百二十二位诗人，分析了每一位诗人的思想艺术特征及其历史渊源，按照他们成就的高低，分为上、中、下三品。

在三品的序言中，则以五言诗为中心，系统地论述了诗歌发展的历史，以及有关诗歌创作的重要理论问题。他所采用的这种分品评论的方法是受汉魏以来品评人物的影响的。

他自己在《诗品序》中就说：“昔九品论人，《七略》裁士，校以宾实，诚多未值。”当时诗、文、书、画等的理论批评都很发达。

谢赫有《古画品录》、庾肩吾有《书品》，还有《棋品》等一类著作，《诗品》也是在这种社会风气之下产生的。钟嵘《诗品》的主要价值，我们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加以说明。

首先，是比较深刻地阐明了文学和现实的关系。钟嵘在《诗品序》中强调指出诗歌是人的感情的表现，而人的感情的激动，乃是受现实生活的感触而产生的。

他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钟嵘所理解的“物”的内容，不仅有“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这样一些自然事物，而且更重要的是许许多多动人心弦的丰富复杂的社会生活内容。

比如“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娥入宠，再盼倾国”等等。他说：“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客观的现实生活内容，激发了诗人炽烈感情，于是才发而为诗歌。

钟嵘在这里以鲜明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表现了对文学和现实关系的正确认识，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我国古代很早就提出了文学创作是“人心感物”的结果，《礼记·乐记》中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

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后动，故形于声。”

这虽然是讲音乐，其原理也通于文学。陆机《文赋》中说：“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

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正是对于《乐记》中这种“人心感物”思想在文学创作上的运用。

但陆机主要是讲自然事物，面没有涉及到物的社会生活内容。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论述文学和时代的关系时，就着重指出了文学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内容的特点，指出“文变染乎世情，而兴废系于时序”。

钟嵘所说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钟嵘在文艺和现实的关系上，更为可贵的一点是他不仅仅指出了文学反映现实生活的本质，而且认为只有在描写现实生活过程中表现了进步思想感情的作品，才是最有价值、最有意义、也才是最美的作品。

钟嵘在他的诗歌评论中突出了一个“怨”字。比如他赞扬《古诗》“多哀怨”，说李陵的诗“文多凄怆，怨者之流”。

他认为五言诗创作中成就最高的曹植，其特点即是“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王粲之诗“其源出于李陵，发愀怆之词”，也是具有怨情的。

左思的“风力”很重要的表现便是“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刘琨之“仗清刚之气”，也是与他“善为凄庚之词”、“多怨恨之词”分不开的。

如果我们结合这些诗人创作来考察一下钟嵘所提倡的“怨”的具体内容，就可以看出：它或是反映了对门阀世族等级制度的不满，如左思《咏史》所写的“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

或是对经济凋弊的感慨，对人民所受灾难的同情，如王粲《七哀诗》中写的那样，“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悟彼下泉人，唱然伤心肝”。或是由于统治阶级的腐败、政治的黑暗，使有志之士的进步政治抱负不得实现，胸中充满了郁郁愤懑。

比如刘瑶《重赠卢湛》中的“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以及《扶风歌》中所写的“忠信反获罪，汉武不见明。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长”这样一些深深的感慨与不平。

钟嵘所强调的这种“怨”，既突破了儒家“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束缚，又和萧纲、萧绎所提倡的宫体色情根本不同。主张文学要表现下层百姓对上层统治阶级的“怨”，这是我国古代文学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进步传统。

早在春秋后期，孔子就充分肯定了《诗经》中下层官吏和百姓对黑暗政治和腐朽统治的不满。汉代司马迁又发展了孔子“诗可以怨”的思想，特别指出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的千古绝唱《离骚》“盖自怨生”，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发愤著书”说。

钟嵘《诗品》正是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个进步的文学思想传统。其次，钟嵘提倡自然真美，反对刻意雕琢的形式主义美学观。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文学创作上存在着一种片面追求形式美的错误倾向，。

6. 1大小谢山水诗的成就及地位2建安诗歌对文人诗歌发展的贡献3唐代古

1.

谢灵运善于用富艳精工的语言记叙游赏经历、描绘自然景物，多有形象鲜明、意境优美的佳句。

谢朓的山水诗的成就很高，观察细微，描写逼真，风格清俊秀丽，一扫玄言余习。写景抒情清新自然，意境新颖，富有情致，且佳句颇多。如“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晚登三山还望京邑》）、“天际识归舟，云中辩江树”（《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游东田》）等，至今脍炙人口。

大小谢以他们的创作极大地丰富和开拓了诗的境界，使山水的描写从玄言诗中独立了出来，从而扭转了东晋以来的玄言诗风，确立了山水诗的地位。从此山水诗成为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个流派。对唐代的诗歌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

2.

建安文学以诗歌成就最为显著，此期许多作品从汉乐府民歌中吸取养料，能反映当时社会的动乱和人民流离失所的痛苦，体现了要求国家安定统一的愿望和理想。其情调慷慨悲凉，语言刚健有力，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正如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所言：“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慷慨而多气也。

建安诗歌的这种杰出成就和特色，形成后来被称为“建安风骨”的传统，“风骨”，原指人的品格、性格，也是古代文艺理论的一个术语。自建安文学后，亦称能反映社会现实，慷慨悲凉、刚健遒劲的作品有“风骨”。

3.

唐代古文运动在我国古代散文发展史上的主要贡献，就是扭转了长期统治文坛的形式主义潮流，继承了早期散文的优良传统并有所创新和发展，从而开创了散文写作的新局面，拨正了古代散文的发展方向。宋代及宋以后的散文，其主流就是在唐代古文运动所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经过一场古文运动，文坛上就再也不会出现形式主义逆流了。实际上，韩柳之后，唐代古文运动的一般发展情况，大致有两种趋向：一是以李翱为代表的偏于阐道，反映现实的范围窄了，一是皇甫湜、孙樵等的“趋怪走奇”，使文章晦涩难晓，这都是不利于古文发展的。

7. 建安文学的文学特点

文学史上的建安时期从黄巾起义到魏明帝景初末年，大约五十年时间。在东汉末群雄并峙逐鹿中原的争夺兼并中，曹操完成了统一北方的大业，并吸引大批文士，形成了以曹氏父子为核心的邺下文人集团。建安诗歌便是社会由分裂动荡趋向统一这一历史时期的产物。“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时代特征，建安文人开阔博大的胸襟、追求理想的远大抱负、积极通脱的人生态度，直抒胸臆、质朴刚健的抒情风格，形成了建安诗歌所特有的梗概多气、慷慨悲凉的风貌。为中国诗歌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并确立了“建安风骨”这一诗歌美学风范。

建安时期是文学的自觉时期，建安文学中所反映的人在社会角色义务之外，还有个人的情趣，爱好，公共的社会生活之外还有私人的日常生活。建安文学是充分展示个体生命的文学，它充分展示着伟大的生命精神，具有恒久的魅力和价值.。

东汉王朝恢复，曹操便制订了“外定武功，内兴文学”的治国方针。曹操在逐个消灭各个割据势力，消除战乱，实施一系列富国强兵措施的同时，身体力行，积极领导发展文学事业，“御军三十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他的儿子曹丕、曹植以及追随他们的建安七子：孔融（唯其与曹操政见不一）、王粲、陈琳、徐干、阮瑀、应瑒，刘桢及一、二十位文人学士亦仿照曹操积极努力创作。建安时期，无论是诗歌、辞赋，文章等都获得了极大的进步，尤其是诗歌，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文人诗的创作高潮，使汉乐府诗完全成熟，五言诗体得以发展，七言诗体从此开创。曹操又率先冲破儒学的禁锢，打破当时盛行的骈体文格式，采用通脱的文体作文章，追随他的文人学士亦积极响应。在北方，不仅出现了一个文学繁荣的局面，而且使一代文风得以转变。这一时期的文学被称之为“建安文学”。建安文学为推动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尤其是对后来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