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走向世界
1. 中国的古典诗歌如何走向世界
“诗是不可译的,中国 古典诗歌更是不可译的。”
爱好古典诗歌的中国人,包括不少作家、学者、翻译家常常如是说,语气中带着七分自豪三分遗憾。然而,话说回来,如果没有翻译,中国古典诗歌如何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呢?换个角度来看,中国古典诗歌的出口似乎面临着一个两难境地:一方面它是地道的国货,是真正“由中国 制造”的 文化产品,所以更需要保持其“原汁原味”;另一方面它本来不是为出口而生产的,若不经过这样或那样的包装或改装,能 成功进入“国际市场”吗?除非全世界人民都学通了古汉语,自己能欣赏并主动进口原装的中国古典诗歌。
国人总是担心自己的民族文化产品在翻译和外传的过程中遭遇丢失和变形,可是,他们接受和欣赏起外来文化产品往往轻松自如地“拿来”,很少操心它是原装还是改装。莎士比亚已经成为全世界共同的文化财富,中国人谈起莎士比亚好像谈论老朋友一样,全然不操心那是在中国和汉语中几经变形的莎士比亚。
变形即是新生!是啊,变形有什么关系?莎士比亚于1616年在英国死去,他的作品在世界各地投胎转世,生生不息。 哈佛大学中国古典文学教授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在一次访谈中提到,时常有中国学生学者以不相信的口气问他:一个外国人怎么能理解中国古典诗歌?他总是反问道:那么,你觉得一个中国人能理解托尔斯泰或者莎士比亚吗?得到的回答总是,当然能啊!他深为 感慨地说,“现代中国似乎有这样一种想法,认为西方的文学是讲述普遍人性的东西,所以人人可以理解,中国古代文学则仅仅属于古代,而且仅仅属于中国古代,所以就变成一个很僵化的东西,放在由中国所独家拥有的过去。
如果这样想的话,这个文学 传统就死了。这其实是一个陷阱,从这个陷阱里出来才能让这个传统活起来。”
“苟日新,日日新”,“新则久”,这是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必由之路。古典诗歌也不例外。
翻译承担着中国古典诗歌在世界范围内再造新生的职责。面对这个职责,我们需要更新观念,不能一味以“忠实”为标准,把译作和译者贬低为原作的奴仆。
一个好译者正如一个好读者一样,始终是原作者的朋友、知音,为寻求一个新的表达,为一个意境再造新生,一个 优秀的译者常常是一个友好的对方和竞争者,正如本雅明所说,译者很可能借用一种新的语言和 形式,让原作尚未圆满的意境以另一种方式趋于圆满。“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而诗歌的最高境界恰在于言说与不可言说之间,因此,再伟大的诗人,再伟大的诗作,都需要同样伟大的读者和译者的合作。
保存国粹的翻译观强调忠实和“原汁原味”,结果常常忽视了时代读者的要求。比如,有些译者试图忠实于近体诗的格律,采用早已过时的英译格律,削足适履,结果适得其反,既丢弃了原诗的精神,也吓跑了新时代的读者。
阅读最近几年国内出版的几本唐诗英译选,常看到这一类令人遗憾的译作。例如由权威学者 推荐的王玉书英译《唐诗三百首》以冗长的八句译柳宗元绝句《江雪》,为了押aabbccdd式尾韵,只好添加一些不必要的词语,第6句在一个介词短语之前使用一个蹩脚的“is,”,顿失原诗简洁流畅的意趣。
另一本唐一鹤英译《唐诗三百首》的情况大同小异,唐教授使用三个“there be”句式,仅仅传递了没有鸟迹、没有人踪,独有垂钓翁的事实,正犯了古人所谓“落入筌蹄”之弊。两种译作都试图忠实于原诗的格律和字句,却背离了原诗虚实相映、有无相生的意趣。
以二书前言中的介绍,两位译者都有英文系背景,以唐诗为“中华文化瑰宝”,其爱国之情和勤奋之志,令人感佩,可是,这样的译作会有读者吗?唐教授的译本标明以外国留学生为读者对象,倘若真有不懂汉语或初学唐诗的留学生读了这样的译作,会不会就此丧失了对唐诗的兴趣呢? 古典诗歌的译者不是古人,他无需为古人翻译,无论是原诗所属的古人,还是译诗所属的古人。事实上,采用英诗传统格律,当代英语读者并不买账。
自新诗运动以来,英诗的创作已彻底摆脱了传统格律的束缚,翻译也是如此。美国新诗运动的主帅庞德以自由体译中国古典诗歌18首,大受欢迎,掀起了一个翻译中国诗的热潮,同时也为刚刚起步的新一代诗人输送了外来营养。
英国汉学家韦利紧随其后,一反传统汉学家固守英诗格律的观念,采用自由的“弹跳律”翻译汉译。正因为庞德和韦利的翻译观念符合新的时代诗学,他们的译作才能深入人心,中国诗才开始在英语世界家喻户晓。
其中一批译作如庞德译李白《长干行》、韦利译白居易《游悟真思诗一百三十韵》早已成为英诗经典,进入各种权威的英国和美国文学作品选。这已是英诗发展史和汉诗英译史上的常识和定论。
不了解这一段历史,不考察这些译作的成败,或者换个角度来说,如果没有经受现代英诗运动的洗礼,不愿意或没有能力接受当代诗学和翻译观念,任何一个译者,哪怕他有再高的英文技能,都无法胜任汉诗英译之职,除非他的译作不以现代英语读者为对象,只是为了闭门造车、自娱自乐。可叹的是,译作没有读者,就好像原作投了一个死胎,即使强行送出去,亦无新生的机会。
无需“送去”,。
2. 关于古典诗词写作及如何走向世界的问题
“诗是不可译的,中国 古典诗歌更是不可译的。”
爱好古典诗歌的中国人,包括不少作家、学者、翻译家常常如是说,语气中带着七分自豪三分遗憾。然而,话说回来,如果没有翻译,中国古典诗歌如何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呢?换个角度来看,中国古典诗歌的出口似乎面临着一个两难境地:一方面它是地道的国货,是真正“由中国 制造”的 文化产品,所以更需要保持其“原汁原味”;另一方面它本来不是为出口而生产的,若不经过这样或那样的包装或改装,能 成功进入“国际市场”吗?除非全世界人民都学通了古汉语,自己能欣赏并主动进口原装的中国古典诗歌。
国人总是担心自己的民族文化产品在翻译和外传的过程中遭遇丢失和变形,可是,他们接受和欣赏起外来文化产品往往轻松自如地“拿来”,很少操心它是原装还是改装。莎士比亚已经成为全世界共同的文化财富,中国人谈起莎士比亚好像谈论老朋友一样,全然不操心那是在中国和汉语中几经变形的莎士比亚。
变形即是新生!是啊,变形有什么关系?莎士比亚于1616年在英国死去,他的作品在世界各地投胎转世,生生不息。 哈佛大学中国古典文学教授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在一次访谈中提到,时常有中国学生学者以不相信的口气问他:一个外国人怎么能理解中国古典诗歌?他总是反问道:那么,你觉得一个中国人能理解托尔斯泰或者莎士比亚吗?得到的回答总是,当然能啊!他深为 感慨地说,“现代中国似乎有这样一种想法,认为西方的文学是讲述普遍人性的东西,所以人人可以理解,中国古代文学则仅仅属于古代,而且仅仅属于中国古代,所以就变成一个很僵化的东西,放在由中国所独家拥有的过去。
如果这样想的话,这个文学 传统就死了。这其实是一个陷阱,从这个陷阱里出来才能让这个传统活起来。”
“苟日新,日日新”,“新则久”,这是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必由之路。古典诗歌也不例外。
翻译承担着中国古典诗歌在世界范围内再造新生的职责。面对这个职责,我们需要更新观念,不能一味以“忠实”为标准,把译作和译者贬低为原作的奴仆。
一个好译者正如一个好读者一样,始终是原作者的朋友、知音,为寻求一个新的表达,为一个意境再造新生,一个 优秀的译者常常是一个友好的对方和竞争者,正如本雅明所说,译者很可能借用一种新的语言和 形式,让原作尚未圆满的意境以另一种方式趋于圆满。“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而诗歌的最高境界恰在于言说与不可言说之间,因此,再伟大的诗人,再伟大的诗作,都需要同样伟大的读者和译者的合作。
保存国粹的翻译观强调忠实和“原汁原味”,结果常常忽视了时代读者的要求。比如,有些译者试图忠实于近体诗的格律,采用早已过时的英译格律,削足适履,结果适得其反,既丢弃了原诗的精神,也吓跑了新时代的读者。
阅读最近几年国内出版的几本唐诗英译选,常看到这一类令人遗憾的译作。例如由权威学者 推荐的王玉书英译《唐诗三百首》以冗长的八句译柳宗元绝句《江雪》,为了押aabbccdd式尾韵,只好添加一些不必要的词语,第6句在一个介词短语之前使用一个蹩脚的“is,”,顿失原诗简洁流畅的意趣。
另一本唐一鹤英译《唐诗三百首》的情况大同小异,唐教授使用三个“there be”句式,仅仅传递了没有鸟迹、没有人踪,独有垂钓翁的事实,正犯了古人所谓“落入筌蹄”之弊。两种译作都试图忠实于原诗的格律和字句,却背离了原诗虚实相映、有无相生的意趣。
以二书前言中的介绍,两位译者都有英文系背景,以唐诗为“中华文化瑰宝”,其爱国之情和勤奋之志,令人感佩,可是,这样的译作会有读者吗?唐教授的译本标明以外国留学生为读者对象,倘若真有不懂汉语或初学唐诗的留学生读了这样的译作,会不会就此丧失了对唐诗的兴趣呢? 古典诗歌的译者不是古人,他无需为古人翻译,无论是原诗所属的古人,还是译诗所属的古人。事实上,采用英诗传统格律,当代英语读者并不买账。
自新诗运动以来,英诗的创作已彻底摆脱了传统格律的束缚,翻译也是如此。美国新诗运动的主帅庞德以自由体译中国古典诗歌18首,大受欢迎,掀起了一个翻译中国诗的热潮,同时也为刚刚起步的新一代诗人输送了外来营养。
英国汉学家韦利紧随其后,一反传统汉学家固守英诗格律的观念,采用自由的“弹跳律”翻译汉译。正因为庞德和韦利的翻译观念符合新的时代诗学,他们的译作才能深入人心,中国诗才开始在英语世界家喻户晓。
其中一批译作如庞德译李白《长干行》、韦利译白居易《游悟真思诗一百三十韵》早已成为英诗经典,进入各种权威的英国和美国文学作品选。这已是英诗发展史和汉诗英译史上的常识和定论。
不了解这一段历史,不考察这些译作的成败,或者换个角度来说,如果没有经受现代英诗运动的洗礼,不愿意或没有能力接受当代诗学和翻译观念,任何一个译者,哪怕他有再高的英文技能,都无法胜任汉诗英译之职,除非他的译作不以现代英语读者为对象,只是为了闭门造车、自娱自乐。可叹的是,译作没有读者,就好像原作投了一个死胎,即使强行送出去,亦无新生的机会。
无需“送去”,自1915年。
3. 唐诗在世界上的影响
唐诗的影响 唐代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
强大的国力、兼收并蓄的文化精神与丰厚的文化积累,为唐诗的繁荣准备了充足的条件。众多伟大、杰出的诗人把我国诗歌艺术的发展推向高峰。
今天可考的唐诗作者三千七百多人,可见存世唐诗五万四千余首。这不过是唐诗的一部分,但我们从中已经可以大略窥见当时诗歌繁荣的面貌。
唐代初期,诗歌创作仍受南朝诗风的影响,题材较为狭窄,追求华丽词藻。待到被称为“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出现,才扩大了诗的表现范围,从台阁走向关山和塞漠,显示出雄伟的气势和开阔的襟怀。
他们无论写边塞,还是写行旅、送别,都有着这样的情思风貌。在诗的体式上,这时完成了五七言律体的定型。
律诗属于近体诗,是相对于古体诗而言的。古体分四、五、七言和杂言,平仄没有限制,也不求对偶。
近体诗平仄和押韵有一定的体式,也要求对偶。律体的定型,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影响深远,它成了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主要体式。
在初唐的后期,出现了两位重要诗人:陈子昂和张若虚。陈子昂主张诗应该有所寄托。
他的38首《感遇》诗,就是这一主张的实践。但他写得最好的诗是那首《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抒写不遇的悲怆,但其中蕴含的是自信和抱负,情怀壮伟,有一种得风气之先而不被理解的伟大孤独感。
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写月夜春江明丽纯美的境界,融入浓烈情思和深刻哲理,婉转的音调,无穷的韵味,创造出了非常完美的意境。陈子昂和张若虚艺术上的成熟,透露出盛唐诗歌行将到来的信息。
盛唐是唐诗发展的高峰。此时诗坛群星辉映。
王维和孟浩然善于表现山水田园的美,表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那种宁静平和的心境。王维的山水诗融诗情画意于一体,把人引向秀丽明净的境界,那境界里洋溢着蓬勃生机。
《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雨后的松林间月色斑驳,流泉琮?。浣纱女踏着月色从竹林间喧闹着归来;渔人正分开荷叶摇舟远去。
山村之夜,如诗如画。他还有一些诗,宁静中带几分禅意。
在唐代的重要诗人中,他是受佛教思想影响最为明显的一位。但他不是一位完全遁世的诗人,有些诗写得慷慨激昂,有的诗表现出浓烈的人间情思。
那首《送元二使安西》,由于写出了人们深情惜别时的普遍感受,后来被编入乐府,成为离筵上反复吟唱的歌曲《阳关三叠》。孟浩然善于用最省净的笔墨,写山水田园的秀美。
《过故人庄》写做客田家的喜悦,恬静的农舍,真挚的友情,充满浓郁的生活情趣。《春晓》写春日那种明媚静美舒畅的感受。
那首《宿建德江》,只用20个字,便写出了无尽的情思韵味:“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
暮烟笼罩中的一抹树林,一轮水中月影。在这朦胧而明净、深远而静谧的境界中,弥漫着一缕淡淡的乡愁。
孟浩然的许多诗,都这样以极俭省的文字,表现多重境界和情思。这时和王维、孟浩然的诗歌风格相近的还有常建、储光曦等人。
盛唐有一些诗人,善于写边塞生活,如王昌龄、高适、岑参、祖咏等。他们大都到过边塞,领略过边塞的壮丽景色,向往边塞立功。
在他们的诗中,祖国山河的壮美与保家卫国的豪迈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王昌龄写了二十几首边塞诗,最有名的是《出塞》《从军行》。
他的边塞诗有一种深厚的历史感和清刚的风格。其他题材的诗他也写得很好,七言绝句有极高的艺术成就。
高适的诗风趋于雄壮慷慨:“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
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塞下曲》)从这首诗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豪侠气质。
边塞诗人的代表,还有岑参。他写边塞风物的雄奇瑰丽,写军人的豪雄奔放。
荒漠与艰苦,在他笔下都成了充满豪情的壮丽图画。 最能反映盛唐精神风貌、代表盛唐诗歌高度艺术成就的,是伟大诗人李白。
李白是一位性格豪迈、感情奔放、不受拘束而又向往建功立业的诗人。他的诗充分表现了盛唐社会士人的自信与抱负,神采飞扬,充满理想色彩。
他的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极大地丰富了古体诗的表现技巧,把乐府诗的写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他的七言绝句和王昌龄的七言绝句一起被后世推为唐人七绝的代表作。
他的诗有着鲜明的艺术个性:爆发式的抒情、变幻莫测的想像和明丽的意象。他把乐府和歌行写得有如行云流水,感情喷涌而出时,便如黄河之水,奔腾千里,一泻而下。
他生于盛唐,感受着盛唐昂扬的时代精神,晚年又亲眼看到唐代社会的衰败,理想和现实之间产生巨大反差。他的诗里既有建立不世功业在指顾之间的信心,又常常有愤慨不平和对于朝廷黑暗的抨击。
他曾经奉诏入京,供奉翰林,得到唐玄宗的赏识,他以为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得意扬扬。不久被权臣毁谤,被逐出朝廷,他才明白朝政其实已经腐败不堪。
他说自己是“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有才华而不得重用;而痛斥那些庸才却春风得意,“骅骝拳不能食,蹇驴得意鸣春风”,直骂那些奸。
4. 唐诗在世界中的地位
唐代(公元618-907年)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全盛时期。唐诗是我国优秀的文学遗产之一, 也是全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灿烂的明珠。尽管离现在已有一千多年了,但许多诗篇还是为我们所广为流传。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空前强大的统一的帝国(疆域约1100多万平方千米)。并在当时的世界上是最先进、文明的国家!在唐鼎盛时期不仅物质富庶繁华,而且文化也极其繁荣,而诗歌尤其得到发展;是中华诗歌史上高度成熟的黄金时代。据全唐诗不完备统计,有唐朝代,二百八十九年中,至少产生了有名记载诗人就有两千三百多位,近五万多首诗作。这与西周至南北朝一千六七百年遗留诗歌总数比较还超出两到三倍! 在两千多有名望的诗人中,特别突出的属世界级的大诗人就有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等以外独具风格的著名诗人五六十名,这一数字也大大超出战国至南北朝著名诗人的总和。 连鲁讯也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朝已被做完,此后倘非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再动手了”。当然,这并不是说唐后就没好诗了;实在是后来人写古诗,要先读唐诗是很必要的。唐诗代表了中华诗歌的最高成就,无疑是中华以及世界文坛上浓墨重彩的笔触!更是世界文化发展发展史上最具文采的一座巍峨耸立的高峰。
5. 晚唐诗是唐诗发展过程中的衰落期,但()则努力表现内心世界的情
这个题不对,中晚唐是唐诗发展的又一高峰。
很多人想当然的认为中晚唐诗如大唐帝国一样走向衰落,这是不对的。
大家耳熟能详的著名诗人,很大一部分是中晚唐的。
唐代中期,诗歌的发展走向多元化,出现了有明确艺术主张的不同流派。
晚唐诗歌又一变。中唐的那种改革锐气消失了,诗人们走向自我。杜牧是写咏史诗的大手笔,对于历史的思索其实是对于现实的感慨,历史感和现实感在流丽自然的形象和感慨苍茫的叹息中融为一体,《江南春》《泊秦淮》等诗都是咏史佳作。晚唐艺术成就最高的一位诗人是李商隐。唐诗的发展,到盛唐的意境创造,达到了意象玲珑、无迹可寻的纯美境界,是一个高峰。杜甫由写实而走向集大成,是又—个高峰。中唐诗人在盛极难继的情况下,另辟蹊径,或追求怪奇,或追求平易,别开天地,又是—个高峰。诗发展至此,大有山穷水尽之势。李商隐出来,以其深厚的文化素养、惊人的才华,开拓出—个充满朦胧、幽约的美,让人咀嚼回味的诗的境界,达到了新的高峰。
直到到了晚唐后期,诗人们有的走向华丽,有的走向淡泊,而成就不大,已经无法和他们的前辈相比了。
晚唐后期唐诗才开始衰败
韩愈、白居易是中唐诗人
杜牧的文学创作有多方面的成就,诗、赋、古文都堪称名家。晚唐诗歌的总的趋向是藻绘绮密,杜牧受时代风气影响,也有注重辞采的一面。这种重辞采的共同倾向和他个人“雄姿英发”的特色相结合,风华流美而又神韵疏朗,气势豪宕而又精致婉约。
李商隐通常被视作唐代后期最杰出的诗人,许多评论家认为,在唐朝的优秀诗人中,他的重要性仅次于杜甫、李白、王维等人。就诗歌风格的独特性而言,他与其他任何诗人相比都不逊色。
哈哈有点激动
要选的话,选李商隐。
6. 唐诗宋词的文学价值和艺术价值是什么
唐诗宋词的审美接受是一个持续的历史过程
中国古代唐诗宋词的接受与传播方式
当代唐诗宋词的接受与传播方式(含国外)
唐诗宋词当代接受与领袖人物所起的作用
唐诗宋词的当代接受与大众传媒所起的作用
唐诗宋词与当代人们的精神追求与向往
让唐诗宋词走向世界、走向未来(外缘、内因 )
中国文学中博大深厚、富于文化底蕴,其中既有高度成就又易于大众接受的,是代表中国韵文最高成就的唐诗宋词。“唐诗宋词”由于其高度的思想艺术成就和民族文化底蕴,早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代名词。我们在此无意夸大“唐诗宋词”的内涵外延,但它对培养儒商尤其是民族儒商的文化素质,确实是十分重要和直接的。唐诗宋词的情感意蕴,最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并使人们在接受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陶冶了情操,提高了素质。
7. 让梦想走向世界的诗
梦想着像一匹骏马奔腾在辽阔的大草原上.
梦想着像一朵白云展现洁白无瑕的身躯,渗入纯净之中,俯视多变的大千世界,目睹着人世间的真情.
梦想着像一只永不停歇的海鸥,在海的世界自由翱翔.
梦想着每一次的任务都能顺利完成,平安回来.让疼我的父母放心,让爱我的人宽心.
梦想着。。.
可我始终生活在内心的梦想之中,梦想是飘扬在生命线上一道光环,我就在它的照耀下,艰难而带着希望地活着,试图接近它,却从来没有达成,也许遥远就是它存在的意义,而存在的本身就是它之于我的真正意义!
回到现实我才发现,越是难于达成的梦想越会激励着我,所以我必须心存感激.
梦想带给我坚定.
梦想带给我信心.
梦想是一种无声的希冀.
我会为了爱而和这遥远的希冀而努力奋斗,直到梦想的实现.
人生的梦想就如同一座山峰,也许我穷尽一生的力量都无法达到梦想中的顶峰,但只要顽强地接近,终归是一种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