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初唐四杰”提出了哪些诗歌革新主张

力求摆脱齐梁诗风，突破宫体诗的狭小范围，扩大了诗歌的题材，加强了诗歌的抒情性和艺术表现力。

1 、“四杰”对诗歌创作题材领域的开拓

“四杰”活跃于高宗、武周朝，与当时的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选官制度由贞观时期的关陇贵族军事集团的垄断到武则天时广招寒族地主入仕的变化，彻底改变了诗人队伍由宫廷文人一统天下的格局，下层知识分子纷纷走进诗人队伍。所以，唐初从太宗朝到高宗、武周朝的变化在整个文化领域里的影响，实质上就是文人队伍在阶级结构上的变化。“四杰”能使诗歌创作题材“从宫廷走向市井”，“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是由他们的阶级出身决定的。纵观“四杰”之前诗歌创作题材的发展，我们不难寻绎出他们和前代诗歌的渊源关系。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四杰”对诗歌创作题材的开拓，只是相对于六朝以来，特别是太宗朝在诗坛上占主导地位的宫体诗而言的。实际上，“四杰”所能涉及的题材，都可在前代诗歌中找到根据。但是，“四杰”毕竟做出了符合他们时代发展要求的变革，他们在题材领域的继承和开拓，是以大量的创作实践为支撑的，这就为“盛唐之音”的到来，提供了艺术表现的广阔天地。刘开扬先生把“四杰”的诗歌创作题材划分为“抒情诗”、“写景诗”、“咏物诗”（《唐诗论文集》），杨柳、骆祥发先生把骆宾王诗的创作题材划分为“抒情诗”、“边塞诗”、“景物诗”，“其他方面题材作品”（包括“咏史怀古诗”、“艳情诗”、“吊唁诗”）（《骆宾王评传》第十二章）。

2 、“四杰”对“宏博”的美学追求

所谓“宏博”，是指文学作品里所表现出的恢宏博大的感情基调。杨炯在《王勃集序》中，指责了“龙朔初载”、“争构纤微，竟为雕刻”的文风，这种文风“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显系齐梁余绪。而称赞王勃的创作“以兹伟鉴，取其雄伯，壮而不虚，刚而能润。”使得“词林增峻”，“反诸宏博，君之力焉”，“诚壮思之雄宗也”。

3 、“四杰”恢复了对文学抒情功能的重视

抒情功能是文学最基本的功能之一。宫廷文人们由于深受形式主义文风的毒害，加上他们生活环境和视野的局限，自然无法创作出“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 的文学作品。文学的抒情功能在他们手里不可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四杰”，特别是王勃、骆宾王则在他们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中恢复了对文学抒情功能的重视，这也构成他们文学革新实绩的一个重要方面。

4 、“四杰”坚持了文质并重的文学思想

对于齐梁一味地讲究词藻、要求声律以及堆积典实的弊病，“四杰”虽然在理论上给予了矫枉过正的抨击，但在创作实践中，他们并未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基本上遵循了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于继承中有创新，使这次文学革新的步伐能够得以稳妥地向前迈进。在“四杰”的诗歌里，讲究词藻、声律，隶事用典，都是为了表达诗歌的主题思想服务的，而不仅仅是为了形式上的华丽。在这里，词藻、声律、典故都处于从属地位，它们只是表现的手段，而不是所要表现的主体内容，这是“四杰”诗在构思方面和齐梁诗的本质不同。齐梁形式主义诗风的畸形发展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诗人本末倒置地把词藻、声律和隶事用典作为表现的主体，没有比兴寄托，“骨气都尽，刚健不闻”。“四杰”正是在这一点上看准了齐梁诗弊的症结所在，把“兴寄”、“风骨”等重要素质注入到诗歌创作之中，并使之居于主导地位，这样，就使得内容和形式，“质”和“文”的关系较之齐梁起了质的变化，这一变化必然促进形成因素朝着有利于文风改革的方向发展变化。“四杰”诗的遣词造句多继承和沿袭齐梁，有些甚至套用成句，但是，就诗的整体效果来看，“四杰”诗远胜齐梁。因为齐梁有好句无好诗，而“四杰”继承、沿袭，甚至套用这些好句，用来为自己所要表现的充实刚健的思想内容服务，从而达到了“文质彬彬”、“藻耀而高翔”的艺术境界。卢照邻的《长安古意》、骆宾王的《帝京篇》可以说是这种继承的典型例证。诗人在对齐梁歌行体继承的同时，发挥了他们善于作赋的特点，使本来就冗长的这一诗体更见其长，并在辞藻的华靡、章法的铺陈、字句的雕琢、描写的细腻方面较之齐梁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他们诗中所表现的那种恢宏的气势、博大的感情力量，却是齐梁的同体诗作无法比拟的。

在对偶诗句的运用、声韵格律的讲求以及隶事用典等方面，“四杰”的诗也表现了于继承中有所创新、有所发展的特点。前引各诗俱可看出其继承与发展之所在，兹不赘述。

2. 古代文学唐朝诗风革新的作用及成就

作用

唐代诗文革新运动以其鲜明的文学理论和丰富的诗文创作，在初唐时彻底清除了齐梁余风之后，即进入盛唐诗文创作的繁盛时期，紧接着的两次意义重大的诗文革新运动更是开创了中唐文学的新局面，也影响着晚唐乃至后世诗文的发展，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成就

一 、初唐：“四杰”拒齐梁诗风，子昂创“兴寄风骨”

唐代诗文革新运动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初唐（从高祖武德元年至玄宗先天年间），这是盛唐诗歌大繁荣的预备阶段，诗人们渐渐走出南宋齐梁绮艳之风和梁陈宫廷之风。王、杨、卢、洛四杰一登场就对这种华靡之风加以批判，主张诗歌应该反映现实生活，指出诗歌应有“刚健”和“骨气”。 到陈子昂步入诗坛，开风气之先，让唐代文学从理论和创作上彻底摒弃了齐梁余风，走上了蓬勃发展的道路。正如刘克庄所言：“唐初王、杨、沈、宋擅名，然不脱齐梁之体。独陈拾遗高唱高雅冲淡之音，一扫六代纤弱，趋于黄初、建安矣！太白、韦、柳继出，皆自子昂发之。”（《全唐文》卷二百三十八，清嘉庆刻本）①高度评价了陈子昂对唐代诗坛做出的贡献。

二 、盛唐：诗歌创作大繁荣，不因理论尤“运动”

唐代诗文革新运动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即盛唐（从玄宗开元年间至太宗大历初年），这是诗歌的大辉煌大繁荣时期。诗歌创作获得了空前绝后的发展，达到了风骨声律兼优的唯美境界。这个时期涌现了大批诗中高手，如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还有王孟、高岑、韦应物、刘长卿、王昌龄等等，真是不尽长江滚滚来。诗歌创作空前繁荣而诗歌理论却颇为沉寂，理论的发展似乎明显滞后于创作实践。然而盛唐诗人作为唐代文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文章创作也是百川中的一支。他们不同于理论家，而他们的

鲜明的创作风格和独特的个性色彩，却将深深地影响到后世的理论和作品创作。故而他们的文章创作同理论家的创作一样，对唐代的诗文革新运动起有促进作用。

三、中唐：“元白韩柳”齐上阵，“乐府古文”新运动

唐代诗文革新运动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即中唐（从代宗大历年间至穆宗长庆年间），这是唐诗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时期，也是继盛唐之后的又一个繁荣时期。这个阶段的前期由于社会的动乱和王朝的衰微，诗人们失去了开阔乐观的精神风貌，诗歌也出现了“气骨顿衰”的不争气象，就是号称大历十才子的诗人们，也出现了一种渐入雕饰，追求丽词的倾向，有种颓废的味道。到了中唐后期，诗人们的精神重新振作了起来，唐诗出现了“新变”，各种风格流派争奇斗艳，显示出大活跃的景象。至贞元、元和年间，由于出现了韩孟、元白两大风格迥异的流派和刘禹锡、柳宗元等风格独标的名家，经由元白诗派新乐府诗歌理论的带动和韩柳古文革新运动的力推，唐代的诗文创作再次出现了大繁荣的局面。

四、晚唐：诗虽衰有小“李杜”，文渐末出新“词体”

唐代诗文革新运动发展的第四个阶段，即晚唐（从懿宗咸通初年到唐王朝灭亡）。中唐诗文高潮到唐穆宗长庆时期逐渐低落，在国运衰微的影响下，晚唐诗歌面貌再次发生变化，由盛唐的雄健壮丽，转而为哀婉凄艳。晚唐诗人以李商隐、温庭筠、杜牧三

人为代表，尽管为晚唐诗增添一份新的色彩，却也难以抵挡唐诗衰微的洪流。

3. 谁继初唐四杰之后大力倡导诗歌革新

陈子昂

陈子昂《修竹篇序》提出了诗歌革新的正面主张：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昨于解三处见明公《咏孤桐篇》，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遂用洗心饰视，发挥幽郁。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

在唐诗发展史上，陈子昂这篇短文好像一篇宣言，标志着唐代诗风的革新和转变。

陈子昂是唐诗开创时期在诗歌革新的理论和实践上都有重大功绩的诗人。

杜甫称赞他：“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千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篇。”

韩愈称赞他：“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都对他在唐诗发展上的功绩有高度的肯定，也反映了唐代诗人的公论，至于他的《感遇诗》直接启发了张九龄《感遇》和李白《古风》的创作，李白继承他以复古为革新的理论，进一步完成唐诗革新的历史任务，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陈子昂在散文革新上也是有功绩的。他文集中虽然也还有一些骈文，但那些对策、奏疏，都用的是比较朴实畅达的古代散文，这在唐代，也是开风气之先。

所以唐代古文家萧颖士、梁肃、韩愈都对他这方面的努力有较高的评价。

4. 初唐四杰在唐代诗歌史上的地位怎样

初唐四杰 的历史地位与重大贡献

诚然，贞观君臣学士最早对唐朝诗歌进行纠偏改良，倡导中和雅正的文学，一改六朝浮艳轻靡的文风，使诗创作走向清丽典雅的道路。可惜上层贵族的创作多以奉和应制与歌功颂德、游宴唱酬而愉悦性情为总归，这种改革实质上只是一次宫廷文学的内部调整，其意义在于为唐诗的开创清扫了道路。以初唐四杰为代表的寒素诗人崛起于诗坛，才真正为唐诗的创建带来勃勃生机。他们在唐诗发展史上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他们共同反对上官仪之流的文风，力图冲破齐梁遗风和“上官体”的牢笼，在客观上和“上官体”形成了对立的局面，表现了改进齐梁诗的新局面。四杰诗和那些写应制诗或入朝诗见长的上官体不同的地方，即是文风的纤细与否，是与其内容上的根本歧异有关的。上官体局限在描写大臣生活的狭小圈子里，限于单纯描写殿苑风光，用空虚的词藻歌颂皇帝和皇族，内容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正是它的毒素的所在。而四杰诗的题材范围相当宽广，它的表现力的深度和感情也较为接近人民。尽管他们也无法避免封建文人的命运，不能不匍匐在帝王的膝下，但不同于一般的宫廷文人，他们进入仕途的目的不是单纯的个人物质福利和享受，他们渴望建功立业，也不是以文事人，仰人鼻息，而有着独立的人格和高尚的情操。这种复杂性也就决定着他们诗歌内容的特殊状态。明代陆时雍《诗境总论》评云：“王勃高华，杨炯雄厚，赵邻清藻，宾王坦易，子安其最杰乎？调入初唐，时代六朝锦色。”所谓“六朝锦色”，是指他们的诗仍有六朝宫廷诗的斑斓色泽，但是宫廷诗风毕竟不是他们诗歌的主导倾向，他们文化生活的价值在于承袭基础上的革新：“正如宫诗体在卢、骆手里是由宫廷走道市井，五律到王、杨的时代是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汉。”②四杰都重视抒发情怀和不平之气，面向市井，写个人生活情怀，也写沧海桑田的感慨，思索人生的哲理。在仕途上，他们都坎坷不遇，背景离乡，辞亲远游，过州历府，聚集京都，结交天下豪俊，渴求达官显贵，进而科举应试，为人府属，外出做官，甚至从军边塞。梁实秋有云：“年小而名高e69da5e6ba90e799bee5baa6e997aee7ad9431333361303561，命运多坎坷。”而正因为这样，使他们接触了较为广阔的社会生活，大大扩展了生活视野，激发起广泛的创作激情。同时也促使他们把诗歌从狭隘的宫廷转到了广大的市井，从狭隘的台阁移向了广阔的江山和边塞，开拓了诗歌的题材，丰富了诗歌内容，使诗歌摆脱了颂隆声，助娱乐的虚套，面向广阔的时代生活，用现实的人生感受，恢复了诗中清醒而严肃的自我，赋予了诗歌新的生命力，提高了诗歌的思想意义，展现了带有新气息的诗风，推动了诗歌向着健康的道路发展。

5. 陈子昂诗歌革新的时代背景

《新唐书‧上官仪列传》中说：「高宗即位，为秘书少监，进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仪工诗，其词绮错婉媚。及贵显，人多效之，谓为『上官体』。」所谓「绮错婉媚」的「上官体」，实际上就是齐梁诗风的馀绪。杨炯在《王勃集序》中，也谈到当时诗坛的风气，他说：「尝以龙朔初载，文场变体，争构纤微，竞为雕刻。糅之以金玉龙凤，乱之以朱紫青黄，影带以徇其功，假对以称其美，骨气都尽，刚健不闻。」这里所批评的，就是指沿袭齐梁诗风的「上官体」。这说明高宗龙朔前后的诗坛上，齐梁诗风仍然十分盛行。因此，继续清除浮靡轻艳的齐梁诗风的影响，依然是这一时期的重要课题。

在诗歌理论上大力扫荡齐梁诗风的影响，态度最激烈、成绩最大的，除了「初唐四杰」之外，还有陈子昂。陈子昂在他那篇著名的〈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说：

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徵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

这可以说是一篇批评齐梁绮靡轻艳诗风的檄文。它的意义不只是在於态度鲜明地反对齐梁诗风，更重要的是提出了「风骨」、「兴寄」、「风雅」等对诗歌发展的美学要求，从而解决了矫正齐梁诗风的方法问题，在理论上指明了唐代诗歌的发展方向。