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风流吾最爱魏晋人物晚唐诗
1. 一种风流吾最爱,六朝人物晚唐诗
季羡林先生尝说起,中国的诗中,最喜李义山的,可以算得上是西洋人说的纯诗(purepoem)了。
知堂曾言:“大沼枕山句曰,一种风流吾最爱,南朝人物晚唐诗,此意余甚喜之,古人不可见,尚得见此古物,亦大幸矣。”(《夜读抄·苦茶庵小文)》”知堂平生追求的超越功利、不为物累的那种风流,或许就是这种purepoem的精神吧。
义山的诗未必全是纯的。朦胧唯美的诗中,不知有多少牢骚隐晦和痛苦。
即便是追求不为物累的知堂,又何尝能够真的不为物所累呢? 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 尘世当中,何来纯诗。
这世界已没有纯诗了。但这并不妨碍我在梦中找寻。
2. 为什么谈到“风流”,有人只称“魏晋人物晚唐诗”
因为古代的“风流”含义范围很广,云游四海,开怀畅饮,不受繁文缛节拘束等等都可以称之为“风流”,和爱情不是一回事,而是两码事。
所以我们可以说魏晋人物是“风流”的,因为他们归隐田园,互相唱和,饮酒行令,自得其乐,如陶渊明有《归去来兮辞》等文抒发自己的情感。
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晚唐诗是“风流”的,因为晚唐诗中,抒情写景,借古论今直抒胸臆,文字和辞令优美,作品水平都很高。
如杜牧的《遣怀》中的“十年一觉扬州梦, 赢得青楼薄幸名”,《泊秦淮》中的“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江南春》中的“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如白居易《忆江南》中的“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词可以视作诗的特殊形式)。
如李商隐《无题》中的“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锦瑟》中的“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乐游原》中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3. 魏风华:为什么怀念魏晋
谈及中国的历史,单说“魏”或“晋”时,似无出奇之处,但如果把“魏”和“晋”连在一起说出来,一个光照千古的神奇概念就骤然出现:魏晋风度。
“一种风流吾最爱,魏晋人物晚唐诗。”这是日本诗人大沼枕山的诗句。与汉朝的敦实厚重、三国的慷慨激荡、唐朝的盛大开放、宋朝的清丽婉约不同,魏晋人物以率性不羁、旷达玄远著称。这是当时整个社会的精神时尚和审美追求,魏晋也因此而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和争议最大的时代。
正像我们知道的那样,魏晋时代有三个主要特点:
首先是大分裂。魏蜀吴三国归晋,经短暂一统后,再次陷入分崩离析;这一次分裂的时间,是中国历史上最漫长的,前后达三百年之久。其次是皇权衰退,士族把持权柄。门阀时代的序幕拉开于东汉中期,到东晋时进入鼎盛期,甚至出现虚君共和、士族执政的现象。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再就是儒学崩溃,老庄玄学盛行,名士们以率性旷达的言行引领着时代风尚。
率性旷达的言行,通过社交网络品人与推赏,以及清谈玄学和寄情山水,是魏晋名士生活的四大主要内容。其先声多由东汉后期的名士所发出,故而余嘉锡先生论戴良的行为(为母学驴叫、母丧期间仍食酒肉)时断言:“盖魏晋人之一切风气,无不自后汉开之。”接下来,从竹林、金谷到兰亭,魏晋名士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实践着人生的多样性和多种可能性。
“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这是嵇康喊出的口号。魏晋名士们挣脱了儒家礼教的束缚,竞相追求心性的自由与高旷的深情,其实这才是对生命最大的致敬,所以皇帝曹丕吊唁大臣时才会跟众人一起学驴叫以满足死者生前的喜好,所以王徽之才会在雪夜访戴时造门不前而返,所以阮籍才会在驾车狂奔至前面无路时席地痛哭——不要以为泪水中仅仅包含着一个时代的倒影,更有对生命价值与天地光阴最彻骨的追问。
魏晋风度在后世当然也遭到很多抨击。
一些人有多爱它,另一些人就有多恨它。恨魏晋者认为,那时候,礼崩乐毁,名士们言行不羁,又热衷于清谈玄学、漫游山水,以致误君误国误天下。
爱恨间,学者宗白华有个说法:“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他认为魏晋之人,风神潇洒,不滞于物,他们以虚灵的胸襟、玄学的意味体会自然,乃表里澄澈、一片空明,建立了最高的晶莹的美的意境。
这其实才是最贴切的评价。
洒脱的言行、美好的人格、隽永的智慧、玄远的深情,魏晋名士做了中国精神史上最具魅力的一次远行:向内,他们发现了心性自由之美;向外,他们发现了山川自然之美。他们孤独地站在历史的云端,前无古人,后乏来者。
然而,时光的演进总令人伤感。
东晋末年,北府兵将领刘裕掌握了权力,并在公元420年夺取了司马家的江山。出身寒微的刘裕在某种不自信下对名士阶层进行了全面打击,并恢复了儒家的正统地位和皇权政治。公元433年,以谢灵运被杀为标志,魏晋之风正式熄灭。尽管之后有隋唐的开放气象,更有宋明的发达商业,但背后多少都拴着一根儒家的绳索,紧紧地束缚着中华文明。
现在,千年已逝。
当我决定写一部有关魏晋的书时,除了隔空怀念外,更多是为了向那个乐旷多奇情的绝版时代致敬。
既然写魏晋,就得面对南北朝时刘义庆所编的《世说新语》。作为古代士人的枕边书,它千百年来畅销不衰,一代名士的趣闻逸事通过它而保存下吉光片羽。明代学者胡应麟有一个著名的评价:“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忽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鲁迅的说法是:“记言则玄远冷峻,记行则高简瑰奇。”李泽厚则称:“《世说新语》津津有味地论述着那么多的神情笑貌、传闻逸事……重点展示的是内在的智慧、高超的精神、脱俗的言行、漂亮的风貌。而所谓漂亮,就是以美如自然景物的外观,体现出人的内在的智慧和品格。”或者可以这样说,以这部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志人笔记为线索来梳理、描绘与解读魏晋时代,既是捷径,又是正道。
但这也不仅仅是一部向魏晋致敬的书。
因为,魏晋名士的率真旷达、超拔脱俗、珍重自我、爱惜个性的情怀,以及对内心和天地间自由的寻找,恰恰是我们这个精神浮躁、物质至上的时代所缺乏的。从这个角度看,这也是一部切近并反思当下时代的书。
4. 无咏絮之才,徒增效颦之人 啥意思
咏絮之才是指晋代有名的才女谢道韫,年纪很小的时候就会用“未若柳絮因风起”来形容雪花,后世用“咏絮才”来形容诗思敏捷的才女,如《红楼梦》里的林黛玉,判词中就用“堪怜咏絮才”来写她。
效颦是指东施效颦,春秋时越国的著名美人西施患有心疾,常有捧心颦蹙之态,楚楚可怜,人们更加称赞其美。同村有女子东施相貌奇丑,看西施这个样子被人称赞,她也学着皱眉捧心,结果别人一看就吓跑了。
无咏絮之才,徒增效颦之人 意思就是如果功夫不够,又没有才华和驾驭能力,就不要瞎创作,装腔作势、断章取义地胡乱模仿名家,不但学不到名家的长处,还跟东施效颦一样,适得其反。
5. 魏晋风度应犹在 名士风流几度存——读轻灵隽永的《世说新语》
中国的传统文人,尤其是宋朝以后的文人,留给后世的是怎样的形象呢?可能在大部分人心中,多是一种温柔敦厚、拘谨文弱的谦谦君子印象。
但中国历史上也曾有一个特殊的时期,文人是那般洒脱飘逸、张扬无羁、风流潇洒、个性率真,这恰恰是以乱世而闻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是一个战乱频仍、王朝不断更替的血色弥漫的时代。
在这个黑暗险恶的乱世中生活的人们,其生命常常飘荡在烈烈狂风中,不知何时忽地陨落。而也正是这个时代,是一个少有的个性觉醒的年代,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的一次思想解放,孕育出了一大批“风神潇洒,不滞于物”的风流名士。
魏晋风度,流光溢彩,千载之下,依然是让人神往,日本著名汉学家大沼枕山便写过两句汉诗:“一种风流吾最爱,魏晋人物晚唐诗。”《世说新语》便是魏晋风度的最生动写照。
它被鲁迅先生称为“名士底教科书”,是由南北朝时期刘宋宗室临川王刘义庆《403一444年)组织一批文人编写的。它记叙了东汉后期到晋宋间一些高士名流之言谈举止、遗闻轶事,全书一千二百多则故事,无论长短,皆是轻灵隽永,如山间清泉、林中空竹、苍宵白云,文人们潇洒富有个性的人生态度读来至今栩栩如生。
6. 为什么古人经常说魏晋人物晚唐诗呢
魏晋时期是一个战火纷飞,人命贱如芥末的时期,也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思想对当代文人影响最为微弱的时代。与两汉不同,他多的是“名士”,而绝少那种如蜗牛般负重不已的儒家学者。朝不保夕的政治生命让几乎所有的文人都无所适从,彷徨者有之,怀疑者有之,放诞者有之,欲罢不能欲说还休,更是当时文人的共同生态。后人因这一群体的飘逸高蹈,因这一群体的优雅生动,而视之为神仙中人,企羡不已。
院籍驱车不择径而行,无路而返,然后痛哭不已。太白所谓“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的诗句,简直就是为此辈量体裁衣而定作的了。
魏晋人物他也没生活在火星,所以,在身为后人的我们读来,他们是如此的生动鲜明,飘逸优雅。虽然,当年的他们,在这优雅的背后,实在有着太多的流也流不尽的血泪。当嵇康举着他那把沉重的铁锤,默然不语,吭哧吭哧地锤击着熟铁的时候,当他在数千太学生的围观上即将殒命的时候,当他将广陵散一曲“轻扰慢捻末复挑”的时候,生命的高贵,就在阳光下昭示。如刘义庆辈,如藏荣绪辈,如干宝辈,如陈寿辈,等等,是他们,给中国的魏晋人物绘下了一幅凄艳绝伦 ,壮观无已的长轴写真卷子。这卷子,足够人类读到人类史的终极。
王右军的书名在生前就已冠绝天下,任何一个人得到他的任何一小幅墨迹,都足以让此人欣喜若狂而夸耀不已。但他本人显然对此漫不在乎,仅仅只为了换取道士手中的几只鹅,他就可以为专为这道人写下长卷黄庭。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念在这里荡然无存,而艺术的高贵与冷艳,也在这里轻若微尘。这有些不可想象,然而却绝对真实,真实得,就象你我每天去菜市场购几颗白菜,或是象现在我们手头正在点燃着的香烟。当我们还在为所有的现实利害而左右权衡,惶恐不安,彻夜失眠的时候,也许我们该读一读《兰亭集序》的这句“修短随化,终期于尽”了。惟其如此,生命的本体意义,才让他,以及他的同侪,演绎得如此的酣畅淋漓,清香四溢。
晚唐诗风,一向被人视为颓废美的代表,在中国传统文评中,地位其实不高。但文字的华美与意境的优雅,也一向为人们所公认。特别是唐末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的问世,更在这一点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这诗品本身的文字,也非常的优雅暧昧,成为后人关注争执的焦点。就我个人理解,诗品本身,只用他的文字重新构架了一种诗美的表现方式,至于说到在理论上的深入阐述,基本上是泛善可陈了,比如这句“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吧,当然,我们也确信这样的诗句是美不可言的,不过呢,说诗毕竟非同说禅,尽管不可言,我们总还得尽最大努力最大可能,争取把他说清楚,说透彻,而不是叫读者去猜谜语。不是一句“不可说”就可以打发了事的。而且,即算是说禅嘛,也还是“不离文字,不即文字”的,登岸舍筏可以,但登岸之先,也还是借用了筏嘛。
李商隐的无题七律,一直为后人所欣赏。即算在当代的读者群中,我相信喜爱他的人也不在少数。不必讳言,我也在其中。李商隐的诗,颇有些现代诗风。破空而来,无所依傍,这也是让后人们觉得困惑乃至产生执的原因。他的这种诗风,在中国旧体诗史上,基本上算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号了,所以,有人把李商隐当作晚唐诗人的杰出代表,我对此不敢苟同。他不同于其他诗人,在作品中对作此诗的缘由或是情结作出了某种程度的交代,甚至连诗题,他也吝于一言。至于后来的江西诗派把他拉来了作祖师,那更有些象穷措大乱攀亲了。这些公案,不提也罢,在文艺理论上的拉帮结派,一直就是中国旧文人的一种陋习,那也只是他们把政治上的党同伐异的作风借到文艺的圈子里来使用了,无足挂齿。
太多了,有太多的小故事让我们为之悲,为之喜,为之吟,为之叹,为之低徊,为之痛饮。所以,就有人以一种极为凝炼的总结方式将之美化,最后名之为“魏晋人物晚唐诗”。将一个群体的生命方式与一种诗风相提并论,这中间的审美趣味先就让人沉思不已。现代的审美理念告诉我们,当一种美成为一种象征意义而高悬的时候,他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就是,这种美是大多数人所欣赏赞叹的,第二则是,这种美同时又是大多数人所没法体验的。所有的欢喜赞叹,都只是一种逻辑推理,这当然也包括了正在说这话的这个我。事实上,任何事物美化成公式或是定理之后,这时候的美,其实已与当初的美的真实没有多大关系了。钱钟书在他的《谈艺录》一书中有过这么一段话,颇能旁证此理,“盖在己则窃喜擅场,遂为之而不厌,由自负而至于自袭,其在于人,佳则动心,动心则仿造,仿造则立宗派,宗派则有窠臼,窠臼而变滥恶,是则不似,似即不是,以彼神奇,成滋臭腐。”钱老在这说的是诗风的初成与流变,其实把他拿到美学领域,同样适用。
7. 为什么谈到“风流”,有人只称“魏晋人物晚唐诗”
纵观历史能称得上真风流的,只有“魏晋人物晚唐诗”。魏晋的一切魅力都源于那个时代的名士。前有建安七子,中有竹林七贤,最后还有其集大成者--陶渊明。而竹林七贤又是最有具神秘色彩,留下最多传说,让后世之人最津津乐道的。竹林七贤指的是晋代七位名士: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和王戎。他们放旷不羁,常于竹林下,酣歌纵酒,谈古论今,评论时政。他们其中抑或性情旷达且才高志远的才子,或者文采翩翩,或者官高名大。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喜高逸,嗜饮酒。魏晋士人的放浪形骸,因缘于乱世纷争、礼乐崩坏在心理上所造成的无尽的痛苦,是对世事洞彻之后所做出的无奈的抉择。酒成了魏晋名士的象征,同时因为魏晋对中国历史的影响,酒更成了中国浪漫主义文人的杯中物。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莫过于诗仙李白了,李白嗜酒众所周知,就连他的死也传说是晚上坐船赏月,因醉酒后跳进湖中“捞月”而溺死的。巧的是在李白之前被人们称为诗仙的曹植,曹子建同样也是嗜酒如命。而他正是魏晋风度的开创者之一。
文学,是一个时代的印记。晚唐时代,由于动乱末世的原因,人们普遍受到比初、盛、中唐时要远为严重的生老病死等来自现实生活的磨难,而作为读书士子的文人们,为了功名举业、仕宦前途,还要忍受比一般人更为沉重的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等种种心灵的痛苦,所以晚唐诗人更多的是与佛教结缘。佛教最基础的“苦谛”理论中的“人生是苦”的教义便深深切入了不少晚唐诗人的心灵。叹老嗟卑、伤时怨命甚至咒天骂地的声音充斥弥漫于诗坛。
晚唐诗风,一向被人视为颓废美的代表,在中国传统文评中,地位其实不高。但文字的华美与意境的优雅,也一向为人们所公认。特别是唐末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的问世,更在这一点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这诗品本身的文字,也非常的优雅暧昧,成为后人关注争执的焦点。
所以,就有人以一种极为凝炼的总结方式将之美化,最后名之为“魏晋人物晚唐诗”。将一个群体的生命方式与一种诗风相提并论,这中间的审美趣味先就让人沉思不已。现代的审美理念告诉我们,当一种美成为一种象征意义而高悬的时候,他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就是,这种美是大多数人所欣赏赞叹的,第二则是,这种美同时又是大多数人所没法体验的。所有的欢喜赞叹,都只是一种逻辑推理,这当然也包括了正在说这话的这个我。事实上,任何事物美化成公式或是定理之后,这时候的美,其实已与当初的美的真实没有多大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